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人修纂外省方志说略

<正>修纂方志是地方官宦的要务之一,地方文士亦乐行其事。康熙十一年(1672年),诏各郡县分辑志书,以备将来修纂一统志之需。雍正七年(1729年),因修纂大清一统志需要省志作资料,故严谕促修,限期蒇事。省志修纂的资料来源于府志,而府志修纂依赖于州县志提供资料,于是形成逐级地方官主修一域方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传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清代是中国方志修纂数量最多的时期,而江苏籍官宦学者修纂外省方志的成绩尤为突出。     

试论清代河西走廊地方志中的国家战略与地方博弈

清代甘肃河西走廊方志修纂可分为顺治、康熙时的因循期,雍正至道光时的繁荣期,以及光绪、宣统时的蜕变期。清代河西方志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繁荣期相继修成的《重修肃州新志》《五凉全志》与《甘州府志》等府州志,《敦煌县志》《玉门县志》等县志,都非常突出地体现了雍、乾时期平定准部、控制新疆的国家战略和文化取向,并在编纂动机、体例和内容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二是清代河西方志修纂中普遍重视水利灌溉及上下游地区争夺水资源的博弈,保留了相对丰富的水利文献,并且往往成为官府、地方等裁决"水案"的重要依据,因而志书编纂者的地方立场与客观公正之间的矛盾,往往影响志书的可信程度及其在地方博弈中的作用。这些作为全局性与地方性的双重原则,都需要引起当今地方志编纂的高度重视。     

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清代台湾方志书写与王朝国家认同

清代台湾官绅积极通过方志书写强化地方社会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修志者对此标志性事件予以突显,并大力称赞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对台湾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此树立清王朝的正统地位。雍正至道光年间是清王朝在台湾地区开拓经营的重要时期,地方官绅充分利用方志编修弘扬教化,宣扬国家观念,渗透国家意志。同治光绪年间,列强环伺,地方官绅积极借助修志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与爱国意识。清代台湾地方志的大量纂修以及修志者作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对于边疆治理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1)     

台湾道台视阈下的台湾社会探析——以台湾方志之“序”为中心的考察

台湾道台是台湾方志修纂的重要组织者、参与者,他们在台湾方志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台方略。在台湾道台的描述中,台湾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教育日渐兴盛的地方。透过台湾道台之眼,我们也可以窥探台湾之"实",即清政府对台湾的管辖不断深入完善、台湾社会在曲折发展中步入近代等重要历史事实。     

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

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陈桥驿这次我出访北美五个月,在加拿大和美国接触了不少汉学家和汉学资料,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收藏的中国方志和编制的方志目录及汉籍目录。在交流之中,不少外国汉学家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丰富方志称为“资源”,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修纂而成的大量...     

论明代广西方志修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明代是广西传统方志修纂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阶段,修志数量远超此前各代的总和。明代广西的方志修纂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属于蓬勃发展的阶段,中期属于相对低落的阶段,后期属于渐趋活跃的阶段。明代广西方志的空间分布非常不平衡,呈现出从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明代广西的方志修纂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目的性,是明朝政府镇抚广西少数民族、...     

清代东北方志序论思想价值略论

方志不仅有史料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集中体现在小序、按语、论赞等之中。清朝统治者通过东北方志的修纂来表明其正统地位,论证其治统即政权合法性和统治合理性;宣扬其道统,即儒家文化认同和强化道德教化。此外,还凸显"满洲根本"的政治原则,实质仍包含在"大一统"思想之中。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传统经世思想中注入救亡图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东北方志序论也包含丰富的革新思想,如针砭时弊、世界视野与进化史观、振兴实业、抵御外侮、重视教育等。系统阐述清代东北方志序论的思想价值,展现出时代变革影响下方志编纂思想的变化。     

民国方志中地方认同的构建

受近代思潮的影响,作为为立基于传统文化的方志,在当时世风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形态,首先表现为方志关注的下沉。方志立足于地方,其时间叙述的方式的不同保证了其区别于中央的地方性,而这种时间叙述保存了地方记忆。而方志中构建了空间,在这个方志空间的人、与事件都会成为地方的记忆,其中被传承的部分会成为独属于地方的文化回忆。民国方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修志群体的扩展,从传统的士绅阶级向方志场域内的所有人扩展。民国通过地方的时间叙述、文化记忆以及共同参与构建了地方认同。     

试谈清代的道志

清代方志修纂之风很盛,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在现存方志中,以道为单位主持修纂的道志很少见。道志在内容上与其他方志并无大的不同,但相较于省、府、州、县等志,人们对道志相对陌生。清代的道志数量并不多,文章主要列举了四种：乾隆《湖北下荆南道志》、光绪《归绥道志》、光绪《新疆四道志》和《朔方道志》。道志虽少,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学界应加以重视,以便更好地利用道志。     

方志浅谈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自然和社会情况的文献。方志学是研究方志修纂理论的一门科学,其任务是通过对各种方志的比较、研究,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阐明修纂要领,探索方志发展的道路,借以指导修志工作。方志学发端于明代。明代修志之风渐盛,修志理论应运而生,然而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并未形成完整的方志学。明代前期,修志多为官府独揽,文牍主义风靡一时,故志书大都臃肿杂芜,卷帙浩繁,取舍失中,博而寡要,不便阅读,中叶以后,有人起而矫正前失,力求简古,另走一端,致有“尚繁”、“贵简”两派之争。康海的《武功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志》是“贵简”的典型。康志为书三卷,凡七篇,仅二万余言,用纸不过七十页,王士祯     

宋《相台志》修纂略考

宋《相台志》仿宋敏求之《河南志》而作,虽已散佚,但其在方志定型时期地位可见一斑。本文根据最新发现《相台志.序》,考证了《相台志》之修纂者及修纂时间。     

陈桥驿与《绍兴市志》

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全国性修志高潮中,绍兴市人民政府为实现修纂一代名志、佳志的目标,特聘魏桥、陈桥驿、潘一平等三位先生为顾问。魏桥是浙江方志界的领导和著名方志学家。潘一平在修纂和出版地方志方面有着丰富经验。陈桥驿既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郦学家和方志学家,     

省地方史志办举办“广东省地方志学术报告会”

为了适应续修志书的需要,提高修志人员的业务素质,省地方史志办于7月29日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韦庆远在广州市广东大厦作题为“修纂地方志与史料的收集利用”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韦庆远指出,中国有悠久的编纂地方志的传统,自古迄今,代有新纂续纂。志书的功能作用很大,是研究地方史和各种专门史不可或缺的资料。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方志学的内容和编纂方法应与时俱进,继承、扬弃和创新,是当代修纂方志应遵循的原则。     

论清代地方志的修纂人员——以道光《夔州府志》为考察重点

主持修纂清代地方志的地方官一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能够贯彻国家的修志政策,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但真正承担清代地方志书修纂任务的是地方知识分子,他们是地域历史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承者,这部分人有的是地方上的知名贤达,有的是地方上的大族望族,是地域社会的精英力量。他们主宰着地方志的书写,承载着地域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的素养对地方志的修纂有着重要的影响。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康熙《泗州通志》考述

康熙十二年(1673)泗州知州李德燿主持、泗州文士戚玾修纂完成《泗州通志》三十卷,这部泗州方志未曾刊印,以稿本删改本的面目传世,现亦为孤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这部《泗州通志》修纂于泗州地区面临因洪水而衰败,乃致城邑废弃的历史"小时段"中,为研究明末清初的泗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变迁等提供重要史料。笔者结合各种材料,对于修纂者李德燿和戚玾的生平,作简要考述,同时对其版本内容特色及历史文献价值作一定的探讨。     

中国方志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构想

目前方志界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是古旧方志散布各地,年久破损,难以持久保存;另一个是新方志修纂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但志书的利用率却很低。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图书馆方案的产生,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带来了契机。本通过对志书资源特性的考察,结合数字图书馆理论,提出一个建设方志数字图书馆的简要方案,即通过制作数字格式志书、加工生成专题库、在线发布和阅读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方志数字图书馆。     

于成龙的方志学思想探析

于成龙是清代著名廉吏能臣,十分重视方志修纂,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主持修纂《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等,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他还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确定义例。于成龙以修志为责任,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科学编排志书体例,形成了关于修志方法、志书内容、文本特点、修志目的在内的方志学思想体系。     

康熙《泗州通志》考述

康熙十二年(1673)泗州知州李德燿主持、泗州文士戚玾修纂完成《泗州通志》三十卷,这部泗州方志未曾刊印,以稿本删改本的面目传世,现亦为孤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这部《泗州通志》修纂于泗州地区面临因洪水而衰败,乃致城邑废弃的历史"小时段"中,为研究明末清初的泗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变迁等提供重要史料。笔者结合各种材料,对于修纂者李德燿和戚玾的生平,作简要考述,同时对其版本内容特色及历史文献价值作一定的探讨。     

梅州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2008年4月1日上午,梅州市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市直副处以上单位,中央和省属驻梅各单位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市第二届新方志审核评议事宜进行了部署,市方志办负责人丘洪松对第二轮新志书修纂工作作了五个阶段的简要回顾,介绍了新志书突出体现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两大特色。市政府副市长郑少伟作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指示,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二是求真务实,注重质量;三是通力协作,共同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