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邹汉勋对地方志舆图绘制的继承与发展

邹汉勋参编或总修的4部名志所记载的区域,明清时多属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所绘制的舆图展示了当时民族地区的状况,为研究当时的地名和山川风貌、民俗人情提供了考察依据;贯穿于其中的舆图绘制原则,是了解明清时舆图绘制继承发展的资料。邹氏将传统舆图"制图六体""计里画方""四至八到""古墨今朱"等绘图原则,同实地测量、多色成图、创造标识符号等方法结合起来绘制新图,其中包含了西方地图的理念,可谓近代舆地学的创新性发展。     

清光绪前中期新疆普通地图的绘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新疆地区在19世纪后期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全疆性舆地图测绘活动。第一次是从光绪八年至十五年初,张起宇通过实地勘察,绘制了全疆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所藏《新疆志》当是张起宇在光绪十年绘制完南疆部分舆图后,所撰写的图说;《新疆四道志》很大可能即是张起宇在测绘完全疆后,所撰写的全疆图说定本。第二次是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初,由于光绪《大清会典图》的需要而进行全疆性的绘图活动;国图所藏《新疆省舆地图说》当是新疆赍送会典馆的图说部分;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的《旧刊新疆舆图》应该是会典馆所藏会典舆图新疆部分经修改后的坊间刊本。     

明清时期“广西全省舆图”谱系及绘制简述

根据四库系列古籍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收录的“广西全省舆图”,可将其主要归为四个谱系,即《广舆图》初刻本“广西舆图”谱系、《皇舆考》“广西图”谱系、《皇舆考》“广西郡县图”谱系、《皇舆全览图》“广西全图”谱系。明代“广西全省舆图”的绘制以传统形象画法和计里画方为主,清代则更多地受到康雍乾测绘地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图形(轮廓)、内容层面,在绘制技术和方法层面受到的影响较小。康雍乾时期的测绘地图并非完全藏于秘府,曾被收入清朝多部官方典籍及地方志书中得以流传,并影响到其后的清代地图绘制。     

简析清代方志中的舆图

地图称作舆图,舆图与方志之问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清代方志中的舆图在舆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数量多,种类丰富,绘制技术比较高,科学性、准确性也进一步提高,在方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清代方志中舆图思想与设置对今天的修志也不无借鉴作用。     

北宋对西北边疆舆图资料的收集和舆图的绘制

北宋王朝把对西北边疆舆图资料的收集与舆图的绘制作为开边拓疆,安辑内属蕃部和重辟西域通道的一项战略决策来对待。边疆守臣、涉外使节乃至王官蕃将,都非常重视舆图资料的收集与绘制。礼宾院、主客省所询录的蕃夷朝贡使提供的地理地图资料十分丰富,内有国邑、山川形势、道路远近、风俗人物和本国及邻国的舆图。边疆舆图的分类极为周详,有边疆总图、州军分图、军用图、城寨图、管田图、新开方田图、内属部落方国图、西域图、徼外地理图、凤俗人物图、盟会图和驿站、烽台、哨所布局图。各类地图的制作材料和绘画技术超越前代,把我国古代边疆舆图文献推进到一个收获丰硕的历史阶段,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览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

幽思与胜览是两宋时代地图学中的两个重要思想脉络。在思想感情与意识形态之外,它们对当时地图学发展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促进了政府测绘边疆地图的同时,激发了私人对边地的探险旅行和地图测绘活动;各类"天下"舆图的绘制,在文化和空间上塑造了王朝整体地域形象;推动了历史地图和州郡类区域地理图的不断发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在强烈的思想感情驱使下,石碑作为一种特殊的材质成为宋代地图绘制的重要载体,推动了地图绘制形式的发展。与幽思相比,胜览更多地体现了宋代地图学发展中的乐观因素,推动了八景图意象的兴起和山岳地图的流行,在中国地图学中开出一朵灿烂夺目的以审美为核心的地图分支。     

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

朝鲜古地图中保存了清代中朝边界的诸多重要信息。通过对多种朝鲜古地图的解读,考察了其绘制方法与特点,重点分析了穆克登碑、图们江源、"间岛"及鸭绿江下游岛屿等边界地区在地图上的表现方式与变化轨迹。可以看出,朝鲜古地图在绘制方法受到了中国传统舆图的深刻影响,在内容上反映了绘制者对本国历史、地理状况的认知,也体现了其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地图绘制转型研究

近代中国地图绘制转型不仅是绘制技术、印刷和出版技术的转型,而且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受到众多方面社会变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地图绘制的转型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扇窗户,一方面,可以透过这扇窗户看到整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众多变迁;另一方面,只有理解了社会正在发生的众多变迁,才能更为透彻地理解映射在窗户上各种光影的变化.从社会变迁视角分析近代地图绘制转型,也是地图史料价值的展现.     

德国胶澳租借地的海域地名、知识来源及其历史地图绘制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及其合同中的海岛地名译写存在"中名德译"与"德名中译"两种模式。笛罗山、加帝庙、炸连三处标志性海岛有其本土地名和外文别名,其本土地名应为(水)灵山岛、谷积岛(古迹岛)、褡裢岛。不同语种间的地名转写存在变异现象,致使地名的本土意义丢失。德国对胶澳的地理认知,与英国、日本以及清朝在胶澳的地理考察与地图测绘有着知识传承和相互影响。基于档案、地志及中外舆图,可对租借地的历史地图进行更为准确的绘制。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对关键地名进行修订,可祛除外来地名文化的不良影响。     

清康熙绘本《黄河图》及相关史实考述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有一幅不具作者与年代的长卷式绢本彩绘《黄河图》。经考证,此图是康熙帝亲自授命、由康熙朝河道总督靳辅延聘幕僚周洽、李含渼等人在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684—1687)间绘制而成。周洽通过实地考察黄河并参照各地其他舆图,与李含渼等一起绘成两幅《黄河图》。靳辅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将其中一幅呈奏康熙帝御览,后收贮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一幅在民国时期被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收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周洽《黄河图》采用鸟瞰式画法,描绘了靳辅治理黄河、运河时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以及黄河下游两岸重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反映了清代的舆图绘制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图是仅存的几幅鸟瞰式水利图之一,也是最精美、最能代表康熙前中期绘图风格的黄河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已佚1590年单幅中国大地图研究

透过法国制图家桑松1656年绘制的中国地图,揭示已佚的由耶稣会士罗明坚与意大利制图家内罗尼合作的1590年单幅中国大地图面貌,指出此图主体部分是由罗明坚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所载中文舆图摹绘的抄摹型分省图稿拼合而成的,拼合主要基于对分省图稿省际河道比较随意的连接,造成水系、诸省轮廓及方位等重大错误。部分图示还借鉴1584年刻印的巴尔布达"中国新图"。此图是已知最早的单幅西文中国详图,虽有缺陷,但对中国地理面貌的展现较此前西文地图有所推进。     

世俗与神圣之间:国图藏佛教名山舆图的时空构建与人文意蕴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批清代到民国的佛教山岳舆图,版本珍贵,涵盖面广,较全面地展现了这一时期佛教山岳舆图的发展情况和艺术特色。总的来说,清代以来的佛教山岳舆图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世俗性舆图,它们多是绘制精美、画面整饬的官绘本,供帝王观赏或巡行指路所用;另一类为宗教性舆图,此类图像往往出自名山寺庙,流传广泛,版本众多,甚至衍生出一些内容粗糙、体现一定民间艺术色彩的简本。它们不仅仅是指示道路的实用性舆图,更是"神圣空间"的再现,是人们想象、朝拜圣境的桥梁。图中佛国和人世的交织与融合、山景和圣境的消长、文本和画面的相得益彰,展示出与世俗性图像相异的空间构造方式,呈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成为我国传统山岳舆图中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英藏近代中文舆图注记标签疑误情况研究

地图注记作为一种可视化的符号语言,其完整与丰富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地图内容信息的完整性。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的近代中文舆图,除原有文字和符号注记之外,还附加有大量注记标签。通过梳理《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和《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两种已刊舆图资料,可知在这批舆图中,有37种、53幅舆图附有注记标签,约占舆图种类和图幅总数的51%和42%。通过对两种资料注记标签保存情况的比较,笔者发现注记标签主要存在残损、折压、误贴、脱落等四种疑误类型;两种资料所录舆图注记标签均存在疑误情况,并且《英图》的疑误情况更为严重。正因如此,虽然《英图》的视觉效果优于《叶档》,但《叶档》的文献价值却要高于《英图》。注记标签疑误,除对标签本身信息的完整性产生影响外,还会对原图的其它信息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英藏广州城郊洪兵分布形势图绘制时间再探

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的清代广州城郊洪兵分布形势图,对于我们了解广东洪兵起义无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记载和舆图所载信息,认为F.O.931/1079号舆图最早应绘制于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洪兵进营佛岭市之后,最晚则应在九月初五清军开始反攻之前,最迟也应在九月十二日清军攻占萧岗之前。同时,依据石门"拖船"等信息,则大致可以将绘制时间推至七月三十日之前;F.O.931/1892号舆图应绘制于八月三十日清军稳定近城北郊形势之后,至九月初五日清军开始反攻之前的几天时间之内。     

试论明代方志建置图准确性问题——以嘉靖《陕西通志》为中心

方志地图属于古舆图的一种特殊类型,对其准确性的研究,以往多采用测绘学的理论方法探讨其数学意义上的准确性。通过选取方志地图中的一种主要类型——建置图,以城墙轮廓为核心,从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对其内容进行验证和将民国以来的实测地图与其进行比照等两种思路、方法对嘉靖《陕西通志》建置图的准确性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虽然个别建置图不大准确,但大多数建置图是具有一定准确性的。通过对建置图准确性问题的探讨,继而总结出其绘制的手法,认为建置图的绘制具有一定的方法准则。     

西域舆图跋语辨误及相关问题

顷读《收藏家》2014第四期,该期刊出陈禹《黑龙江省博物馆藏西域舆图》一文,介绍清乾隆年间宫廷画师徐扬所作的《西域舆图》,由于笔者工作涉及援疆且挂职于文化部门,因而就对该文特别留意。 所谓＂舆图＂,＂舆＂的本意是车的底座,用来承载物体,因为地图上载有山川、城镇、四方地物,所以古人就把地理学叫作舆地学,把看风水叫作勘舆学,舆图也就是反映皇土疆域的地图。     

明嘉靖戴璟《广东东通志初稿》中广州城图部分考释

戴璟《广东通志》卷首为图经,图经中的《广州府地理图》绘有广州城部分,是目前所见的地方志中最早绘制的广州城图。尽管该图的绘制沿袭中国传统的绘图方法,即“不着经纬,不甚明比例,但略记山川地名,兹不详考”(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但对于明代地方志书及其他地方文献中广州城地图的绘制起着示范的作用,在其稍后成书的黄佐《广东通志》的《广州府舆地图》及姚虞《岭海舆图》之《广州府舆地图》几乎与其同出一辙,由是观之,其影响不容忽视。一、成图背景戴璟,字直光,号石屏,浙江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为金坛令,有政声,遂擢为佥都御史,巡抚…     

乾隆时期西北地区的天文大地测量及其意义

本文详细考述了乾隆时期在西北地区进行的两次天文大地测量活动 ,分析、讨论了测量成果与测量方法 ,阐述了测量工作对于舆图绘制和边疆版图确定的作用和意义 ,获得了一些新认识。指出通过两次实测得到了 10 0多个经纬点的资料 ,为编绘新疆地图和全国地图提供了科学依据 ,其成果在测绘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林梅村《蒙古山水地图》商榷

林梅村先生对一幅据称从日本回流的手卷进行研究,判定其为明官方于嘉靖三年至嘉靖十八年间绘制的原名为"蒙古山水地图"的明朝宫廷用地图,并在其同名专著《蒙古山水地图》一书中对该图性质、绘制年代、绘制者等做了一系列判定。本文认为,林梅村先生对该图性质的基本判断不能成立,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明嘉靖前期蒙古诸部主要驻牧、活动范围在长城沿线以北而不是嘉峪关以西,明嘉靖时期人对当时蒙古各部方位皆有比较清晰认知且有密切互动往来,绝不至于将嘉峪关至天方之间遥远广大的区域当作"蒙古山水"来绘制地图。该图所示地理范围在明朝大致被统称为"西域"而非蒙古。除此之外,林梅村先生关于该图绘制时间、该图其他版本、绘制者为谢时臣等判断,也都不能成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浙江宁波府属地理舆图》绘制时间考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之《浙江宁波府属地理舆图》,描绘了清初宁波府辖地之自然及人文景观,图面见贴红签82纸,注文达7千余字。该图绘图时间约在清顺治三年至十八年（1646—1661）间,图绘目的可能在于宁波府主事者向清廷汇报与鲁王等抗清势力的实战情况,以及在宁波府沿海加派兵力防守的建议。相较于其他以“宁波府”为名的地图,此图尺幅巨大、绘风突出、信息含量丰富,既为明清时期地图绘制转型历史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具体实证,也给后人提供了认识史书之外历史的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