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

汪精卫死前曾留下《最后之心情》一。在该中,他竭力为自己投日卖国辩解,至死不忘反苏防共,乞求国人同情宽恕于他．叮嘱亲信务必实现宁渝合流。但历史是无情的,汪精卫的汉奸罪名是洗涮不掉的;     

“孙中山”名字的由来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开创共和,建立民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孙中山的名字也与其革命生涯紧密相朕。 湖北籍旅日华侨王佩叔是位著名的爱国人士。他痛恨封建专制,同情民主革命。孙中山原名孙文,一度住在王家,为避免反     

成仿吾文学批评简论

成仿吾是现代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多元发展的文艺方针,强调建立一个"艺术的世界",提出文学批评应有"同情"与"超越"。从具体的批评实践看,他的"同情"显然更在他的同志一边,而他的"超越"一方面凸显他的独特,但有时显偏激与片面,造成某种倾斜。     

闻一多在贵州的七幅速写

本简要的地阐述了闻一多先生留学过程及“七．七”事变后途径贵州，面对流离失所、满目疮痍的现状，表现出来的同情劳苦人民大众、对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和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速写，不仅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状，并表达出他个人的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亚当·斯密的历史叙述与其人性科学

亚当·斯密提出人类历史分为四个时代,但并非"经济决定论"。斯密在其历史叙述中论证的不是他对生产方式的看法,而是对人性的认识。在他看来,人类有其固有的而非僵化的本性:交换倾向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而交换能力则是推动经济进程的动力;它们的最终依据是人类的同情共感,而人类的法律和治理则完全依靠同情共感。人类社会的秩序借助同情自发地形成,并在法律和治理的历史中演进。斯密著作中的历史叙述表明,他讲述的所有故事,最终都是其设计的人性科学体系的注脚。     

简论《西游记》女性观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在《西游记》中,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同情妇女、批判传统女性观的思潮被作者吴承恩以神幻滑稽的情节反映了出来。《西游记》中批判封建妇道、批判封建夫权、嘲讽封建纲常伦理、同情女性命运的诸多情节,折射出吴承恩智慧、悲悯、正义的人性光芒,也体现出他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     

论20世纪初旅美华侨的反排华游说——以伍盘照为中心

本文以伍盘照的反排华演说活动为线索,揭示旅美华侨的游说活动在遏制美国排华言行、促使美国政府对禁外华人实行宽松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非官方大使"伍盘照的游说外交不但缓解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傲慢和敌视心理,更使旅美华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同情,这对于保护实际上在斗争中失势的华侨而言意义重大。伍盘照通过"美国式"的幽默、理性和雄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无爱国心"、"不归化"或"素质低下"等刻板成见,并因此获得他本人极为看重的"口笔权"。正是这难得的"口笔权"使他在反排华运动之后仍有机会参与各种公民团体组织的巡回演讲,作为"形象大使"在美国公众生活中重建华人与中国的形象。     

傅斯年怒斥孔宋豪门

1948年是国共两党决战的一年。当时，无需察看战场上的实力变化就可以做出人心向背、大势所趋的判断了。《世纪评论》刊登了傅斯年一篇气势不小的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被称为“傅大炮”的国民党“清流”人物傅先生质问宋子文：“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     

为启蒙和大革命“纠偏”——基佐的宗教思想与实践

作为法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享有盛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基佐已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作为新教徒的基佐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1814—1848年,基佐专注于政治思考和实践。不过从他对启蒙和大革命的反思,他在任公共教育大臣期间颁布的《基佐法》,以及他对天主教自由派争取教育自由的支持中,可以窥见宗教在其政治设想中的位置。1848年退出政治舞台后,基佐专注于宗教思考与实践,在新教团体担任要职并出版了几部宗教著作。基佐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以及调和天主教会与新教会、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努力,构成了19世纪法国同情宗教的人士为启蒙和大革命的反宗教倾向"纠偏"努力的一部分。他的成败也折射出大革命后法国在政教问题上遭遇的困境。     

拳拳游子意，报得三春晖——陈独秀为嗣母谢氏养老送终叙略

陈独秀从青年开始，即投身改造中国的革命运动，先是参加反清的辛亥革命，接着反袁世凯的专制复辟，继而创建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一生东奔西走，浪迹天涯。家庭的亲缘极难相聚相欢，更谈不上顾及其亲人的生养死葬。陈独秀的生父去世，他才一岁多，不懂人事；他的母亲查氏逝世，他正在东北，等他与兄长孟吉赶回安庆，母亲已是“长已矣”，早已入土，未能得见一面；他的嗣父陈衍庶病死时，他正逃亡在外。     

浦志强在重庆

被劳教的“苦主”们,和同情并声援他们的人中,以及浦志强的粉丝里,不乏有产者。浦志强在援助劳教人士（目前他只选择因言论被劳教的案件）,别人也在帮助他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

我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素昧平生到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为他写了十数万字的内参,实在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反对那场动乱,同情“文革”中科学家们的遭遇所致。     

范仲淹心系苍生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小时候家里很穷,全靠母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在钱米最匮乏之时,母亲每天只能给他煮米粥喝。去学校读书时,只能把凉了的米粥划成块带到学校充饥。同窗中有一位太守的儿子,对他很是同情,把好吃的东西带给他。但他原封不动,一口也不吃。     

《人论》

正历史学的确是一部关于激情的历史,但如果历史学本身试图变得充满激情,那它就不再是历史了。历史学家本人绝对不能表现出他所描绘的那些感情、暴怒和疯狂。他的同情是充满理性和想象的,而不是富于情感的。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二）

互表衷肠 当张学良因“剿共”失利,异常苦闷时,杨虎城没有因为张碰了钉子而幸灾乐祸,反而对张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关怀。他亲赴张的住处进行慰问,并再次劝说张不要跟着蒋盲目走下去,应该走自己的抗日之路。这样接触多了,张学良就把心中的苦闷,对蒋介石的不满向杨诉说。两人的关系拉近了,逐渐发展到政治上可以相互谈心。张对反蒋心存顾忌,开始讨论的问题只局限在如何实现抗日上。这样,张杨两人先是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我经历顾顺章叛变后的白色恐怖——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六)

躲过顾顺章叛变引发的大搜查我被王明领导的中央停止工作以后,十分苦闷,要求工作,连续上书中央,没有结果,最后一次请陈郁同志亲自把信交给王明,申辩我被停止工作是没有理由的,党员应在党的组织中做一定的工作,为什么剥夺我的革命工作权利?王明回答是:你必须彻底检讨,承认反四中全会决议的错误,才能分配工作。我当然不能按照他的命令行事,我不能在原则面前屈膝。陈郁同志非常同情我,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常来看我,并把我住的地方作为党的秘密文件存放之地。     

美国报人鲍威尔眼中的上海

鲍威尔是美国报人，１９１７年２月初次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后该报老板赛勒将报纸转让与他。从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止，他一直主持该报业务。因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即遭驻沪日军逮捕。迨至１９４２年夏，日、美两国交换外交官与新闻记者时，他被遣送回国。因拘禁期间受尽酷刑折磨，腿骨被打断，不能行走，由狱卒用担架抬上轮船。１９４７年在华盛顿病逝，享年６２岁。 鲍威尔尝著有《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又译成《鲍威尔对华回忆录》）。此书是他对自己于２５年间在中国…     

权力顶峰——王莽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王莽在夺权之前,夺取权力是其第一利益目标。在夺权的过程中,虽然有的手段极为残忍,但基本上行为谨慎、思考周到。在他成功夺权、登上权力顶峰之后,要成为与黄帝、虞舜等一样的圣王,还要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这是他的第二利益目标。在实现第二目标的过程中,他一改原来谨慎的行事风格,变得狂妄、非理性,并出台了没有可行性的复古新政,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造成"天下户口减半"。权力顶峰成为他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但新政中的某些措施,如"王田令"等似乎又包含有同情弱势群体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导致后人对他的评价矛盾重重,留下了一个至今未有定论的历史悬案。了解王莽夺权之前与夺权之后目标与手段,并确认新政中的同情弱势群体措施与王莽第二目标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对他及其新政进行客观准确评价的关键。     

傅增湘——最后的藏书家

新潮中堪称旧人,旧学却不乏新知。 他居高声显,被鲁迅骂过,被“海归”学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五四运动却又同情学生,保护蔡元培;他还首创女学,帮助过徐悲鸿、张大千、启功等人…… 退隐于那个时代,他却成了民国时期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大师;而今风流云散,他仍寂寂无名。此公便是川籍学人傅增湘。[编者按]     

泰戈尔的中国情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早在本世纪初就由日文译成中文传人我国。到20年代，则被大量地直接翻译介绍，他的作品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读者。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感情．早在1881年，泰翁于其《死亡的贸易》一文中，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自任校长的印度国际大学中特设中国学院，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井区热情接待来访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他曾无限深情地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1924年4月12日，应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翁率领由国际大学教授、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