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利益博弈视野下的设县之争——以明代青浦县为例

明中叶以降,面对松江地方繁重的行政压力和日益凸显的逋赋问题,地方官建请在松江府析置青浦一县,以分摊赋税征收和行政管理的责任,设县议案获准。而松江士绅阶层从维护田产利益和便于逃避赋税等方面考虑,在朝野上下强烈反对增设青浦县,并利用嘉靖后期郡人徐阶掌控朝政的有利条件,促使朝廷作出罢废青浦县建置的决策。随着以徐阶为代表的松江士绅阶层在政治上的失势,在松江地方官和朝中反徐阶势力的合力推动下,最终促成青浦的复县。明代青浦设县的案例表明,县级政区的置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运作过程,其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绅两大地方权力阶层在朝野的博弈情况。     

关于清代县的裁撤的考察——以山西四县为中心

本文细致梳理了清代山西裁撤清源、平顺、马邑、乐平等四县的行政运作过程,认为政区变革中各种客观的地理因素起何种作用,取决于主观的决策群体如何认识与考量。县城与乡村居民对裁县的态度亦有差别,其决定因素在于个人利益,而非单纯是文化因素和地域意识。清代裁县后实行的建立乡学、保留学额等特殊政策,强化了地域隔阂,形成本邑与新并两个畛域分明的地域空间,并最终成为民初复县运动的诱因。指出行政区划史研究应回到行政运作,回到地域社会,于官方叙事之外寻找底层民众的声音。     

管县市志要写到县

<正>管县市志是否要写到县以及如何处理与属县县志的关系问题,方志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1986年9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在天津召开的第三次学术年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市管县的市志,一定要写到县。不写县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就不能反映市领导县的体制变化,就难以     

山西娄烦、离石、柳林三县考古调查

吕梁山区素以商代北方青铜器的发现而受到考古界的关注。1982年和1983年春季,晋中考古队先后两次进入吕梁山区,在娄烦、离石和柳林三县进行专题考古调查,基本上认识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古遗存的面貌和特征。这里简要报道这两次工作的主要收获。一娄烦县隶属太原市,在太原的西北方向。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唯有狭窄的     

道、府、厅、州、县皆为行政区划的历史名称

<正>行政区划,即行政区域划分。一个国家为实行行政管理,按照地理条件、历史传统、经济联系、民族分布等实际情况,划分为各级行政区域,每个行政区域又被赋予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名称。道、府、厅、州、县即为清末民初黑龙江省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清末,道、府、厅、州、县曾一度共存,黑龙江省共分3道、7府、6厅、1州、7县。     

重新定位"县啬夫"的思考

学界一般将云梦秦简所见“县啬夫”、“大啬夫”视为“县令”。不过,其说很难解释这三种称谓在同一文书或律条中并见的现象。实际上,细心排比分析三种称谓的材料,至少可以看出“县啬夫”与“县令”是有所不同的。再结合对新出里耶秦简“县啬夫”的分析,可以初步将“县啬夫”看成是郡府分部下派监理县政之吏。这一定位,恰与秦代错杂的地方行政统属关系相一致。     

互动:政府意志与民众意愿——以民国时期婺源回皖运动为例

民国时期婺源由安徽改隶江西,由此引发了婺源民众长达13年之久的“回皖运动”,并且以抗战胜利为界,分成前后明显不同的组织形式,由于“回皖运动”的高涨使得内政部联合皖、赣政府进行三方会勘,最终婺源成功回皖。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得出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官员、徽籍和本县的土著以及侨寓外地者等不同群体因各自的利益所驱动而表现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以及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自然因素、文化因素与政区、行政关系的互动。     

法国传教士关于成安地区大刀会活动的报告

以下是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1899年和1901年直隶东南教区大名府总本堂司铎孙汝舟关于成安、魏县、元城县等地的两份教务报告的法文译稿。这两份教务报告主要记录了以成安为中心的大刀会的活动情况。报告的作者从基本阶级的立场出发,诬蔑大刀会为“匪徒”、“恶魔”、“魔鬼”,攻击大马会“杀人”、“放火”、“抢掠”,对于“胜利者”自居,歪曲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但是这两份报告对于研究直隶东南地区大刀会起义的社会根源、经过及其特点,对于探讨在义和团运动中教民叛教的原因和心里状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报告叙述了成安大刀会活动和主要时间是在1899处6、7月间,而不是民国二十年编印的《成安县志》记载的“光绪廿六年”(即1900年),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法文原件1963年初河北省博物馆康煜、王玉文同志搜集的,1980年请专人进行翻译,后由王奕峰同志校注整理。     

南宋“县阙无人愿就”辨正

南宋"县阙无人愿就"主要出现在秦桧专权时期。告讦、羡余等不良行政风气,是南宋县阙严重的主要原因。而轻视县在地方行政中的重要性,即"监司、州郡为本,县为末"这一祖宗家法,与南宋时期县的地位不断上升的现实相矛盾。在高宗更化(1155)以后,这些因素逐渐得到改善,县在地方行政中的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南宋官制中的主要特征,仍然是"员多阙少"、"待阙"等冗员严重的局面。     

吉林省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

1988年7月,和龙县八家子林业局准备在北大渤海墓群西部山麓下进行基建,延边博物馆与和龙县文物管理所于7～8月分两次对存留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11座(编号88HBM1～M11)。参加清理工作的有严长录、朴龙渊、杨再林、郑永振和千太龙同志。     

汉渊泉、冥安、广至三县位置考

按《汉书&#183;地理志》载：西汉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列敦煌郡，领六县：敦煌、效谷、龙勒、渊泉、冥安、广至。然敦煌、效谷、龙勒三县均在今敦煌市境。而渊泉、冥安、广至三县究在何地？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史地学界同仁多有考证，均在今瓜州县境。但其具体位置究在何地？至今众说纷纭，无一定论，斯问题也。兹依据笔者1985年3月和1988年6月两次主持安西县文物普查及其以后20年调查所获资料。查阅各代文献所载，现书录于后，以供参考。     

宋代高邮军行政地位的升降及其驱动力——兼论军政区设置的意义

宋代高邮受到漕运、行政成本、政治改革、南北关系等因素的影响,政区性质在军、县、州之间数次变化。北宋初年为征伐南唐及强化对新获之地的控制,高邮由县升军。北宋中期的降县和复军,主要是受熙丰变法及漕运的影响。建炎年间为笼络薛庆,升其驻地高邮为承州,统辖天长军,割兴化县来属。绍兴初年,镇抚使失去价值,故废承州为县。绍兴末年高邮再次升军,此后政区性质未变,但辖县有所调整。孝宗朝兴化县两次割隶高邮军,这与其“北伐”失败后内修民政、经略江淮,以图收复中原的战略措施相关。军政区的设置满足了广阔地域差异化管理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基层政区军事力量薄弱的缺陷,节约了基层行政成本,并使行政体系更具灵活性和稳定性。     

耒阳春秋、战国墓

1982年6月,由湖南省博物馆、耒阳县文化局以及长广公路改线工程耒阳指挥部三方组成的文物勘探小组在县水泥厂(灶市)附近的公路工地上发现了一批春秋时期的墓葬,在同年9月和1983年6月两次作了发掘。1983年7月,湖南省博物馆、耒阳县文化局联合对县石油公司加油站工地的战国墓葬作了抢救性清理。墓葬分布在县城的灶市和城里,两地相距约5公里(图一)。于灶市耒阳县水泥厂发掘春秋墓19座(图三);于城里石油加油站工地发掘战国墓17座;另外,在城里县政府新址清理战国墓4座。现将这三批墓葬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与县制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以加强对县政的控制。从法理层面上看,专署与县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行政监控、人事监控、财政监控、行政统筹、政治沟通、直接的军警领导权诸方面;从现实层面上看,专署与驻在县及辖区其他县的关系不同,专员权力的大小因专员和各个县长的资历、能力、背景、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其差异性。此制的建立,是国民政府完善官僚层级、重建国家权威的尝试,然而受派系、地缘、血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的法制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浅析十部县(市)志关于人民公社的记述

人民公社在中国广大农村存在达 2 7年之久 ,人民公社化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 ,社会主义新方志应准确而完整地记述人民公社这段历史。作者以江西省宜春地区十部县(市 )志关于人民公社的记述为对象 ,分析其布局及记述的内容和方法 ,指出其普遍存在的问题 ,进而引发思考 ,认为在县 (市 )志编纂中必须遵循从认识到表述这一基本流程。     

长征出发地之一:“红色堡垒”彭湃县

正今年是彭湃(1896-1929年)同志诞辰120周年,彭湃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为铭记他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今宁化部分乡镇为主的区域,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彭湃县",成为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尽管彭湃县作为一个中央苏区县存在时间不长,仍对中国革命作出积极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建宁县建县时间探疑

福建省建宁县建县(升永安场为建宁县)时间,1995年建宁首部新编《建宁县志》确定为"南唐中兴元年(958年)"。该志出版后,"中兴元年"建县说被社会广泛使用。但明嘉靖、清康熙、乾隆《建宁县志》所载时间均为南唐中兴三年(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笔者就此问题对古今图书记载做了初步梳理,所见有"中兴元年"、"中兴三年(即宋建隆元年)"和"宋建隆二年"三种说法。本文经分析,排除了"中兴元年"说,并就有关问题请教专家学者。     

汉且虑县及相关陶铭考

辽宁地区战国时期属燕国的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这是正史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行政建置。秦汉因之。然三郡郡治之所在,一直是史地学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辽东郡治襄平在今辽阳市内已被公认,但具体地点尚不能确指。右北平郡治平岗,多数学者认为是今宁城县的黑城子古城,但持不同意见者所论也有一定道理。辽西郡治何在?则更为茫然。本文依据考古调查有关资料试对汉代且虑县及相关陶铭加以考证,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酆县考

近年西安地区出土了战国至秦时期的瓦书、封泥,文字内容涉及"酆邱"地名及"酆丞"、"鲎玺"县一级官职名称。除此之外,湖北张家山汉简中也记录有酆县。但根据文献记载,刘邦故乡鲎邑置县在秦代以后,且写作鲎县,与周文王建都之酆(鲎)地不同。经考证,出土的瓦书、封泥、汉简中涉及的酆(鲎)县为秦汉内史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县。     

地方利益博弈与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困境——战时三峡实验区改县事件研究

1940年3月四川省率先实施新县制并对省内县界进行调整,三峡实验区区长卢子英趁机提出从周边县份划出乡镇单独设县,因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等四县的反对,最终以实验区改组为北碚管理局而告终。在随后的交接过程中,江、巴、璧三县与北碚管理局之间因公学产的归属发生纠纷,璧、北之间更爆发了武装对峙的澄江争治事件。该事件虽被暂时平息,但双方对公学产的争夺一直持续至战后。地方势力固然是国民政府在四川基层推行政策的阻碍因素,但地方政权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不可忽视。川政统一后国民政府力图控制四川,但地方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央政策在基层行政中难于推行,这种困境也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国民政府对四川基层控制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