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形态探讨

三星堆古国具有神权国家性质,不仅大量器物是祭祀用品,而且一些重要遗迹现象,可能也与祭祀有关,包括室内外的祭拜场所和埋藏祭器的方式等。其中三星堆土堆可能为具有祭祀性质的土台;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是三星堆神权古国时期一座重要的专门用来摆放神像和祭器,并进行经常性的祭祀仪式的"神殿"或"神庙";三星堆遗址中曾出现过多种形式的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经常进行祭祀活动的产物和实证。     

茂县牟托村"翼龙"与三星堆龙之比较--兼论三星堆文化向北传播的途径

邹衡先生曾经指出：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是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和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自从两个祭祀坑的材料公布以来,学术界涌现出了大批关于三星堆的研究论文。研究者们对祭祀坑的年代、文化构成、性质以及三星堆文化的内涵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三星堆祭祀坑和三星堆文化正在学者们的辛勤工作之下,一层层揭起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示其真实面貌。     

三星堆“祭祀坑”唱异(续)——兼谈鱼凫和杜宇的关系

(3).“祭祀坑”在三星堆文化序列中的具体时代位置 在三星堆正常发掘层位中没有发现青铜器,因而1986年夏发现的脱离地层的“祭祀坑”年代确定便成了问题。“祭祀坑”到底属于三星堆文化系列的哪一个阶段?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祭祀坑”内遗物的文化属性以及“祭祀坑”本身的性质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发掘报告认为“一号祭祀坑”时代为殷墟一期,而“二号祭祀坑”则相当于殷墟晚期,笔者认为未必准确。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产地问题初论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器的产地问题迄今未有定论。本文对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15件铜器进行了成分分析,结合以往发表的数据开展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三星堆祭祀坑中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使用了相同类型的原料,且其所用原料与成都平原本土原料类型完全不同,而与殷墟、汉中、新干等铜器群所用原料关联密切,由此可知,至少部分祭祀坑铜器的原料是外来的。此外,祭祀坑中还发现非三星堆特征的铜尊,其圈足上有疑似铸造的三星堆特色的圆孔,暗示有“定制产品”的可能性。三星堆祭祀坑铜器的来源应十分复杂,可能包括殷墟、长江中下游以及三星堆本土等地点。铜器的风格、技术、原料、器用制度在不同层面实现了极为复杂的流动,这同时映射出晚商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的资源流通和文化互动网络。     

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所反映的祭祀内容、祭祀习俗研究

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所反映的祭祀内容、祭祀习俗研究李安民关于一号、二号祭祀坑的祭法、祭祀内容,迄今为止,以陈显丹同志的研究最为详尽。除了在祭祀内容方面应当包括祖先崇拜和树崇拜外,我基本上同意陈显丹同志的论说,此不赘述。下面只想着重谈谈一号、二号...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续)

四、三星堆器物坑性质的问题 三星堆两个器物坑从一发现起,就被称之为祭祀坑,以后发表的两个简报以及一些论文还就祭祀的方式、祭祀的对象作了推论。三星堆器物坑为祭祀坑之说于是就几乎成为定论,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不过,三星堆器物坑为祭祀坑之说,由于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因素,因而一开始就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有的研究者更对三星堆器物坑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解释,如墓葬陪葬坑说,亡国宝器掩埋坑说、失灵神物掩埋坑说、火葬墓说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的使用方法

青铜尊、罍是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数量最多的容器类青铜器。通过对尊、罍内部遗物和祭祀坑内其他相关出土物的分析,进而与同时期的中原殷商文化、同区域的成都平原其他文化,分别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可推断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并不作为酒器使用,应是祭祀礼器。其使用方法之一就是让人将尊顶在头上向神灵献祭,而献祭物品就是海贝、象牙珠等从其他地区贸易交换来的珍贵物品。三星堆遗址先民虽然有使用一些与中原地区器型相似的器物,但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使用方法会有所不同,这在年代更晚的滇文化中也有类似现象可以佐证。     

分与合——关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省思

长期以来,围绕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以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命名问题,中国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三星堆遗址先秦时期遗存从最初被归为一个文化类型,到后来被分为二至四个考古学文化,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整合认知过程。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应属新石器时代,而不属于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个器物坑是迄今所知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最早的遗存,就目前的认识,其年代不早于距今3200年。因而,将原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析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月亮湾文化”的建议是合适的。此外,原来被划归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器物坑,和被划归为十二桥文化的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遗存前后相继,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将其作为成都平原最早的青铜文明,命名为“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初步研究

综合对比平面形状、堆积状况、文物埋藏与保存状况等几方面的特征,目前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可分为六大类六个等级,年代从二里头四期延续至西周晚期,以中商至西周早期较为集中。除等级最高的三星堆祭祀区一至四号坑、七号坑及八号坑为祭祀器物掩埋坑外,其余祭祀遗存均为祭祀坑。结合《左传》等文献记载可知,古蜀地区的祭祀大体可分都城祭祀和地方祭祀。“四时之祭”“禘祭”等由统治阶层主持的祭祀活动只在都城举行,其祭祀等级也相应较高,除此之外,在都城内城墙内侧等地还举行等级相对较低的祭祀活动。地方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在都城郊野举行的“郊祭”,在国之边界区域的高山和河岸举办的“望祭”,以及其他普通祭祀活动。“郊祭”“望祭”等级低于“四时之祭”和“禘祭”,其他的普通祭祀活动等级最低。只有“四时之祭”“禘祭”是固定在宗庙中举行,其余祭祀活动没有固定的举行场所。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鸡考

本文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鸡的造型及发现手法作了分析,着重考证了古蜀人的“鸡崇祥”观念和精神信仰,认为其应是具有埋于祭祀坑、祭天、祀春以勾通天地人神等文化功能的彝器,系古蜀王的宇宙重器。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K4）是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之一,位于三星堆城址南部、马牧河右岸台地祭祀区的东部。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号坑进行了发掘。坑口大致呈正方形,面积约9.33平方米,坑内堆积由上及下可分为填土、灰烬、埋藏遗物三部分。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文物1970件,另有象牙47根、海贝50枚。四号坑的埋藏年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七期12段,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cal.BP)时间范围之内,其性质似为祭祀器物掩埋坑。     

从上海福泉山遗址的考古发现谈我国古代有关祀天活动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的遗址和墓葬里发现多处和祭祀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如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大型石砌祭坛和“女神庙”;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制琮、璧以及上海福泉山遗址的“红烧土”和祭祀坑遗迹等。这些祭祀遗迹与我国后世的祭天活     

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

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崇拜内容》一文,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尚未找到直接源头,但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晚期遗存,与湖北屈家岭和长江中游的龙山文化居民,即古史传说中“三苗”的一部分西迁有关。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遗物反映了当时的信仰崇拜,铜树为社树,大铜人是祭地的神祇,大型突目的铜面具,应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神化象征。     

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成分的分析

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铜器,是近年来四川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之一。它的发现给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资料。 在这批出土铜器上,未发现有铭文。考古人员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铜器、陶器的分类比较和测定:一、二号祭祀坑的时代为殷商后期中前段,即殷墟文化第一期和第二     

广州榄园岭遗址先民祭祀遗迹的炭屑和植硅体分析

祭祀是先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贵族祭祀活动的研究较多,但平民祭祀遗迹却由于发现较少而难以深入分析。广州榄园岭遗址春秋时期墓葬群中发现了越文化中常见的碎物祭祀坑。本研究对若干墓葬和相关祭祀坑中的填土开展了炭屑和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先民在祭祀坑中有意燃烧过植物类祭品;用作祭品的植物种类较杂,包含扇型、棒型、方型或刺球型等植硅体。结合其他遗址中出现的类似现象,榄园岭先民的祭祀活动,应是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基础上,吸收了苗蛮文化的因素,同时影响了其他地区。这一发现为探索先秦古人的祭祀行为提供了丰富信息;此外,炭屑和植硅体分析为确定祭祀遗迹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杜金鹏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个发现较早,并有重要意义的著名遗址,尤其是近年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收获。城墙、大型房屋建筑、埋藏有大量金、玉、铜器等珍贵文物的“祭祀坑”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以三...     

齐家文化祭祀遗存的初步研究

齐家文化发现的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主要有祭坛、祭祀坑、石圆圈遗迹、居址内火烧、涂抹和摆置现象，还有卜骨、特殊场合使用的砾石等。通过对这些祭祀遗存的辨识与初步研究，我们认为齐家文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祭祀系统，注重对祖先神（人鬼神）的祭祀，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祭祀活动；动物在祭祀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砾石或为特定场合祭祀活动“通灵”的媒介。齐家文化既参与了以夏、商王朝为主的祭祀仪式和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也影响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以降氐羌族的宗教观念。     

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识

"三星堆一期文化"是与"宝墩文化"有所交叉的不同文化类型;"三星堆一期文化"主人可能是蚕丛氏蜀王,"宝墩文化"可能为柏灌氏蜀王。三星堆古国是一个神权国家,在中国文明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四川发现三星堆“中转站”

经过半个月的发掘,成都市考古队最近找到了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村落”,有可能是古蜀国从四川广汉三星堆向成都金沙转移的“中转站”。据介绍,该遗址范围约1万平方米,有用于祭祀的灰坑、小型木骨泥墙房址等遗迹。该遗址位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之间,同时反映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特征,为研究古蜀文明传播走廊、研究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新线索,     

齐鲁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读《齐鲁史前文明与三代礼器》有感

王永波、张春玲所著《齐鲁史前文明与三代礼器》描绘了该地区对中华文明礼制的主要贡献。突出古代礼制的重要性是本书的鲜明特点,研究三代以前的古礼器,作者提出了大汶口文化陶鬻、庙底沟文化的彩陶等器物可能是礼器的观点。新石器时代“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