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基于河南境内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成果的思考

为深入理解新石器时代河南地区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环境波动、文化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本文根据已发表的人和动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和家畜的饲养方式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本地生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遗址已经开启了向农业迈进的步伐,那么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农业社会,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则可以概括为生计方式多样化与生业经济复杂化,其中粟作农业的生产是本地生业经济的主体。通过对生业经济与环境、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梳理,本文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和舞台,生业经济则集中呈现了人们为适应、开发和利用环境而发展出的生计方式的技术体系,其转变将引发物质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生业、环境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对于社会复杂化进程加深和早期文明化进程提速的影响需要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通过梳理河南地区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4000年)河南地区豫北、郑洛和豫西南三个区域的生业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南地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辅的生业模式,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发展为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模式;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作物中新加入了大豆和小麦,家畜中新加入了黄牛和绵羊,多种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方式逐渐形成。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掌控、文化和资源的交流是生业发展的主因,同时自然环境对生业起到了制约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生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黄河中游史前经济概论

本文在大量考古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简要概括和分析了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发展变化的情况。生业经济包括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发生和发展,并指出了中原与北方的异同。手工业经济主要涉及陶器、石器和骨器的生产与流通,同时还讨论了玉器等贵重奢侈品的出土背景、不同区域间的特点和交流状况。本文最终目的是关注黄河中游史前生产经济的演变与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系。     

稳定同位素分析对史前生业经济复杂化的启示:以河南禹州瓦店遗址为例

本文对王湾三期文化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先民和动物骨骼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后发现,粟类食物是瓦店先民食物结构中的主体,水稻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先民的肉食资源应主要是粟作农业产品饲养的家畜(以家猪为主)。猪和狗主要以粟类副产品和先民的残羹冷炙为食,绵羊采食了较多的C_3植物,黄牛则食用了大量的粟类产品。从先民食物结构和家畜饲养策略来看,瓦店遗址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经济在谷物栽培和家畜饲养方面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而生业经济的复杂化对文明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还需深入讨论。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生业经济的考古学观察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各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分析结果表明,当时已存在以旱作(粟、黍)农业和家畜饲养(猪、狗、牛、羊)为主,兼营采集、狩猎和捕捞业的生业模式。少量大豆、小麦、稻米等农作物的发现表明这一区域自龙山时期就已"五谷俱全",农业种植结构趋向复杂化。自然环境的优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频繁推动了豫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的持续繁荣,约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该区域与中原其他区域基本同步步入文明社会。     

河南新郑史前农业初论

已有考古工作表明,河南新郑地区的农业至迟发端于裴李岗时代,粟、黍、稻等粮食作物,猪、狗等家养动物在先民生业系统中扮演着一定角色;仰韶时代,具有农用功能的工具表现出进步态势,农业有所发展,可能已成为聚落先民生业的主体;龙山时代,农业进一步发展,聚落层级化趋势更加明朗;二里头时代,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及可能性的小麦,家养动物包括猪、狗、牛、羊等,具有农用功能的工具更加齐备。史前先民通过发展农业,经受住了气候事件的考验,区域性政治实体——城市聚落得以建立起来。     

岳石文化区域环境与生业经济的差异化研究

以粟、黍为主,兼有麦类、豆类和水稻的农业种植体系,以及完善的农业生产加工过程、发达的家畜饲养业和较高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水平,共同构成了岳石文化合理完善的生业经济模式。但在地理环境和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差异的影响下,岳石文化各区域在农业种植和动植物资源利用等方面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山东地区中,鲁西北和胶东半岛的生业系统最为完善,鲁中南的旱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较发达,鲁东南以稻作农业为主,胶莱平原旱、稻兼作的生业系统集中分布在平原外围近丘陵地带,鲁豫皖交界的黄淮平原形成了种植与渔猎互补的经济结构,苏北和辽东半岛可利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多样化的选择阻碍了该地区种植农业的发展。     

中原地区先秦时期麦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考古工作表明,麦类作物至迟在龙山时代进入中原地区,但处于低水平利用阶段;二里头时代,麦类作物可能已经在本地种植;二里岗——殷墟时期,麦作发展出现明显转折,稳定地嵌入商人农业经济中;两周时期,麦作持续发展。麦类作物的传入与早期发展,为农业、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促使早期中国核心区融入到青铜时代全球化、食物全球化的浪潮中,并为后世麦作发展与"粟麦之变"的农业格局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初探

本文综合动植物考古和人工遗物的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本文将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称之为"初级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将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主、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辅的生业模式称之为"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是由"初级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到"开发型"的生业模式转变的过渡阶段,后一经济模式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确立,在此后的新石器时代基本呈稳定的上升发展。龙山文化时期较之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业有很大的进步,形成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多种类的家畜饲养方式,因地制宜的稻旱混作模式广泛分布。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生业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和时代特征,其形成受自然环境和气候演变的制约与影响,最终则取决于该地区古人自身的生存策略、文化状况等能动性的一面。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上)

近万年以来,长江下游一直有古人类栖居,见证了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先民在具有本地特色的多元化生业实践中,最终奠定了以水稻栽培和家猪饲养为主、多种经济类动植物管理为辅的生业经济格局。本文对该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代57处遗址所开展的动、植物考古和骨骼稳定同位素研究的数据进行梳理,初步评估各遗址中农作物和家养动物在动植物组合中的比例,进而分析生业活动的类型和特点、生业经济的宏观历时变迁,以及与物种驯化起源、强化农业的确立和衰落相关的问题。长江下游在距今10000年左右已有以水稻栽培为代表的农业因素。距今8200年~5300年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期,动物资源以狩猎采集为主、家养为辅,植物资源从水生植物果实逐步过渡到以水稻为主,水田耕作技术得到发展。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达到全盛,以水稻强化生产和家猪饲养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确立。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农耕和家畜饲养都有所萎缩。商周时期,北方旱地耕作传入。我们提出,未来的研究应重视该地区生业的多元性特点,把对水稻的特别关注转向对更多其它物种的考察,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全面地解读长时段人地关系的变迁。     

生业与社会:《南方文物》“生业与社会”专栏开栏语

<正>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考古学研究中探讨生业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学术命题。笔者认为,生业主要是指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等,而社会则涉及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的生业特点及其发展演变轨迹在一定     

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本文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并对其形成动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自彭头山文化至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就产生并逐步发展起繁荣的稻作农业经济,逐渐形成稳定的稻作农业文化传统;生业模式由采集和渔猎为主,向稻作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逐步过渡。汉水中游作为长江中游与中原文化交汇的过渡地带,起到了农业交流的桥梁作用,稻作与旱作由此分别向北和向南持续传播。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文化影响的不同,长江中游的各个地理单元,其生业经济结构又表现出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差异,这其中文化因素应是主要动因。     

试论十二桥文化的生业方式——以动物考古学研究为中心

通过对十二桥文化成都平原类型和渝东类型典型遗址所出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最小个体数和肉量估算的统计来考察其生业方式,结果显示前者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而后者则以狩猎为主。与香炉石文化的生业方式进行比较,并认为在早期文明阶段,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其生业方式不尽相同,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间的生业方式则可能趋同。     

灵宝西坡遗址家猪的年龄结构及相关问题

本文根据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仰韶文化中期家猪的年龄结构,探讨中原早期复杂社会中心聚落的家畜饲养策略。猪的年龄结构表明,西坡聚落很可能为自给自足的家猪饲养与消费模式。专业化的动物生产、分配和消费可能在西坡这样的早期复杂社会中还没有出现。从自给自足到专业化的家畜饲养策略的变化,很可能发生在后来的与日益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阶段。     

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现状与思考

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微观方面包括动物遗存、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研究,宏观方面则从聚落形态角度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比较。总体上裴李岗文化生计表现出低水平的食物生产状态,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可能也占有一定比例并有了初步发展。目前仅贾湖遗址进行过较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而各遗址采集、狩猎、渔业、家畜饲养及农业生产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不同,当前研究缺乏各遗址生业经济结构的具体细节,裴李岗文化跨越了近1500年,各时段的比较研究也还严重缺乏。     

旧大陆西部作物及家畜传入初期中国北方生业经济结构的区域特征

本文搜集旧大陆西部早期传入中国的作物及家畜资料,尝试辨析这些因素在进入中国的初期,也就是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当时生业体系的作用。小麦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地点很多,但在农业中所占比例极小,在燕辽地区、北方地区和甘青地区则几乎没有,但在河西走廊至新疆东南部则很多且比较重要。绵羊、山羊和黄牛等家畜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所占比例很小,在燕辽地区、北方地区和甘青地区则占到家畜的一半以上,在河西走廊和新疆东南部也大致如此。河西走廊和新疆绿洲型农业应当是与中亚农业经济连为一体的。     

稳定同位素视角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先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

北方长城地带是古代中国的核心文化区之一,在华夏文明和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建和还原该地区先民长时段的食物结构和生业经济备受关注。随着该地区先民和动物硬组织稳定同位素数据不断积累和丰富,稳定同位素视角下先民食物结构及生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轮廓日益清晰。鉴于此,经过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到辽代已发表的先民和动物的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史前时期先民主要以粟黍农业为生,并兼有狩猎采集经济;公元前1600年前后,长城西段先民的食物结构中明显添加了麦类作物,但中段和东段的先民依然以粟黍农业为生;先秦时期,畜牧和游牧在长城地带先民生业经济中的比重显著增强;两汉及其后,农牧经济相互影响且此消彼长,有效地推动了该地区的多民族融合与发展。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东北地区的生业初探

将东北地区的生业特征分为两个大的区域进行长时段的归纳,可以看到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到青铜时代开始,种植农作物和家畜饲养的比重逐渐增加;而南部地区至少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出现少量的农作物,当时可能也开始饲养家畜,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行为在燕山南北地区发展缓慢,而在辽东半岛南端地区则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到青铜时代,主要分布在辽河下游地区的高台山文化以种植粟等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也包括渔猎活动。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种植粟和黍及饲养家猪为主,家养动物中牛和羊的数量较多,畜牧业开始出现。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燕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均呈稳定发展的趋势。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当地各个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及更替状况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的制约和黄河流域地区以农业为特征的文化的影响有关。     

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生业模式的转变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牧业经济是两周时期西戎族群最为重要的经济形态。然而,考古学研究表明寺洼文化与东周西戎文化分别代表了两周时期的西戎族群的早晚两大阶段。两者在居址、出土动物骨骼、遗物及艺术主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这表明早期西戎与晚期西戎所使用的生业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经历了由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定居生活转变为游牧经济的过程,其变化的原因与人群的变迁有关。     

汉水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探索——郧县大寺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

汉水中游地区位于中国南方与北方文化交汇地带,南北方文化因素来回拉锯,属于典型的考古学文化"漩涡地带"。相比黄河、长江流域,该区域的生业经济并不明晰。本文通过对该区域的郧县大寺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认识到该遗址的生业经济是家畜饲养与狩猎经济并重,具有南北地带过渡性的特点。同时,通过与周边数个遗址的对比发现,汉水中游地区的生业经济在区域内部存在差异,初步推测这种差异可能与仪式性的活动需求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