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狂老人陈子展先生湖南往事

<正>晚清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从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中华大地各种社会运动风雷激荡、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位于中国中部湖南省——三湘之地,地灵人杰、“惟楚有材”,成为各种新旧势力与新旧思想文化观念碰撞、冲突与交锋的重镇。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的历史舞台中,也走出了一位在文坛叱咤风云、性格旷达不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绕不过的”大家学者：一位至今学府学界仍津津乐道、绵绵不断传说的教授——陈子展先生。长沙县立师范求学,与湖南一师师生过从甚密陈子展先生乃湖南长沙人,“父字德慎,母姓熊氏”,出生于清末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1898年4月14日）,名炳堃,以字行。子展先生从小即上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朗朗上口,记忆力很强。他曾在履历中写道：“我是1898年生在湖南长沙靖港青峰山邱家塘陈家老屋,一当地的一个农家。初读私塾六年,学了作八股文,又读高小一年。1912年入了不收学膳费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先生。入学测验时,     

必須在历史教学中把兩条路线的斗爭进行到底

有人說:“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史学界的同志們也进行了自我改造,大家都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在今天我們史学工作者已没有什么新旧之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解放以來,我們党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进,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客观事实,谁要无视了这一事实,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但是是否“大家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了呢?是否“在今天我们史学工作者已没有什么新旧之分”了呢?一年多来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双反交心、拔白旗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经过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所揭發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在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徐君虎家乡抗日二三事

建立抗日义勇军日本侵华,蓄谋已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36年秋,家父由香港到广西梧州,经朋友介绍,住在料神村李济深将军家中。在李的鼓励和支持下,父亲返回桂林,在湘桂边区之瓜里,化名刘兴汉,成立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组织了300多人的抗日队伍,他任“湖南湘西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部队训练两月余,即挥师向湖南挺进,并布告国人(布告全文在南宁广西日报刊出),宣示以保卫祖国,抗击日寇为宗旨。挥师到城步县八十里南山,遭到湖南何键保安团的伏击。经奋勇还击,历尽艰辛,到达湘桂黔边之三省坡时,“西安事变”发生了。他预测国共合作、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笭床”正义

五十年代初期,在长沙发掘的一些楚棺椁内,曾出有一种刻有“几何形花纹”的葬具部件,当时的报导者称之谓“雕刻花板”。而后不久,有人从文献中找到了依据,认定这种置于棺底承尸的“雕刻花板”即“三礼”所言之死者“浴床”或“(木召)箦”。但也有人说它是《传》所云之“(木扁)柎”,或认为“雕刻花板”即“(木扁)柎”亦即杜预氏所云之“棺中笭床”缫橹诔銮易嘣?至今无定说。在近四十年来的考古发掘中,这种“雕刻花板”在各地楚墓中屡有出土,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近五十件。笔者在众多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史实进行了重新的稽考,发现以上各说,与故实相去甚远,现予订正。     

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

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象征性事件。变法本身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中国许多事情的确从此而转、因此而变。其中一个长期影响此后历史的转变，就是新旧之分的明显确立与新旧之争的持续进行。“新党”与“旧党”等群体认同词汇在近代中国...     

论西周孝尊祖敬宗抑制父权——兼论古史研究中经史方法的运用

西周孝以祖为对象,健在父母不与;孝主体以君宗为限。西周孝之尊祖大异于殷,即在其政治、血缘合一,孝包容新旧的统摄、开新能力亦栽根于此。西周孝尊祖敬宗抑父是围绕孝对象、主体的尊卑排序和强化兄统弟纲纪展开。前是政治的,后是血缘的。孝确立了始祖尊于祖,祖尊于祢的尊卑之序,它及于孝之主体,则是立“孝子”以义为据和“曾孙”而“孝孙”而“孝子”的贵贱之序。孝道所确立的这些秩序,成为周礼乐明之基础,由天子以至     

陆荣廷与龙州述评

陆荣廷是民国初期（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桂系军阀集团的开创者,旧桂系首领。他曾任广西都督、广西督军兼民政长、广东督军、两广巡阅使等职。在其事业鼎盛阶段,手握10余万兵力,拥有两广地盘,并两度进兵湖南,将湖南也纳入其控制的势力范围内,成了“西南实力派之栋梁,“南中国第一人”。那时,他在军事政治上的影响,可与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头子相提并论,故时人有“北袁（世凯）南陆”、“北冯（国璋）南陆”和“北张（作霖）南陆”之说,可见其在全国军事政治舞台上影响之大。     

湖南书画风尚对齐白石的影响论略——以“十里荷花开世界——晚清民国湖南书画展”为例

<正>2021年12月14日至2022年2月22日,“十里荷花开世界——晚清民国湖南书画展”(以下简称“湖南书画展”)在湖南湘潭市博物馆举行,通过40余位湘籍艺术家的130余件书画作品,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湖南书画史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展示和梳理。展览以时间为经,以作者、作品为纬,编织成三大版块,即“初发芙蓉”“水佩风裳”“映日荷花”。实际上,展览还有一条线索,     

“中庸”朔义刍议

“中庸”之“中”应释为心,“庸”应释为用,“中庸”即“用中”,即记心之为用。“中庸”即儒家的“忠恕之道”,其以“诚”为前提,是个体修习得仁的方法。“中庸”既是儒家修身处事的方法,也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必由之路。儒家的“道统”之传也是以“中庸”为其内容。     

名人与湘菜

一道普通的民间传统特色菜肴,本来难登大雅之堂,但与名人结缘后,经过名人的品尝和张扬,可以成为一道名菜,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为人们所熟知的“东坡肉”便是如此。在湘莱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以清代湖湘名将、官到兵部尚书的彭玉麟之名命名的“玉麟香腰”,以清代历任湖南高级官吏的庄赓良之名命名的“油淋庄鸡”,以民国时期湖南名宦谭延闿的字“祖庵”所得名之“祖庵菜”系列等,都是菜因名人而得名以至成为佳味名肴。     

论“三钱之府”

传世文献中与楚国货币有关的记载,有与范蠡同时代的楚王“封三钱之府”、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以为大”二事,都见于《史记》。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三钱之府”的解释基本一致,即它是楚国的国家钱库,“三钱”即金、银、铜三种金属所铸货币④,并由此推论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以及中国就已使用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     

名人与湘菜

一道普通的民间传统特色菜肴，本来难登大雅之堂，但与名人结缘后，经过名人的品尝和张扬，可以成为一道名菜，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为人们所熟知的“东坡肉”便是如此。在湘菜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以清代湖湘名将、官到兵部尚书的彭玉麟之名命名的“玉麟香腰”，以清代历任湖南高级官吏的庄赓良之名命名的“油淋庄鸡”，以民国时期湖南名宦谭延闿的字“祖庵”所得名之“祖庵菜”系列等，都是菜因名人而得名以至成为佳味名肴。     

紧急抢险24小时——见证“5·31”特大山洪

2005年5月31日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洪打破了湖南新邵龙山的平静,强度之大,来势之猛,损失之惨重,三百年未见。“5.31”特大山洪虽已过去,但我的心至今难以平静,我忘不了在太芝庙抢险指挥部那焦虑、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那一个个拯救生命的时刻。     

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近世之学术》与梁启超沟通中西学术的根本理念

《近世之学术》是梁启超经历美洲之行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后又重新续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它是梁氏历经二十余年的清代学术史书写的开端,背后又牵涉“古学复兴”重建中国文化的取径与旨趣,在梁氏本人及近代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梁氏写作《近世之学术》时,虽然放弃“猖狂言革”的政治主张,但仍有意保留一些“革命”手段对专制政府施加压力,以“破坏之建设”促成立宪政治这一根本目的。这一政治目的的延续与政治手段的改变,反映为新民主张整体不变下新民之道由重“公德”到尊“私德”的转变,进一步驱动对于中西学资源也即新学之道的调适,决定了《近世之学术》在结合中西文明以成“新学”的思路下之延续与调整,表现为由“以西释中”转为在注重学术进化的同时强调中国“道”的固本之说,主张学之进化与道之恒常兼顾。以此学、道两分不对立的理念观照近世学术的变迁,确立了以黄宗羲为核心的明末五先生融汇学道、兼顾新旧的治学典型,以在此典型下生长出新时期的中国新学术。     

清华简《保训》补释

“保”当如字读,“保训”即关于“保”(所当保守者)的训教;“前夗”宣读“前冕”,指前任君王;“詷”字义应为相同的言辞;“恐求中”之“恐”当涉上文衍,“中”即“中庸”(用中)之“中”;“自诣厥志”之“诣”不必读为“稽”;“言不易实变名”之“言不易实”当读断;“假中”谓学来中道;“宿不详”之“详”当如原简释“蓑”,义同“永”.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觉”思潮

“自觉”是五四新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自觉”问题已被普遍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五四新化运动的自觉思潮,直承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讨论而来。但其内容已有深化,它所关注的重心是“青年之自觉”。所谓“青年之自觉”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即青年对于国家之自觉,青年对于社会之自觉,青年对于个人之自觉。五四新化运动所主张的“青年之自觉”,一方面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中吸取了灵感,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儒家“心学”传统,特别是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湖南发展循环经济对策研究

循环经济已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新趋势。发展循环经济已是湖南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是湖南“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确立发展湖南循环经济的远、中、近期奋斗目标,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大力推进和科学决策。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近年来,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界,对于创党阶段湖南共产主义组织(小组或支部)是否建立、何时建立,提出了问题。如苏联的K·B·舍维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中,就一口否定了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党的“一大”前就已存在;国内有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也认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是在“一大”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