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与合——关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省思

长期以来,围绕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以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命名问题,中国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三星堆遗址先秦时期遗存从最初被归为一个文化类型,到后来被分为二至四个考古学文化,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整合认知过程。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应属新石器时代,而不属于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个器物坑是迄今所知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最早的遗存,就目前的认识,其年代不早于距今3200年。因而,将原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析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月亮湾文化”的建议是合适的。此外,原来被划归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器物坑,和被划归为十二桥文化的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遗存前后相继,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将其作为成都平原最早的青铜文明,命名为“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K4）是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之一,位于三星堆城址南部、马牧河右岸台地祭祀区的东部。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号坑进行了发掘。坑口大致呈正方形,面积约9.33平方米,坑内堆积由上及下可分为填土、灰烬、埋藏遗物三部分。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文物1970件,另有象牙47根、海贝50枚。四号坑的埋藏年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七期12段,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cal.BP)时间范围之内,其性质似为祭祀器物掩埋坑。     

土墩墓祭祀遗存考辨

土墩墓中所见的器物祭祀遗存一般都出现在丧葬过程中相对固定的环节,而且在土墩内摆放祭祀器物或挖掘祭坑的空间位置也存在一定规律可循。江南地区土墩墓中常见四类器物祭祀遗存形式,即"墓下祭祀"遗存、"墓前祭祀"遗存、"墩上祭祀"遗存和"墩脚祭祀"遗存。土墩墓中的"墓下建筑"遗存、人骨祭坑和燎祭遗存等可能与丧葬祭祀活动相关。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研究

目次一金沙遗址祭祀区的出土遗物二金沙遗址祭祀区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遗物比较三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与性质四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遗物的特点及原因五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格局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在成都平原发现的又一个重要遗址。1995年在成都金沙遗址范围内的黄忠村一带已发现商周时期的遗存,2001年在金沙村出土大批遗物,由此开始了对金沙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多年的发掘与研究已确认金沙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内含大型建筑区     

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初步研究

综合对比平面形状、堆积状况、文物埋藏与保存状况等几方面的特征,目前古蜀地区祭祀遗存可分为六大类六个等级,年代从二里头四期延续至西周晚期,以中商至西周早期较为集中。除等级最高的三星堆祭祀区一至四号坑、七号坑及八号坑为祭祀器物掩埋坑外,其余祭祀遗存均为祭祀坑。结合《左传》等文献记载可知,古蜀地区的祭祀大体可分都城祭祀和地方祭祀。“四时之祭”“禘祭”等由统治阶层主持的祭祀活动只在都城举行,其祭祀等级也相应较高,除此之外,在都城内城墙内侧等地还举行等级相对较低的祭祀活动。地方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在都城郊野举行的“郊祭”,在国之边界区域的高山和河岸举办的“望祭”,以及其他普通祭祀活动。“郊祭”“望祭”等级低于“四时之祭”和“禘祭”,其他的普通祭祀活动等级最低。只有“四时之祭”“禘祭”是固定在宗庙中举行,其余祭祀活动没有固定的举行场所。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续)

四、三星堆器物坑性质的问题 三星堆两个器物坑从一发现起,就被称之为祭祀坑,以后发表的两个简报以及一些论文还就祭祀的方式、祭祀的对象作了推论。三星堆器物坑为祭祀坑之说于是就几乎成为定论,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不过,三星堆器物坑为祭祀坑之说,由于存在着诸多不合理因素,因而一开始就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有的研究者更对三星堆器物坑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解释,如墓葬陪葬坑说,亡国宝器掩埋坑说、失灵神物掩埋坑说、火葬墓说     

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系

成都宝墩诸遗存与广汉三星堆遗存应属同一化,它们之间,特别是宝墩遗存的第三期并不存在向三星堆遗存第一期发展的关系。三星堆化从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间的发展变化是明确而连续的。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遗物埋藏层出土1件神树纹玉琮（K3qw∶236）,其平面位置靠近三号坑南壁,紧邻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玉琮材质为透闪石―阳起石玉,整体呈较规整的方柱体,中有周正的圆孔,器表无节槽,有线刻纹饰,刻痕甚浅。玉琮四面均饰弦纹与窃曲纹条带,其中相对的两面各线刻一株神树,形象与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有颇多近似之处。其原先应为一件素面玉琮,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流传、磨损后,才被刻上纹饰。器物形制与齐家文化玉琮高度相似,无疑是受甘青地区文化影响的产物,甚至不能排除这件器物原本为齐家文化产品的可能。神树纹饰具有鲜明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雕刻线条却又略显潦草,或说明玉琮在三星堆文化中尚未被视作礼器。     

商文化与城墙有关的祭祀遗存浅析

商文化与城墙有关的祭祀遗存可以区分为城墙营造过程中的祭祀遗存、城墙使用过程中的祭祀遗存两大类。城墙营造过程中的祭祀遗存的祭祀对象可能为地祇。城墙使用过程中的祭祀遗存又可细分为城墙附近的祭祀遗存和城门附近的祭祀遗存。商文化与城墙有关的祭祀遗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周代有深远的影响。     

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

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199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并与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填补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缺环,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传承关系。新遗存中的A组陶器是"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晚段的常见器物,但新出现的B组陶器已明显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畴,因此再将这组遗存归入"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     

三星堆遗址鱼凫说质疑

三星堆考古发现,学们已作了大量探索和研究。有人认为器物坑是鱼凫时代的遗存,本对此说提出质疑,通过对图像的分析、引用献与考古资料,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古蜀传说历史存在着大段的空白,三星堆古城就坐落在古蜀历史的空白区。     

试析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遗存

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遗存包含祭祀建筑、祭祀坑、用人祭祀、牺牲、祭祀台、焚烧祭祀、祭祀器物群、封土祭祀等多种形式,依据祭祀遗存与土墩墓营建的相对早晚关系,可分为葬前、葬时、葬后三类祭祀遗存。     

试析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遗存北大核心CSSCI

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遗存包含祭祀建筑、祭祀坑、用人祭祀、牺牲、祭祀台、焚烧祭祀、祭祀器物群、封土祭祀等多种形式,依据祭祀遗存与土墩墓营建的相对早晚关系,可分为葬前、葬时、葬后三类祭祀遗存。     

三星堆器物坑施彩铜器的初步研究

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出土的铜器中至少有43件带有彩饰,有两种不同的装饰方式。三星堆特色的器物多以黑、红两色刻意突显人头像、人面具的眼、口、鼻、耳等部分,应是三星堆人对以其为象征的超自然感官能力的崇拜。中原风格的容器则普遍用红彩来填充器表之阴纹,与同时代商文化范围内的铜器施彩现象一致,具有宗教祭祀意义,或与周代文献中涂血祭器的"衅"礼有关。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装有大量珍贵文物的器物抗,是中国近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引起了考古界和先秦史学界的普遍关注。当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发掘清理简报公布以后(下简称《一号坑简报》和《二号坑简报》,已有不少研究者对其年代、性质、意义,乃至于一些文物的解释等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却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下面,笔者就对三星堆器物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一简要的考辩。     

商文化手工业作坊内的祭祀(或巫术)遗存

商文化的手工业作坊内或附近往往有埋葬牺牲的现象,本文将其进行了梳理,并与甲骨卜辞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认为其是与手工业有关的祭祀(或巫术)活动的遗存。与手工业有关的祭祀或巫术活动遗存,在商代以前及周代的考古发掘中也屡有发现,它们是商代此类遗存的源和流。     

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纵目人”初探

1986年7月,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有了重大发现。这就是后来的三星堆一、二号埋藏坑,两坑均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时间断定为距今3100年到3200年间。其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塑像及青铜祭祀面具均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面“目纵”。与其他地方的出土青铜器有极大的不同,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这些青铜器所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纵目”的共同特征？“纵目人”的遗族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认识和答案。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白马乡及周边的白马人的生理及文化上的“纵目”特征进行调查及研究。以此破解三星堆“纵目”之秘。     

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桂圆桥一期遗存、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以及之间的过渡遗存等几个阶段。宝墩文化三期以前的史前聚落多分布于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平原边缘地势相对稍高的地带。平原腹地则多为宝墩文化三、四期的聚落。宝墩文化时期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黍、粟和饲养家猪,有别于桂圆桥一期以种植黍、粟为主的生业方式。宝墩文化四期之前大型聚落群与小型聚落的基本结构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显赫物品或随葬品,尚无明显的分级、分层证据。至宝墩文化四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墓葬开始随葬有骨饰品、石工具或玉器,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开始出现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     

三星堆玉璋图案探讨

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蜀国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有着丰富多彩的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古代蜀人的祭祀对象,包括祭祀天神、祭祀祖先亡灵和各种自然神灵,也包括祭山祭天祭地祭日等等。虽然传世文献在这方面缺少详载,但从出土器物看,殷商时期青铜文明已经相当发达的古蜀国,不仅有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祭祀礼仪用品和和宗庙用器,而且反映出古蜀国在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上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四川新津宝墩遗址朱林盘地点2016年发掘简报

2016年10月至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宝墩遗址Ⅲ1区的外城朱林盘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525平方米,共清理出宝墩文化时期墓葬17座,房屋基址5座,灰坑5个,基槽、柱洞若干。朱林盘地点文化内涵单纯,延续时间不长,时代为宝墩文化二期,发现的17座墓葬间无打破关系,残存人骨头部均朝西或西北,应为统一规划的小型家族墓地,其中M94墓坑规模最大、葬式独特、在脚部随葬一件陶壶,显示出墓主身份地位与其他墓主的不同。墓地分布于房址一侧,房址周围分布有灰坑等生活遗迹,宝墩文化四期的成都西郊化成村遗址、广汉三星堆仁胜村遗址房址与墓地分布反映的聚落结构应是这一空间布局的延续。朱林盘地点的发掘对认识宝墩遗址外城遗存的文化特征、年代、聚落结构乃至宝墩文化的聚落变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