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宋代是水上航行大发展的时代,水上航行中的神灵信仰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出现若干新变。宋代水上神灵形成了从四海四渎神到川泽风雨神的层次高低,正祀、淫祀、中间地带神灵的正式与非正式划分,以及本庙与行祠等构成的交错复杂的神灵体系。宋代原有水上神灵信仰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同时新创了若干航行所需的护航神灵信仰。宋代水上神灵信仰体系的完善及其新变化是宋代历史发展新特点的直接反映。     

明清陕北方志中的农业信仰风俗探析

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特殊的农业信仰风俗,包括自然神和天象神、农业先祖神、龙王等灵物、畜力神、祈子神以及其他和农业灾害相关的神灵信仰及各种神灵报赛和庙会等习俗活动。这些神灵信仰从不同角度反映或影响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     

浙江民间信仰概述

浙江的民间信仰多姿多彩,崇拜的神灵千奇百怪.这些神灵不外乎:一,将曾有惠于乡人的人物神化,立庙供灵,逐渐演化为神灵;二,人们希冀年年丰收、趋吉避祸、平安顺利,造出许许多多的神灵来“佑护”自己.属于后者的民间信仰,因各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不同,所崇奉的神灵也不同.现按不同的自然和经济状况划分为浙北、浙东、浙西南三个区域,探究一下当地的民间信仰.     

庙会重建中的文化生产--以妙峰山传说为分析个案

在民间传说中,有一部分和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对于这些传说,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探讨。安德明指出这类传说首先起到了解释信仰体系的作用,其次,这类传说在解释的基础上又使得信仰观念通过口耳相传而不断传承,并且强化着对神灵的信仰。这些口头传诵,都表达着人们对于神灵及其他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观念。岳永逸探讨了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传说,指出不同的庙会传说内涵是丰富多样的,它不仅仅记载着神灵的故事、庙会的演绎,也暗含了庙会所在的村落曾经发生的事件与行为,以及村落的人们——庙会时期的香客——对这些事件的记忆与解释,尤其他他们自己生存空间的想象和维护。     

略论宋代民间神祠信仰的塑成范式——以城隍神信仰为中心

两宋时期是中国民间宗教与一般意义民众信仰建立塑形的关键时期。宋代所记录的民间信仰事件与民间神灵、祭祀场所的出现都冠绝于历代。在政治经济条件的改换下,民间神祠受同时受到来自士人精英文化与新兴起的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二者所带来的压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俗与宗教格局。本文试以城隍神信仰为例,分析传统儒道思想与新兴文化对宋代民间神祠信仰模式的牵制与塑造作用。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奶奶"是鲁西地区对女性神灵的一种称谓。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是该区域流行的奶奶信仰。明清以来,三种奶奶神灵有着各自的神缘脉络,又相互借鉴与影响,进而形成鲁西区域社会特殊的层累与融合方式。信仰人群与神灵"交流"的时代变异,导致了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信仰研究模式,将"文化符号的创造与借鉴"、"信仰观念与礼仪实践"作为区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农村神灵信仰调查研究——以甘肃省榆中县黄坪村为例

由于黄坪村当地干旱的咱然条件和落后的经济文化现状等因素,所以当地庙宇中主要供辜平西龙王、白马爷、城隍爷等神仙。黄坪村神灵信仰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数目杂多、神秘性、自发性的特点。并且这种信仰也深刻的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     

《三茅宝卷》的信仰叙事建构

神灵"三茅"同时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系统。各系统为了将三茅信仰传播至民间,均通过《三茅宝卷》讲述神灵修道事迹。由于精神追求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会利用不同的叙事对宝卷内容进行不同层面的民间化调整,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三茅形象,并影响后续的神灵信仰发展。     

煤窑神信仰与民国初年的山西大同矿区社会

煤窑神是与煤矿生产紧密相关的人群崇信的神灵,也是煤炭业的行业神。民国初年大同矿区小煤窑林立,煤窑神信仰普遍存在。由此,由煤窑神信仰也引申了一些关于煤炭生产的禁忌。煤窑神信仰神灵体系的存在,体现了行业发展对神灵的要求和塑造。由煤窑神信仰阐发的禁忌是煤矿工人对煤炭生产经验的总结。窑主、人伙柜和窑工从各自利益的立场,以煤窑神名义阐发了窑规,体现了他们对生命境遇的认识和对生存话语权的争夺。     

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冀北的女性灵媒与女神信仰

冀北民众的信仰生活基于"神灵的归属"可划分为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两个类型。在信仰动态视角下,通过对冀北女神信仰与女性灵媒的民族志描写及相关史料研究,详细描述了冀北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这种动态流动表现为"私神—灵媒—群众—公神"之间的互动。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流动模式显示了一种宗教经验的研究路径,架构起了个人经验与共享文化的联系。     

建构、维系与重构——评刘道超《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

无论是在宗教学领域还是在民俗学领域,民间信仰研究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数民俗事象往往有民间信仰的成分,各种神灵鬼怪信仰广泛流布于民间,且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复合性。民俗学对民间信仰的研究视角有别于宗教学。在民俗学领域,学者们习惯于将民间信仰置于活生生的民俗生活中进行动态把握,注重民间信仰产生、发展的生活语境。     

道教文化中“北帝”的信仰及发展

北帝是道教的神灵,他最初只是酆都地狱的掌管者,是地位低下的鬼官。在南北朝末至唐代和北宋末年以后,北帝的信仰先后两次发展,北帝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围绕着北帝出现了新的庞大的神灵体系,北帝信仰也从一部分道士的信仰发展成为整个道教的主流信仰。而北帝信仰的第一次发展是众多道士推崇的结果;北帝信仰的第二次发展则与北宋朝廷的推动有关。     

“海丝”视角下: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与日本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上)

隐元东渡实为兴福、崇福二寺的邀请,因崇福寺大檀越福清人列名邀请名单。长崎华侨华人社会信仰的佛教,属禅宗又兼容海神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这是中国长江以南沿海普遍存在现象在长崎的再现,且与其海洋活动相关。隐元抵长崎弘法,将兴福、崇福等寺原先以妈祖、关帝等神灵信仰为中心的佛寺,转变为以习佛修禅为中心的禅宗丛林,华侨华人在"唐三寺"中信仰妈祖等活动仍然延续。反映了既对长崎华侨华人社会多样性信仰的尊重,也着意华侨华人社会佛教信仰品质的提升。     

论隋唐五代民间神灵崇拜的整合

隋唐五代时期是民间神灵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强大的经济文化发达相适应,民间信仰的领域内同样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的各路神灵各行其道,交相辉映;由社会环境变迁而新兴的神灵在民间信仰的领域里各逞其能;与此同时,在统一大帝国的文化语境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又相互交织,诸路神灵在潜移默化中整合出新的队伍。这新型神灵体系的建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公信仰研究的新进展

正可以说,关公信仰是一种非常典型和普遍的民间信仰。作为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关羽,何以会在历史潮流相互交锋、激荡、融合的漫长展开中演变为一个广为民众信仰和祭祀的神话般人物,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热衷钻研和讨论的话题。关公信仰早已成为世俗生活与神灵世界交通的一种经典文化符号,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不断地得以建构、诠释、流传,由此从信仰与秩序的视角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再造中丰富多样的厚重画面。     

元代亦集乃路自然灾害与信仰初探

黑水城出土文书为研究元代亦集乃路自然灾害和社会信仰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原始材料。地处西北边陲的亦集乃路自然环境恶劣,各种灾害频发。面对种种自然灾害,官民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祀神活动。官方崇祭的神灵倾向于社会整体中的公共价值方面,而民间信仰则突出神灵能否为自己带来福祉。通过文书可以发现,亦集乃路地区社会信仰具有传统性、务实性、多元性等特点。     

将军信仰仪式的人类学考察——以半田村为例

中国的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尤其在农村地区,信仰形式多样,神灵种类繁多。将军信仰是福州义序半田村的村落民间信仰,其信仰对象是将军,信仰覆盖范围仅限半田村。本文以人类学的田野观察法,深入实地,在翔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描述将军信仰仪式活动,展现村落生活文化的精彩。     

从神灵空间到生活世界：明清以降关林庙与一个地域社会网络的形成

关林庙是地方社会以崇拜关羽为核心而形成的特定神祇空间。明万历中期,多元社群开始大规模扩建与修缮关林,力图构建社会共同敬奉和祭祀关羽的神灵空间,关林庙会相伴而盛。国家权力对关羽信仰体系的褒封性介入,使其被赋予的政治性色彩日益浓厚,俨然成为官方控制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手段。同时,时代变迁与社会文化嬗变促使关林庙宇由单一祭祀神灵场所演变成融祭祀表演、商品交易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互动交流空间,进而形成一个整合民众交际行为且蕴含多元功能的地域社会网络。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宋代闽南民间信仰——清水祖师崇拜

清水祖师又名蓬莱祖师、普庵祖师等,俗称祖师公,原是宋代的一名憎人,死后成为闽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俗神。而对于清水祖师是佛教神灵还是道教神灵,或者纯粹是民间俗神,从古至今所见不同,未有定论。本文认为,清水祖师信仰既非佛教也非道教,它是由佛教与道教融合而形成的民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