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谷志有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三十多年来,我十几次回我插队的余家沟,想靠帮村里做些事,来减轻心底的负罪感。但这种罪责压着卸不掉,一直沉重。直到我觉得必须清算自己,才走进他的窑洞,为了那一拳,向他道歉。     

我参与报道安徽农村改革

1977年6月,我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逆境中相识的万里主政安徽。1977年9月,根据万里的多次建议和要求,我被新华社派为常驻安徽记者,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对安徽的农村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宣传报道。历史的机遇把我推上农村改革的潮头,让我有机会为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村改革做了一些工作。     

情书

光影里的少年： 写一封情书给你。 回忆里的温热,时光温软。我蜷缩在柔软的羽绒被里赖在床上,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下,我偷瞄你俊朗的样子,依旧如初,大大的落地窗户前你穿着松松垮垮的纯白色半袖读书,习惯性的皱眉时却也棱角分明。这一幕在很多年后我常常想起,这是光影里,时光最为柔软的部分。思念让人简单。     

猴戏丑化刘少奇惹众怒

在1968年最紧张忙碌的“双抢”季节里,我在湖南益阳资阳区一个猪场当饲养员。一天,我照例担草送到垸中田头,但眼前景象让我惊呆了——田丘里空无一人。“双抢”如救火,劳动力去了哪儿？我拔腿就向队屋跑去。跑到队屋,才发现队屋前禾场坪里围着一大堆人看热闹,人群中不时传出锣鼓声。     

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由来

"最小与最大":孙冶方对我的启发我于1982年夏到国家经委工作,此前担任过4年半财政部长。很多年里,我深受孙冶     

女儿与城墙

女儿怎的会和城墙联系起来隗？其实这个题目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三年,我真的不晓得究竟是什么在作祟。今天,在春天里的沙尘暴肆虐大地时,空气里弥漫起呛人的尘土味儿时,我就在键盘上不由自主地敲下这几个字。     

葛洲坝十年

从1949年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秘书开始,我和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5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从事长江流域规划和长江干支流治理开发工作。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从1959年12月最初提出建设方案,到1988年12月全面建成,我一直担任规划设计工作。其中,从1973年具体负责修改初步设计方案和现场设计及配合施工工作,到1983年回武汉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工作,我常驻葛洲坝工地十年,并在这里渡过了七个春节。     

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何堪回首何堪回首,在这里又不能不回首。记得是1955年的初夏,我跟随一支开进北大荒的部队(农建二师),在荒原里踏查(我想写一部垦荒的小说)。一天,我正在师部里参加他们的党委会,突然收到省里的一封催我立即回省城的电报。什么事?没说。没有说,就说明是电报里不能透露的事情,而"立即",又说明是急事,我带着忐忑不安和狐疑,回到了哈尔滨。     

外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在30年近一半的14年里,我都在北京生活。如今,我也居住在这里。身为外国人,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我还是得以置身其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愿你凯旋,山河无恙!

一个月前,我读到记载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看见》,那里记载着2003年的"非典",那也是我第一次对"疫情"这个词有所了解。文章里的内容,那么沉重、压抑,使我久久喘不过气来。犹记得——医院里,那个幽深黑暗的巷道;病房中,那位垂死挣扎的老人;大门外,那位踟蹰却又坚定的年轻护士。从未想过有一天疫情会离我这么近,直到——2020年!     

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大约是2000年,我上大学期间,某一天．文艺理论课老师讲的是“新历史主义”,用此理论分析了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课后,我找了书来读,很受触动。接着,我在我们中文系的系报上写了一篇《在“吃”的世界里》,尝试着用“新历史主义”写一写中国人吃饭的历史。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1961年死于饥饿的曾祖母。     

突尼斯 公益不留白

我大概属于很难令自己满足,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目标的人群,大学里不断地参加各种活动以及社团,从调酒到广播的经历足可以证明,然而真实的我,却一直停留在迷茫与空漾的状态里。直到—次,在偶然的机会里遇到AIESEC,在了解了它的愿景和工作之后,我认为这是一个既能体验到大学课程里无法提供的东西,又能享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的机会。于是,在2012年的7月,我申请成为了一名海外志愿者。     

难以忘却

<正>人的一生有很多事情会终生不忘,但时常浮现在脑海里.值得感动、回味、总结、提炼乃至对自己影响甚远的事情并小多。在剑阁县灾后援建的两年时间里,就有几件这样的事情令我感悟,给我启迪,催我奋进。     

读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年》

在我近年读过的书里,和风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是最使我惊心动魄的一本。作者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她是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在这本书里,她把她在从1957年到1961年几年间的遭遇细细写出,这几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包括了正史上所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自然灾害这些史事。这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具体个案。     

一块钱

我出生在1966年。那是农村穷得舔灰的年辰,生产队里一个劳动日才值1角多钱。小时候,我的身上从来没有过钱币的叮当声。     

我儿时记忆里的抗战

我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夜冀中平原一个不是很大的乡村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年抗日在外。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我来与父亲同住前,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两次短暂的模糊的记忆。所以,虽然我内心对父亲十分崇敬,而要叫声“爹”却是较难出口的。我记得,那时大家都说我     

“姥姥”

孝感乡里把外曾租父称为姥姥,我的姥姥生于1912年。     

我的中国之旅的见闻和思考

我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大学里继续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1969年,我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我着迷于中国语言和文化,非常渴望到中国去,但直到38年后,我才真正有了这样的机会。2006年春天,我终于在中国停留了13天。     

我往所有人去的地方去

在地下铁,我感到我是一群人。身体里不断有人争吵议论,七嘴八舌我想叫喊,嗓子里火辣辣的。我想趴在铁道上,踢打铁轨的卷锈。我感到我是一群人体里拥挤不堪的喧响,     

一个航空义务工役制士兵的回忆

从1969年初春,我在北京应征入伍来到新疆乌鲁木齐机场,到1973年4月复员回到北京,我在新疆整整战斗生活了4年。30多年里,我常常在睡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