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摘登

我读了贵刊2009年7月号上刘济生写的《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一文,其中第四部分有一段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     

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束缚的思想被进一步桎梏了。在个人崇拜的阴霾弥天漫地、“左”的错误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有极少数人置生死于度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理的呐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难忘的回忆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组的策划操纵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回忆我的父亲钟枫

我的父亲钟枫看上去稳重干练,温尔雅,少言寡语。其实,他是个意志坚定、谦恭和蔼、感情丰富而又非常细腻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严峻考验。是革命队伍养育了父亲,使他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     

记者生涯难自励——“大跃进”中的一段回忆

从1958年开始,“三面红旗”下的灾难,已经过去48年了,但至今没有淡忘。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记者,“瓜菜代”的日子犹能苦熬,最痛苦的莫过于在强烈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不能说真话,又不能不说话,处在一个苦涩而又无奈的境地。     

回忆闻名全国的灵宝县“精兵简政”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8年1月3日,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4月县革委会实行了精兵简政。很快,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成为在全国推广和学习的典型。那么灵宝县的精兵简政到底是怎样的呢？现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并适当参考有关文献资料,详述于后。     

我是沙场过客——北伐战争回忆之三（上）

一、军名日“铁”铁树开花 享有“铁军”的令誉，对于当年驰驱在北伐战场上的第四军每一个成员来说，应该是怀着一种永恒的光荣感的。我们不单单更加珍视我们曾经尽了一份儿国民的天职——为广大的老百姓贡献了小小不言的汗马微劳，而且也为疆场上血染黄沙创造了“铁军”殊勋的先烈而深感后死者的责任重大。尤其是我们懂得珍视国家民族加诸我们这顶桂冠而紧守革命军人本分，今后当加倍奋发努力。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     

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仲夷回忆邓小平

任仲夷（1914--2005）“文化大革命”后曾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广东早期最艰难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的先行一步,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了重大影响。笔者于1998年至2004年夏天曾多次在任仲夷家中对他进行采访。任仲夷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多次谈到广东之所以有今天,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的正确领导和关怀。笔者根据多次访问记录,试将任仲夷有关回忆邓小平的部分摘录整理如下：     

回忆郑州碧沙岗

我祖籍山东,1926年生于郑州。我父亲葛心田于1956年去世,终年78岁。他早年和冯玉祥同班为伍,担任班长。因为他比冯玉祥年长几岁,所以冯玉祥对他常以“老大”相称。后来,冯玉祥逐步擢升。我父亲当过冯玉祥的副官,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葛副官”或“葛老大”。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我的“五七”干校生活片断回忆

“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1月15日,钟祥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钟祥县“五七”干校。校长是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原中共钟祥县委副书记郭贵玉。副校长是县里一位姓陈的造反派头头。随即,我被指定到干校所属三连（党、群班）当学员。从那时起到1970年8月离开,在于校生活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我白天参加劳动锻炼,夜晚开会搞政治思想斗争。现将当时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情回忆如下。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1966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活动。亲历其境,感受真切,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     

回忆我在河南的战斗岁月

我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万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失去父母。1930年,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此后亲历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的院士大舅徐大懋

2002年10月26日,我乘旅游大巴直奔马鞍山市所辖当涂县的塘南镇。旅游大巴驶下芜宁公路之后,便淹没在一派清澄的秋景里了。当涂县是我国著名古县之一,建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自古以来事以文传,地因人重。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在这里留下了痕迹,如李白、苏东坡、陆游等。只是位于该县东南约25公里处的塘南镇,因地处偏远一直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正是这样一个小镇,却哺育出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院士叫徐大懋,我妻子的大舅,我也叫大舅,一种不算太远也决不太近的亲戚关系。因了这层关系,我决定循着他的成长轨迹,探索一下取得这种成功的契机。…     

修建红旗渠片段回忆

红旗渠从开始修建到现在已将近40年了。我们的“班长”杨贵同志在《红旗渠建设的回顾》一文中,全面、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历史。当时,我在中共林县（今为林州市）县委工作,参与了红旗渠的酝酿、决策和建设的全过程。修渠的10年间,困难重重,所经历的事情很多。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已记不清楚了。     

郑州工学院水利工程系在灵宝开门办学的回忆（上）

“文化大革命”时期,郑州工学院水利工程系。曾在灵宝县（1993年5月改设为灵宝市）设立教学基地,开门办学,并参与多座水电站工程的勘查、设计、试验、施工指导、更新改造和技术咨询工作。为了从“三亲”史料的角度来记录和保存这段珍贵的历史,我先后到郑州、洛阳、灵宝以及三门峡的许多地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一史实的当事人进行走访,查阅有关档案和报刊资料,并对征集到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力求使撰写的文章尽可能地贴近历史原貌,比较全面客观地还原事情的真实面目。     

回忆我的母亲黄杰

今年11月16日是母亲黄杰的百岁诞辰,在父亲徐向前1990年辞世之后的第17年,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亲爱的母亲虽然已经走了两年多,但是她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在我的睡梦里,许多往事异常清晰地铭刻在记忆中.     

回忆在贵阳十五中上学的往事

1969年9月初，我接到贵阳十五中学的入学通知，本来我应该在前一年升入初中的，只因“文革”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延误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