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

建国初期的侨批业是经营寄递海外华侨汇款及书信并收寄侨眷回执的私营行业。建国后随着解放军在华南地区军事上的顺利推进,包括侨批业管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在广东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在“便利侨汇”、“外汇归公,利益归私”原则的指导下,各项侨批业管理政策试图努力扭转侨批业长期奉行的经营服务方针,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但由于管理政策自身作用有限以及社会经济实力恢复尚需时日,从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广东侨批业管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1946-49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

194 6- 194 9年间 ,国民党政府为内战需要 ,加紧控制侨汇业。但是由于国统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剧烈 ,国民党政府又大肆搜刮人民财富 ,采用不合理的外汇汇率政策 ,因此引发大规模广东省侨汇逃避现象。海外华侨汇往广东的侨汇纷纷通过外商银行、民营侨批局、钱庄、银号等机构流入黑市 ,使国民党政府外汇收入大量流失 ,财政困境更无法解脱。     

波动与稳定:1957～1977年的中国侨汇政策

华侨汇款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和国内广大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其管理政策也长期是国家任务政策的重要内容。但1957年"大跃进"开始后侨汇却一度受到"左"的社会运动影响而不断减少。为提升侨汇收入,国家不仅一再重申侨汇的重要性,而且还在增加侨汇物资供应、避免侨汇遭受侵犯、提高侨批业经营积极性等方面制定     

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侨批业曾走向合作经营。研究表明,战时环境是促成这一转变的诱因,互利互惠则是双方合作能够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依托自身的官方背景和地利优势为侨批业提供批路安保、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侨批业则解决了该行在侨汇揽收和解付环节上的短板,并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双方合作卓有成效,为充实正面战场的军备物资、赢取日伪发动的华南经济战乃至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牟利是侨批业的本质属性,抗战时期与政府银行的合作妨碍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抗战胜利后,为寻求更大的汇兑利益,侨批业势必要挣脱广东省银行的控制而寻求自主经营,而战后彼此关系的调整又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化保障,由此双方重新走向了竞争和争夺。     

1950年全国侨眷福利会议与福建省侨批业的管理

建国初期,福建省政府遵循新中国政府对侨批业"团结与管理"的政策,采取措施试图将侨批业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然而并未能达到目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剧了侨批业管理的难度。1950年8月新中国政府召开华侨眷属福利会议以解决侨批业管理的相关问题,此次会议的召开成为福建省侨批业管理的转折点,会议后福建省政府初步实现了将侨批业纳入管理的目标。     

广西容县侨汇庄的经营模式及网络初探

论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广西容县“侨汇庄”的产生、发展、演变、经营模式及网络建构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显示,容县的侨批机构在抗日战争前发展较快,至抗战时期处于低潮,而到抗战胜利后一段时期则是发展的兴旺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容县的侨批经营机构也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过程,不过经营的规模与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至20世纪70年代初,广西的侨批经营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亲缘性与乡缘性的经营特征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营网络,是包括广西侨汇庄在内的中国民间侨批机构的共同经营方式。亲缘式与乡缘式经营不仅是中国民间侨批业内部管理与协调的需要,而且还是族群应对竞争威胁的自我保护措施。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１９６１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     

《泉州侨批业史料》简介

由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写的《泉州侨批业史料》一书,最近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目前全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地介绍侨批业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史书。全书分上、下编,共五个章节,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历史研究价值,对于深入研究侨批业这一历史产物,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娇小匕业这一兼有金融和由1。二支双重职能的特殊行业,在泉计】具有历史悠久、从业人员多,业务量大、涉及面广等特点。侨批业在泉州积极地服务侨眷,沟通侨情,争取侨汇,为泉do、I人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了较好地记载和及…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

针对目前学术界在民国侨务政策、侨务工作方面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侨委会,对于海外部仅粗略涉及的现状,依据相关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对国民党海外部的沿革、职能、其侨务工作实绩及与侨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分析和阐述。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与国民党海外党部从党政两个权力系统推展侨务工作,二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抗战前,以侨委会为主;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及日本推行南进政策后,以海外党部为代表的党务系统在侨务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近代跨国华人社会建构的事例分析——1929—1930年新加坡保留民信局与减轻民信邮费全侨大会

本文通过发掘1929—1930年在新加坡发起的保留民信局全侨大会与减轻民信邮费全侨大会的史料,管蠡了近代华人移民的跨国主义现象。维护侨批局生存的斗争表明,侨批局的成功保留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跨国华人社团网络的集体力量在维护跨国华人社会的利益上起着重要作用;侨批业具有内嵌于海外华人社会与侨乡社会有机体的性质,与后者有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在跨国的社会场景下,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演变成了政府与跨国社会相互交涉与协商的过程。     

1950—1957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分析

论文梳理了1950—1957年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阐述了这一时期华侨投资政策的几个鲜明特点：明显的阶段性、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与争取侨汇的目标相一致以及尽可能顾及华侨的利益和意愿。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华侨投资政策进行了评价,并对影响华侨投资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予以探讨,从其经验教训中获得对当今华侨投资政策的启示。     

华侨华人民间文献多重价值初探

论文对华侨华人民间文献的定义、种类、特点、价值等方面做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华侨华人民间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性、多样性、分散性和延续性的特点,并具有历史凭证价值、学术研究价值、思想教育价值和文化传承等多重研究和利用价值。目前除了侨批、侨乡族谱、公馆档案等进行了有序的收集整理外,绝大多数的华侨华人民间文献散落在私人或非官方组织手上。对华侨华人民间文献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十分必要。     

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地位变化考察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在韩华侨人数变化的趋势、有关在韩华侨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分析;从政府对华侨的关注及政策的改进、韩中民间经济贸易关系加速、韩国华侨扩大对外交流的努力、华侨学校的再兴等方面阐述了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的变化;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对韩国华侨地位加以评估。结论是,由于韩国政府对外国人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在韩国的影响力日趋显著;受教育、人才等因素的影响,在韩华侨在韩国的地位并无明显改善;随着新华侨影响幅度的加强,在韩华侨社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韩国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政策已有相应程度的改善,包容多种文化的政治态度应予以肯定。     

当前浙江华侨回国定居现象探析

针对近年来移民回流现象,用抽样调查的定量方法,对回浙定居华侨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进行了归纳;对影响华侨回国定居的经济、政治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华侨回国定居主要是为了恢复国内户口,方便经商、读书和生活等,其本身还具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实施积极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障的时代潮流。     

抗战期间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之研究

论文利用广东省档案馆藏近代侨汇档案,集中考察了1939年6月汕头沦陷后,广东省银行沟通潮梅汇路的成因、成效及局限,进而分析其对华南抗战的作用及贡献。研究显示,抗战期间汕头的陷落,是广东省银行沟通这一汇路的重要契机;其自身所具有的经营特色和优势,是其能够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而海内外各方则是促成汇路沟通的重要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发展壮大,并惠及数百万潮梅侨眷生计。同时为厚实国家外汇储备及赢取华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其海外拓展的政策,英、法、荷等国在南洋属地实施的外汇管制以及英、美对中国资金的封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吸收侨汇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