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变“老店”

明末清初,安徽泾县黄田村人朱棋峰在临近南京江南贡院的钞库街筹资兴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棋峰试馆,以供给家族子弟来南京参加江南贡院乡试时住宿休憩,因此称之为试馆。除了江南贡院以外,棋峰试馆是目前留下的不多的与乡试有关的建筑之一,因此具有     

南京江南贡院的“三门”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夫子庙大成殿东侧,一说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不过根据明天顺元年(1457)《应天府新建贡院记》、清同治十年(1871)《重修江南贡院碑记》碑文的相关记载可知,作为江南乡试所用的贡院“自设科以来,其地凡四易”,直到明景泰五年(1454),在前武臣没入废宅之上,建立了现在的江南贡院。     

别具魅力的东方艺术院

南京东方艺术院所在地———南京钞库街５２号河房,旧称“棋峰试馆”,为明末清初安徽省泾县黄田村人朱棋峰筹资兴建,以应家族子弟来南京夫子庙参加江南贡院乡试休憩之需,故有“试馆”之谓。１９９２年３月被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棋峰试馆”...     

传承古今:作为文化中枢的科举博物馆及其范式塑造

作为城市文化中枢的科举博物馆秦淮河的历史文化意象之形成,直接体现出国家权力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前身江南贡院,也见证了在时代转移背景下,其社会影响力及原有功能是如何被改造和借用的。正如刘海峰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所揭示的,尽管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废除了科举考试,但很快就有一大批南京的文化精英和地方官员认识到贡院遗迹和古物的重要性,并尽力试图保存。这其中有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他们所争取保存的主要对象是号舍,对于作为江南贡院历史地位象征的明远楼,关于其继续存在可以说没有什么异议,其原因则必须置于城市文化结构的背景中来考察。     

三百年前有关常州的一场“皇家诗会”

清康熙帝六次南巡,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加强清政府对江南地区的统治,每次南巡都把“安抚士子,笼络人心”作为重要任务。1705年的第五次南巡,康熙在江南贡院以常州为主题进行“御前召试”,亲自主持、亲自出题、亲自监试,这场“皇家诗会”立足江南,面向全国,推介了常州的安宁、富庶和人文,表现了常州之美、常州之饶、常州之典,成为历史上常州城市推介的荣耀时刻。清代常州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文派、词派、诗派、画派、医派的“中国高地”,成为引领全国文化和学术风潮的“标杆城市”,与其人文传统和内在底蕴,是一脉相承和赓续迭进的。     

十朝故都,文化都会——简介《文化南京丛书》第三辑

新近面世的《文化南京丛书》第三辑,由南京出版社李海荣社长主编。这是一套以挖掘、整理、弘扬南京文化为旨归的"图文书",由《鸡鸣寺史话》、《栖霞寺史话》、《江南贡院史话》、《甘熙宅第史话》四本组成。四本书分     

释"坳堂"

"坳堂"见于《庄子·逍遥游》:"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王先谦集解引支遁云:"谓堂有坳垤形也."垤是小土堆,则支遁所谓"坳堂",当是云堂之地面高低不平.     

清帝王堂名款瓷器

堂名、斋名一般是文人士大夫的居室之名,这种风气在清代尤为盛行。据《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一书记载,当时有据可查的斋名、室名就有数千个。清代帝王也常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冠以书斋、堂名,以明其志、抒其怀。这种堂名、斋名之风在瓷器上也有所表现。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皆用楷书,制品之人有四类,一为帝     

李慈铭自序文辑释

李慈铭文集已刊行者有《越缦堂文集》、《越缦堂文钞》、《越缦堂骈体文》等,但还有部分散佚。李慈铭为他人及自己著作的序跋散落者尤为数可观,本文搜辑未见于诸李慈铭文集之自序文十四篇。     

《雪堂校刊群书目录》后记

《雪堂校刊群书目录》乃1928年先祖雪堂公于重刊增订本《碑别字》时,附于书后的,去今已六十五年了.最近我因从事编校《雪堂论著集》,才将旧目翻出,加以补订,作为《雪堂剩墨》附录之一种.为便于读者了解,再赘说如下:雪堂公自己说:“夙抱传古之志……此愿竟不获赏.辛亥以后,索居无俚,万事无可为,乃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 这自然是实情,但说“世有以长塘之鲍、金山之钱、     

灯厚堂贺龙脱险

解放前，湘西慈利县朝阳乡洪元村第一组有一座以凸亭为中心，木瓦结构、三层堂的四合太院，名叫灯厚堂。灯厚堂高瓦飞甍、雕梁画栋，规模宏大，贺龙曾在这个大院里，智甩追击之敌。     

正安尹道真务本堂

正务本堂,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北隅。务本堂为东汉桓帝时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尹珍当年讲学处。始建年代不详,今之务本堂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建。务本堂坐南向北,中轴对称,占地面积850平方米,由大门、两厢、正堂等组成,四周以高10米砖墙维护,穿斗式悬山青瓦顶。大门额横排楷书     

《仪礼》堂廉、堂深考

《仪礼》宫室制度,经历代经学家研究,总体格局已较清楚,但疏漏或不明之处,依然不少。如《仪礼》堂上之"廉",《说文》释为"仄",郑玄说"侧边之为廉",学者多以堂南侧之边为廉;至其形制,皆语焉不详。本文指出,廉乃是以砖石块砌于堂边沿的长条形建筑,四边皆有,一堂四廉。堂深之度,郑玄、贾公彦即已互歧,共有四说,长短相差一倍。本文认为黄以周"中至庪为堂"之说最得经旨,并论证自庪至廉的地带主要用于有司行走,不得称为堂。     

明代《宝贤堂集古法帖》浅谈

<正>在太原市永祚寺(即双塔寺)碑廊内,镶嵌有一套明代镌刻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明晋靖王朱奇源为世子时,汇晋藩府所藏各帖中之精品,又增选宋、元、明书家真迹,于弘治二年(1489年)始刻的一部大型法帖。虽历经五百余年的风雨沧桑,至今我们仍能从这些法帖中依稀看到古人对书法的痴迷与喜爱。一、《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概述《宝贤堂集古法帖》俗称"大宝贤堂集古法帖"或"大宝贤堂法帖",由明代晋藩王世子朱奇     

从先秦墓上建筑的台基到汉代帝陵的堂坛

汉代帝陵封土之下的堂坛是从先秦墓上建筑之下的台基发展而来的。随着墓上建筑的发展变化,它的名称从先秦时期的“丘”到汉代称作“堂坛”。东周时随着冢墓的出现和流行,中原各国王陵将原来建在墓室口上“堂”的低矮台基,发展成为大型台座之上、或直接成为在封土之上的高台建筑。战国晚期的秦芷阳陵园则将建在墓室口上的“堂”移至封土之侧,演变为“寝”,被秦始皇陵所继承。墓上建筑之大型台基的名称也随着墓侧设寝而发生变化,到西汉受先秦墓上建筑“堂”的名称及汉陵封土形状的影响,帝陵封土之下大的夯土台基的名称,就成为“堂坛”了。     

较雨量晴“中和堂”——再论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的民窑性质

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究竟是否系官窑为圆明园特制?笔者依据几块瓷片提供的信息(图1、图2),通过格物、稽古、证史,于2010年起相继发表了《鉴藏界一桩民窑误为官窑的百年积案—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藏清康熙“中和堂”款瓷器考辨》《“中和堂”及“漱玉亭”诸事考——兼与迈克尔·巴特勒爵士并张东先生交流》《瞻公为康熙民窑“中和堂制”品牌创始人之确证—顺就“中和堂瞻公制”款识说“瞻公窑”》。     

漫谈澄心堂纸

澄心堂"是南唐先主李异节度金陵时的宴居之地,后来成为后主藏书籍、会文士及撰述之所。澄心堂纸,就因取自澄心堂的样制而得名l'l。南唐中主、后主都是很出名的书法大家,对文房四宝颇为重视,澄心堂纸是专门制作、供御用的纸张。因而严禁在市面上买卖,故世人难窥真颜。其式样和面貌史载不详。南唐灭亡后,澄心堂纸的制作工艺也失传了,剩余的澄心堂纸均人宋廷。由于此纸篇幅狭窄,写诏不便,故宋廷使用无多,长期封置一旁,无人识得其珍。以至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苏易简写《文房四谱》一书时竟提也没提澄心堂纸。大约宋仁宗时,澄…     

谢三秀《寒夜饮杨愿之太史石林精舍醉歌》作年略考及《远条堂草》编年问题

《远条堂草》明代万历年间贵阳著名诗人谢三秀的诗集,清代莫友芝认为《远条堂草》卷首《寒夜饮杨愿之太史石林精舍醉歌》一诗作于万历丁未（1607）冬,并由此推定此诗集是＂万历己酉（1609）前后三数年作＂。本文从与谢三秀交往甚密,并有诗歌唱和的＂太史杨愿之＂（杨师孔,字愿之）1607年前后的行踪入手考证,又引杨师孔《秀野堂集》为重要外证,将这首诗的作年推断为1610年冬,并认为《远条堂草》应是谢三秀1610至1615年间的诗歌作品集。     

《里堂书品》辨伪

<里堂书品>(以下简称<书品>),抄本,浅绿格,每叶11行,每行24字.卷首目录题为"里堂焦氏书品",下署"廷琥手录".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名为<里堂书品>.郑伟章先生在<文献家通考>中曾说:"(焦循)藏书多有题识.其子焦廷琥辑为<里堂书品>五册,系雕菰楼绿格抄本,有题跋之作四百四十九篇,多集部书."①以为该书是焦循的"题识"之作.     

须静观止:潘氏祖孙三代的鉴藏活动(下)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中著录之物,虽云经眼,之后却有不少入潘氏三松堂中,以校《潘氏三松堂书画记》,重出者并不太多,由此可知潘氏穽藏之富,并不输于郡中之缪氏(缪曰藻、缪曰芑及其子孙)、蒋氏(蒋重光、蒋元城祖孙)、陆氏(陆恭、陆沅叔侄)诸家,吴大澂祖父吴经堃彼时略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