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江南地区至少有145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54.10%;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为疫灾群发期,集中了整个清朝57.20%的疫灾年份;夏秋季节是疫灾的多发季节,约74.60%的疫灾发生在夏秋两季;疫灾频度的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整个明代经历了7个波长为20-60年的完整的波动周期。水灾、战争、霍乱大流行是诱发疫灾的重要因子。清代江南地区疫灾地理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府级城市的疫灾多于县级城市;沿海城市的疫灾多于内陆的城市;疫源地区城市的疫灾多于非疫源地区的城市;人口稠密区城市的疫灾多于人口稀疏区的城市。     

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20世纪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史料整理及研究、荒政制度、区域灾害史、灾赈实践等领域硕果累累。①随着研究的推进及现实价值的凸显,灾害史研究似乎陷入了瓶颈,大多数研究都是就灾害说灾害,集中在灾害个案及赈济史实梳理的层域对灾害背景(原因)及影响、官民救灾及其机制和措施、思想、灾后重建等问题的讨论,或是对断代、区域、特别案例的探讨,对具体路径及方法等问题修修补补,研究思路及叙事框架无意识中形成了固有的路径及模式,重要创新及突破性成果不多,理论及跨学科视域的创新性研究也略显不足。     

清代芜湖疫灾及其社会应对

<正>古籍有云：“疫,民皆疾也。”而以现代科学的话语来描述,“疫”则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统称。因此,由急性、烈性传染病流行所导致的灾害就是疫灾。它既是细菌、病毒滋生所引起的原生灾害,又是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所诱发的次生灾害。由于疫灾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还直接危害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故而疾病社会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东汉洛阳灾害记载的社会史考察

洛阳在东汉时期(25—220)发生灾害114次,而在其作为东汉都城的166年中,有灾113次,占同期全国灾害记录的1/4强。在此后非都城的30年里,因为政治地位的变化和城市的衰败,洛阳从人们的政治视野中淡出,灾害记录仅有一次。东汉洛阳的灾害资料相对比较完整,接近历史实际,将其作为汉代的自然灾害个案来研究,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运用古代的灾害资料研究自然环境,不能就自然论自然,应充分估计社会因素对灾害发生和灾害记录的影响。自然灾害具有巨大的社会破坏力,而有时人祸更甚于天灾。灾害救助与汉代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汉代君臣因畏惧"天谴"而重视灾害救助时的吏治整顿,并因此收到较好的社会救助成效。采取积极的灾害救助措施,可以有效地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     

明清时期贵州冰雹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冰雹灾害是贵州地区比较主要的农业灾害。文章在明清地方志、今人所编撰的灾害史料汇编等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冰雹灾害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研究表明:(1)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冰雹灾害主要集中在清代后期(1830-1910年);(2)冰雹灾害在季节和月份上分布不均,从季节变化来看春季冰雹最多,而冬季冰雹最少;从月份变化来看4月冰雹最多而9月、11月、12月、1月、2月冰雹最少;(3)冰雹灾害主要多发生于中部以西地区即今遵义、安顺。黔南州等地。文章所探讨的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冰雹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对当前该区域的防灾减灾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元朝(1279-1368年)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78%。元初疫灾多与战争有关,中期疫灾多由旱灾及其所致饥荒引起,后期疫灾则是灾荒和战乱叠加的结果。元朝疫灾大多发生于夏季,很少发生于冬季,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仅从疫灾频度看,元朝经历了一个4落3起的波动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疫灾频度和广度来看,元朝疫灾表现为一个2起2落的波动过程,1280-1319年为第一波,1320-1369年为第二波。省级空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95.27%的疫灾县分布于人口相对密集的东南诸省,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浙行省的疫灾最为严重。县级空间尺度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今京广线以东地区,且南方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为疫灾最频繁区域;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北京、南京、绍兴、苏州等城市。     

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城市发展质量测算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中国2005—2018年284个城市的发展质量,借助Dagum基尼系数与核密度估计工具考察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规律,并进一步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城市发展质量时空分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发展质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后期乏力”和“东强西弱”的问题突出;(2)区域间差异是城市发展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贡献率为57.04%;(3)城市发展质量的绝对差距逐年缩小,各区域分布延展特征突出;(4)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发展质量时空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调控力度的驱动力正逐渐增强。     

综合城市灾害风险管理:创新的途径和新世纪的挑战

21世纪的城市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科学与信息之争,必然是包括生态环境及减灾防灾在内的城市安全度之争。可以说21世纪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高低,将成为全面衡量城市整体功能及其安是针对城市进行的全灾害的管理,它贯穿于灾害管理全过程,集中于灾害风险和承灾体的脆弱性分析并强调多层面、多元化和多学科的参与合作的全面整合的灾害管理模式。本文介绍了综合城市灾害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内涵和原则;综合城市灾害风险管理的对策和实施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综合城市灾害管理的实施战略和实施途径。     

试论西安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主要特点

本文论述了唐代(618-907A.D)以来西安城市地域结构的主要演变特点。指出,在西安城市发展的1300多年中,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1)城市规模从大到小,再到大,发生了曲折变化;(2)行政职能区发生了由集中向分散,再到相对集中的转变;(3)城市经济职能不断强化,商务用地渐成体系;(4)居住区具有从专门向混合,再向分离的转变趋势。     

《广州百年灾难史话》出版

广州史志丛书——《广州百年灾难史话》近日出版。本书系统地记述了广州地区100多年来洪灾、台风、干旱、饥荒、瘟疫、海难、空难、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企业生产事故、毒性灾害、公共场所事故、社会惨案、政治运动等自然与人为灾害,包括灾前的背景、灾中的抗灾、减灾和救灾．还扼要介绍了安全减灾的基本常识和广州地区自然灾害成因,提出了安全减灾的基本思路。全书分天灾篇和人祸篇,共30万字。     

上海、东京城市化进程及动力因子比较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海和日本东京为案例地,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城市化内涵的四个方面入手,运用熵值法对上海1985-2012 年和东京1954-2009 年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对比分析二者城市化进程,其次利用主成分回归法对二者城市化进程的驱动因子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上海目前处于城市化继续发展阶段,以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土地面积的扩张为主要特征;东京目前处于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是其城市化的主要体现;②城市化进程动力因子对比显示,上海主要依靠投资、内需及城市土地扩张推动,经济外向力作用相对较弱,而东京城市化动力中经济外向力作用明显。     

Spac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Clusters in Shanghai

The rapid rise of creative or cultural industries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to a revised spatial model of urban structure, helping in the redevelopment of old town spaces. However,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clusters, especially at the micro-city level,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ity of creative clusters on the basis of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empirical study of Shanghai. By us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atial features of creative clusters in Shanghai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urban histor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It finds that creative clusters are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particular locations of Shanghai, namely in the inner-city,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places close to universitie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s (CBDs), and entertainment and tourist zones. The old colonial zones in Shanghai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oster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because of the special image of these spaces, in particular due to the abundant workshop spaces remaining from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Great intimacy betwee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urban spaces becomes apparent in the case of Shanghai, demonstrating that the creative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in regenerating cities. Moreover, a differentiation in space among various categories of creative clusters in Shanghai was also noticed in this study.     

被“遗忘”的城市角落:对常熟历史街区衰败的思考

历史街区的保护已经受到我国城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中,街区衰败的现象屡见不鲜。为探究历史街区衰败的原因,本文以常熟市的历史街区为例,分析了物质空间衰落、基础设施匮乏及社会空间边缘化的街区衰败问题。研究也发现历史街区衰败的原因在于政府决策困境、产权关系复杂和多头管理带来价值差异等。为此,研究建议在今后的街区保护工作中,要考虑当地居民的需求,而社会舆论也应当对历史街区改造更加包容。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探索"接地气"的改造方案。     

20世纪90年代上海产业布局的发展变化

20世纪90年代,着眼于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按照"三、二、一"产业发展新思路,上海的产业布局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逐步形成了中心城以三产为主、郊区以二产为主的大都市产业布局架构。在各类工业区建设的基础上,上海又突出发展形成了"东南西北"四大产业基地。由此,上海产业布局呈现出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第二产业立足于城市功能重塑、提高工业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加强对重大产业项目的"政策聚焦",确立了空间发展的内环整合战略和"东西南北"发展战略,依托都市工业园区和城郊工业区,大大提高了产业聚集度。     

沈阳市城市景观演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分析了沈阳市5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城市景观及其演化情况,并分析了沈阳市城市景观发展演化的驱动因素。认为城市景观的演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动态化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直接的因素主要有经济体制和决策因素、工业发展、人口增加及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等。     

The politics of the Shanghai courts: the state,local elites,and social network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7–1937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Nationalist Party established dominance over the Shanghai courts in the foreign concession area to use them as weapons against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it analyzes the intricate relations amo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local elites, and the Shanghai courts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 (1927–1937). Building on recent studies that pay attention to the limited success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s policy of putting the judiciary under Party control,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ist Party’s dominance over the Shanghai courts was highly contested.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Party’s effort to gain control over the Shanghai courts by building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local elites’ appropriation of their own social networks rendered the Shanghai courts vulnerable not only to the Party’s intervention, but also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forces. I argue that due to the weak authority of the Shanghai courts, the Nationalist Party’s use of law against political foes could be a double-edged sword.     

空铁型综合交通枢纽地区空间演化特征——以上海虹桥枢纽为例

空铁型综合交通枢纽是将航空枢纽和高铁枢纽有机整合而形成的航空高铁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具有较强的经济社会带动作用,对区域空间演化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选取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地区为案例地,分析了空铁型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地域空间演化阶段性特征。结果表明：交通枢纽地区地域系统通过多个适应性主体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复杂适应系统,该地域系统演化过程可划分为枢纽地区空间形成阶段、枢纽地区空间生长阶段和枢纽地区空间涌现阶段。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在三个阶段特征不同,配套设施建设、要素集聚与流动、城市功能形成与发展、区域品牌形成等方面不断深化。研究有助于认知综合交通枢纽地域系统空间演化规律,为深化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及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1995、2005、2015年的中国国际航运数据,运用枢纽度模型与复杂网络方法重点分析了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港口地位变化,结果表明：上海港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最重要的港口,联系航线比重上升,范围扩大,强度增强,与东南亚的港口联系最为紧密;中国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航运网络由香港、上海（一主一副）的双中心向上海、宁波、深圳、香港的四中心发展,上海港成为四中心港口之首,上海港和宁波港同质竞争激烈;最后,从港口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的角度提出上海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发展建议,包括东南亚发展战略、港口协同发展战略、金字塔发展战略。     

上海大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研究

上海正在朝着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大都市战略目标迈进。但上海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直辖市,受政区空间与行政区划体制的制约,发展面临一系列的矛盾。解决行政区划矛盾的政策性思路一是内部改革,充分发挥现有政区空间的潜力;二是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联合政府,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范围内解决国际大都市的政区空间问题,以便形成上海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区域互补优势。     

租购同权”政策对学区房溢价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特征价格模型的广州实证

在公共服务对住房市场的影响研究领域，学校质量的资本化效应一直是重要话题。本文借鉴边界固定效应思路，使用广州市2016和2019年136所重点小学周边学区房与相邻非学区房的配对面板数据，利用空间特征价格模型定量测度了不同质量等级教育资源的资本化效应，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租购同权”政策对重点小学学区房房价和租金溢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广州市教育质量已部分资本化于住房价格和租金之中，且教育资源越优质，资本化程度越高。②“租购同权”政策的实施，并未带来学区房房价和租金溢价的显著变化。③“租购同权”政策对不同质量等级的重点小学学区房房价影响存在异质性，政策实施后省级重点小学的学区房溢价上升，区级重点小学的学区房溢价下降。④“租购同权”政策对于不同区域重点小学学区房房价和租金溢价的影响无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制定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的均衡化和公平性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