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麦He益与“邢侯征事”——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四

青铜器麦He为西周邢侯的幕僚麦氏所铸,其铭文提到了麦氏跟从邢侯征伐之事,本文分析了邢侯受封的时间、地理位置及面临的敌对势力,认为邢侯此次征伐的对象是东夷族,通过对东夷诸族的分布、族属及西周初对东夷进行的几次征伐战争的分析考证,推断出麦He铭文所记的“邢侯征事”应是成王亲政时期对东夷族所进行的一次征伐战事.     

青铜器臣谏簋与“邢侯搏戎”——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五

青铜器臣谏簋铭文涉及到邢侯的“搏戎”,是研究邢国“迁封”之后,援“軝”抗“戎”战事的重要材料。本文根据有关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就邢侯对“戎”的抵御与“戎”的族属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藏邢公簋

<正>近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征集了一件铜簋,因铭文中有作器者“邢公”,故称之为“邢公簋”。此簋矮扁,有盖。器盖顶部有圈形捉手,近口部较直,并以子母口与器身相合。器身直口,圆鼓腹,最大径位于腹中部。腹两侧有环耳,环耳以单体兽作母题,兽的角冠贴附于耳     

邢侯所搏之“戎”考

１９７８年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发现西周墓,出土一批青铜器,臣谏簋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件。臣谏簋铭文共８行,每行９字,记述的是西周成王末年邢侯在车氏与“戎”人搏战的事情。现据李学勤、唐云明两位先生的考释,将部分铭文摘录如下：佳（唯）戎大出［于］车氏,井（邢...     

致事传家与燕私礼——叔■父器铭文所见西周制度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其时历史与制度的直接史料。本文通过对出土于河北元氏西张村的西周中期叔■父卣、尊及臣谏簋铭文的考释,揭示了西周致事制度与燕私礼。铭文记述作为邢侯臣僚的叔■父早年送其子倐于邢侯处学习政务,其后叔■父老而致事,倐则继承父职辅弼邢侯。叔■父于国致事,于家则传家,故专为其子倐作彝器以昭示,且以相应的饮酒礼仪加以体现,使我们首次通过铭文了解了西周的致事制度与燕私之礼。周人制度之完备,礼旨之深刻,仪节之绵密,于铭可见一斑。     

青铜器“邢侯簋”与邢国迁封──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二

西周青铜器“邢侯簋”铭文,涉及到邢国的“迁封”,老一辈金文学家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刘节《古邢国考》、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以及近人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王冠英先生《关于西周青铜邢器的铸造工艺》、李先登先生《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等,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文着重对此器有关邢国“迁封”的铭文进行集释,并结合有关铭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就邢国“迁封”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探讨。     

河北元氏铜器与周初继承制度

1978年,河北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初期墓中出土青铜礼器10件,其中臣谏簋与叔■父卣带有长篇铭文,通过对二器铭文综合研究,可知谏与叔■父为同一人,其身份为邢侯之臣,曾跟随邢侯与戎作战,在奉邢侯之命出居軝国时,由于自己儿子死亡,因而推荐母弟之长子随侍邢侯,年老时又为母弟攸作器,并叮嘱他继承自己在軝国的事业。谏在选取继承人时,对"母弟"、"长子"的强调,似表明西周初期嫡长子继承制已确立。     

秦子姬簋盖初探

珍秦斋藏秦子姬簋盖是新发现的春秋早期秦铭文材料。本文解释了铭文词句,又根据《史记·秦本纪》的有关记载,并参考宝鸡太公庙出土秦武公及王姬钟铭文的研究,认为铭文中的“秦子”是指秦出子,“秦子姬”乃是其生母“鲁姬子”。这对于讨论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的“秦子”问题以及秦国早期历史的探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说北白鹅墓地“太保”——兼谈宪鼎铭文

西周时期,“太保”是召公的生称,也用作召公家族的族名。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太保”是族名。与之类似,梁山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中的“太保”也应该是族名,不可与正文连读。     

二则金文考

从字形分析入手,重新隶释出战国王命虎符铭文中的“虎”字以及九年戈铭文中的“■”字。     

长子、中子和别子

河南鹿邑太清宫墓葬中,青铜器铭文显示,墓主自称“长子口”。作者由此次发掘的铜器铭文入手,结合历史文献,认为商末周初铭文中的“长子”为首子或元子,“中子”为支子,“北子”即“别子”,也指支子。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柞伯鼎铭文补释及其年代再考

柞伯鼎铭文中的“共”当读为“供”,意为以下奉上、供其职事,引申为辅佐、有所奉献。“用昏无殳”的“殳”当为动词,即“以杸殊人”,是说昏国在南方以殳这种兵器为害一方,即蛮横用兵、侵扰边境,“无殳”一词和多友鼎中的“放（方）兴”、应侯视工鼎中的“非良”意思近同,近出铜器兒方彝铭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广伐南国”的主语是“昏”,并不指周公南征。铭文中的“蔡侯”当为传世文献中的“蔡武侯”,这为确定器物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综合分析柞伯鼎的器型纹饰、字体、人物关系以及相关历史背景,将其年代定在西周晚期的厉王时期较为合适。通过对相关铭文体例和文献的分析,并不能排除周公南征的可能,铭文内容仍隐约透露周公曾南征的事迹。     

韩伯丰鼎铭文新论

韩伯丰鼎铭文只涉及王命的传递,其中“史”当读为“御史”,该史所转达的“兹命”包括铭文中的全部言辞,核心要义“伯氏宕”是内史在王命基础上所发布的命令,但该命的实际决策者是御事司和周王两方。由此可见西周王权确至高无上和内史职权较大。     

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淳于右造”铜戈

1999年4月,在泰山虎山东路拓宽工程中,发现了一处战国墓葬群,出土1件带铭文的铜戈。此戈援长而狭,胡上三穿。内微上翘,上有一穿,内末端及下侧有刃。通长27.2、援长18.6、宽2.5~2.9,内长8.3、宽2.9厘米。穿右侧自上而下铸有“淳于右造”1行4字铭文(图一~三)。从“淳于右造”戈的形制、铭文看,应属战国中晚期的遗物。铭文中的“右”,应是铸造兵器的“右库”之“右”。齐国当时在都城设有左右库冶造兵器,下属小诸侯国亦设兵器冶铸库。从目前所发现的铜戈铭文中,已有“淳于左造”、“淳于右造”可证明。铭文中的“造”字从“舟”则为齐国兵器铸…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柞伯鼎与西周晚期周和东国淮夷的战争

新近公布的柞伯鼎铭文,提到了虢仲与“昏”地。铭文中的这场战争,应是西周晚期周与东国淮夷的战争;“昏”地在山东,不在南国。     

谈洛阳伊川徐阳墓地出土的两件铭文铜器

洛阳伊川徐阳墓地出土两件铭文铜器,一件为西周时期的铜戈,另一件为春秋时期的铜勺。铜戈上铸有铭文“成周”二字,铜勺上铸有铭文“宔之”三字。成周戈是洛阳地区首件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带“成周”铭文的铜器,成周戈的发现进一步证明西周东都位于洛阳一带,也证明自西周中期始“成周”是西周东都的唯一称呼。“宔之”,“宔”读为主,“”为“斗”字的异体。“主之斗”铜勺是目前发现的第一件自名为斗的铜勺,铭文表明此勺是内迁至伊洛河流域的戎人首领所用之勺。     

东汉晚期——西晋越窑青瓷器铭文之我见

越窑产品向以胎质坚硬细腻,造型端庄典雅、釉色青莹滋润而蜚声中外,然而作为依附于青瓷器上的铭文却不太为广大文物工作者重视.有些文中虽有提及,也往往是只言片语,因而知之者不多.本文从上述原因出发,收集了从东汉晚期至西晋富有代表性的青瓷器铭文,试就铭文的含义作些分析,不当之处请同仁们斧正.(一)东汉晚期此期有铭文的青瓷器主要是耳杯,铭文以正名款的形式出现.正名款:上虞江山乡出土的青瓷耳杯、内底阳文反书“蜀杯”二字.从铭文上看,“蜀杯”即茶杯.在绍兴一带方言中,“蜀”与“茶”字音十分相近.如果用现代汉语的拼音来标绍兴方言中的“蜀”与“茶”音,其音标是“zuò”和“zuó”,两者只是声调上的差别.之所以产生把茶杯误写成“蜀杯”,主要是和窑工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