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

鸟夷,最早见于《禹贡》“九州篇”,其“冀州”条下载:“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千百年来,对鸟夷地望的考证有很多种,较有代表性的有:《集解》云:“郑玄曰鸟夷,东方之民”,泛指东方边远地带的居族;清代大学者胡渭则以今日本、朝鲜等地当之;郭沫若先生认为鸟夷在今渤海湾西岸一带。其中尤以郭老的意见影响最大。看各家对鸟夷的考证,都     

乡绅与反洋教运动

反洋教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探索这一问题,必须研讨乡绅阶层。“绅”者,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异于民。鉴与国内外有些学者往往把官也包括在“绅”的范畴内,笔者特在“绅”     

哈尔滨商会发行的特殊纸币——羌帖兑换券

一 羌帖兑换券的发行背景 “羌帖”是相对于当时我国东北流通的“私帖”和“官帖”而言的,是我国东北和新疆地区民间对沙俄帝国在我国发行的卢布纸币的俗称。“羌帖”流人我国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19世纪中叶,沙俄帝国通过《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羌帖”就越过边界侵入我国东北。1868年,中国商人曾向官府报称：“近来该夷商人比前倍觉诡诈,     

《周礼》胥徒考

《周礼》中的“胥徒” ,旧说是“民给徭役者” ,实际上并不准确。从《周礼》各官的职文来看 ,胥徒是服务于宫廷及官府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仆役群体。有的直接从事农牧业生产 ,有的伺候贵族、官吏的生活起居 ,有的充当随从 ,有的担任侍卫。《周礼》中的胥徒地位十分低下 ,接近于奴隶 ,是王室及各级官吏役使的对象。研究《周礼》中的胥徒 ,有助于判断《周礼》的时代。“徒”的意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周礼》对“徒”字的使用 ,与睡虎地秦简中的“徒”最为契合 ,这就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晚期增添了佐证     

“头会箕赋”辨及其他——兼论秦之赋税制度

《淮南子·汜论训》:“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適戍,入刍豪,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然,傲民财,多取意也。” 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出钱,献封丞、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洋务派历史撰述散论

洋务思潮是继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思潮之后的一股历时三十多年的全国范围的思潮,它涉及社会意识形态许多领域,当时的史学也受到这个的思潮的影响。本文试就洋务派历史撰述作一探讨。一适应“夷务”的外交史编纂鸦片战争改变了“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被迫和外国人打交道,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所谓“夷务”。由是出现了反映这一新事物的外交史料和史书。近代正式记述中外关系的史书,始于夏燮的《中西纪事》。而系统地辑录有关外交史料,是从咸丰帝谕设馆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开头的,从此和纂修实录一事成了定例。接着编纂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总名《筹办夷务始末》。“凡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工折奏,下至外国夷书,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     

韩愈谪职阳山的原因、心境和功绩初析

唐代著名散文家和诗人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吏,当年十二月被贬阳山县令。韩愈因何贬职,有何心境和功绩,笔者作初步探讨。 一、韩愈贬职阳山的原因 韩愈被贬阳山县令,原因有二: 一是关中旱机,上疏请宽民徭而得罪权贵。贞元十九年,关中“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天旱民饥,刚任监察御吏的韩愈为尽诔官的责任,欲为民减轻负担而写了《即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极》。谏书说:“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请者,夏     

吴简所见“肿足”解

《文物》 1 999年第 5期刊登了《长沙走马楼Ｊ2 2发掘简报》 ,其中公布的Ｊ2 2— 2 543木牍载 :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 (一行 )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 (已 )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 (二行 )自坐嘉 (禾 )四年八月廿六日破保据其中提到东乡任州吏的三人及其父亲兄弟二人 ,因为“刑、踵、叛走” ,大概无法正常服吏役 ,所以要以“下户”民代替他们去官府服役。从木牍的时间看是八月廿六日。《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 :“自臣昔客始至之时 ,珠崖除州县嫁娶 ,皆须八月引户 ,人民…     

释“攻夷”、“款夷”与“制夷”

魏源曾多次提到“攻夷”、“款夷”和“制夷”。比如在《海国图志叙》中,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海国图志》的《筹海篇三·议战》中也说:“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十分重视,却忽视了“攻夷”和“款夷”。根据上面的引文,魏源的“攻夷”、“款夷”和“制夷”显然不是一回事。目前学术界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对“款夷”的解释,即“反对封建顽固派在对外贸易方面那种闭关锁国的保守观点,而主张在严禁鸦片贸易的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的商品贸易”。(第五十     

李鸿章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从魏源“师夷长技”的认识到李鸿章“借法富强”的实践

走出中世纪、步入近代化:这是鸦片战争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著名思想家魏源,首先从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惊醒过来,于“南京条约”签订的1842年,开始编著《海国图志》巨著,提出了“师夷长技而制夷”的光辉思想,在近代第一     

“中国人民”的镜子

武汉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很特别的汉代铜镜,特别之处在于,镜上有一周隶书铭文:“青盖作竞(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中国人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这件铜镜则是它在古代文物上的首次现身,当然与今天的词义并不相同一“中国”在古代通常指中原,与“四夷”相对。而“人民”在当时也主要指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     

阿伊努人族源初探

秋浦在《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一书日文版序言中指出:“阿伊努人和我国东北的各族人民其中包括鄂伦春人早就有过接触,并且也早就为我国人民所熟悉。历史上阿伊努人与包括鄂伦春人在内的我国东北各族人民的交往,应该看作只是整个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友好交往的一个片断。”细检我国历史文献有关阿伊努人先世和虾夷人、倭人等民族的历史资料,发现阿伊努人同我国一些民族的先世存在过同流关系。     

明代“幸乱之民”的治理困境

曾经在地方及朝廷为官20多年的吕坤,在上万历帝的《忧危疏》中提到社会存在无聊、无行、邪说、不轨等四种“幸乱之民”,其是国家治理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首务就是安民,重民生而使家给人足,恤茕独以安养鳏寡孤独,劝学艺以期穷民得以为生,建仓储谷以备水旱蝗灾,行保甲以除盗贼,立乡约以去淫邪,禁奢靡而崇节俭,这是安民之道。欲使民安其生,乐享太平,治理国家的朝廷与官府必须要正视“幸乱之民”的存在,想方设法予以控制。明王朝扶植乾坤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奖善除恶,使“幸乱之民”不能危害社会秩序。“幸乱之民”是客观存在的,朝廷方针政策的变化,以及各级官府所采取的策略,不仅关系到对“幸乱之民”的管控,而且关系到对社会的治理。     

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兼论宋代的官府窑业制度

本文从考察中国古代的官手工业制度出发,结合我国古代官府陶瓷窑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最后论定宋代只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官府陶瓷作坊而不会有如明清两代般专门生产御用瓷器的御窑。也就是说,曾经生产官府用瓷的宝丰清凉寺汝瓷窑场仅可能是官府具资、“和雇”陶瓷匠人进行生产的一个官府瓷器作坊。     

淮夷探论

一、淮夷族源考关于淮夷的起源,目前大体有三种观点.1.淮夷属东夷,起源于今山东地区.2.是鸟夷的一支,起源于今河北燕山一带.3.是淮河流域的土著居民.笔者认为,以第一种说法较为合理,但必须予以进一步深入的论证.某些成说,还需修正.淮夷的淮,甲骨文作”佳”,金文也多作“佳.《说文》:“佳,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可知,淮夷应该是以某些短尾鸟为图腾的部落集团,属于东方的鸟夷.《路史·国名纪》据《世本》定淮夷嬴姓,为少昊之后.少昊氏正是鸟夷集团的祖先.相传少昊氏“以鸟名官”,《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少昊氏多以“鸟”名氏,另有“五雉、“九扈”,“五鸠”等以鸟为图腾的族氏.其中的“祝鸠氏”即淮夷、“佳”又作“(隹鸟)”,郝懿行《尔雅义疏》云:“祝鸠、佳,其声相转,(鸟隹)借作佳”.《说文》:“(鸟隹),祝鸠也”.《逸周书·王会解》有“祝淮     

蒋良骐《东华录》地名勘误一则

清人蒋良骐《东华录》卷 6 (中华书局 1 980年点校本 )云 :顺治六年三月 ,“吴三桂报 ;‘大兵抵秦 ,克复宜君、同宫二县 ,击败逆贼王永强等 ,折七千余级。’”考诸史籍 ,此“同宫”县应为“同官”县之误。理由是 :其一 ,据清人所年《明史·地理志》、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清史稿·地理志》等文献记载 ,明清两代 ,陕西有宜君(清属鹿阝州 ,今陕西富县、同官 (清属西安府 ,今陕西铜川市 )二县 ,并无“同宫”县。其实同官县是北朝以来的旧县。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2《关内道二》(中华书局 1 983年点校本 )载 :同官县始设于北魏太武…     

[中国人民]一词的由来

“中国人民”这个词,先秦时代还没有,当时“中国”、“人民”只是单独使用,而且词义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师,《诗经》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指中原地区。“人民”是个复合词,因为“人”与“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质疑

《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质疑郭培贵读《历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登载的黄明光先生《明代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考》（以下简称“黄文”）一文，颇有收获，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史实错误和论断欠妥之处，今一一指出以供讨论。一、史实错误１．黄文说：“《明史·外国...     

[中国人民]一词的由来

“中国人民”这个词,先秦时代还没有,当时“中国”、“人民”只是单独使用,而且词义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师,《诗经》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指中原地区。“人民”是个复合词,因为“人”与“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上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浅析水居环境对疍民的影响

疍民,古称“蜑”、“蜒”、“蛋”,饶宗颐《潮州志》中云：“蜑族本字为蜒,六朝、隋唐时为南方蛮夷之别名,所指至泛．其民初陆居,不限于水,巴东、荆南均有之,故《蛮书》有夷蜑居山谷之语。”疍民最初是在陆地居住．到了宋代．疍民开始从陆居转到水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