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岭南家族统治新探——兼论家族治下的地方权力构造

六朝政权对疆域内各区域的治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当时岭南出现的"家族统治"现象就是一例。就地域来源而言,可将之区分为在地豪族的"世袭式"统治和侨人家族的"断续式"统治。在地豪族控制州郡主要凭借的是家族势力及在地方上的领导力;而侨人家族的出任,主要是朝廷欲借重该家族与岭南吏民的"义故"关系。家族治下的岭南地方权力构造是在地豪族联合,抑或侨旧家族合作来控制地方,实际反映了岭南地方豪族势力的强大。岭南家族统治的出现和延续,虽有其弊端,但能降低中央控制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成本,在非常时期稳定地方统治秩序。     

宋代地方公务宴饮过度原因考论

宋朝时期,为更好地开展地方各类公务活动,宴饮设置必不可少。地方明目繁多的招待宴在保证国家各项事务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导致奢费滋生、财政负担过重、腐化风气盛行等诸多弊端。为了抑制过度饮宴,国家出台相应措施予以整治,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并不明显。地方公务宴之开设,一方面受地方所在地理位置等地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当时政治及社会风气息息相关。此外,官员自身修为与素养也会影响地方公务宴之开设状况。     

先秦两汉人的“方外”意识

"方"字的本意是"并",其字形似并在一起的两只船,字义可能由于测绘工具"矩"而引申为方形、方向。而"方内"和"方外"则是人们世界认知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所在。"鬼方"是商周时期对西北地区部落的称谓,这一称谓的意思应当是"众鬼聚居之地",这多少与"方外"为鬼神居住之地的观念有关。先秦两汉时期对西北地方居住的部落的称谓还有昆夷、猃狁、獯鬻、匈奴,以及王莽改称的"降奴"等,而称谓的改变折射出的是时人对"方外"世界认知的转变过程。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轮修志中人物记载要避免的误区

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历代地方志都非常重视人文,注重人物的收录,在志书中专设人物门类,以彰显一地之风化。新中国第一轮新方志批判地继承旧志传统,志书中普遍设置人物篇章。除复载一些历史人物外,收录了许多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英烈、英模和爱国人士等地方人     

开发地方文献 服务地方社会

地方文献是记载一定区域内自然、社会和人群存在、发展、变化及影响的特色文献.它的形成是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由于其"一地之百科"的深刻烙印和"原汁原味"的显著特色,体现了一个地区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在当地经济建设、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徐悲鸿与广西美术

抗战期间,著名画家徐悲鸿至少10次到桂林,几度经停南宁,与广西结下不解之缘。他既是受地方当局之邀来创办和推进广西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也是受"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吸引进行艺术创作活动,以笔为枪投身文化抗战运动。那些年亦可谓徐悲鸿婚恋史中的跌宕时期,八桂之地见证了他个人情感生活中的欢愉与悲伤。     

“九世之乱”的考古学初步观察

"九世之乱"时期是有商一代由二里冈时期向殷墟期过渡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都城和统治中心区、地方中心聚落和实际控制区域都发生剧烈的变化。隐藏在这些现象之下的是商文化在扩张方向和扩张方式上的变革,具体体现在虽四面出击但重北方和东方,以战争和结盟两种方式扩大商文化的影响范围,而正是这些变化为其后的殷墟晚商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西学东渐看天津近代教育演变

首先简要介绍西学东渐出现之前天津的教育状况,然后重点介绍西学东渐出现之后,在其影响下天津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在这里又针对西学东渐的四个时期—明末清初时期、洋务运动时期、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时期、国民革命时期,逐一地详细描述了每个时期"西学"影响下的天津近代教育发展。     

试析全景敞视中不同主体的“非遗”视觉差——以汶川羌族羊皮鼓舞为例

流传于汶川地区的羌族羊皮鼓舞是"通灵""展演"与"历史记忆"三位一体的地方文化,在羌族人眼中有法事之舞与表演之舞的区分。但在国家"非遗"语境中,以其具备的"表演"特征,将之列为传统舞蹈类国家"非遗"项目。基于凝视理论的研究视角对之进行解析显示,国家与地方社会在全景敞视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因各自视见的不同形成了视觉差,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主体对文化的定义与文化再生产,也影响着"非遗"传承保护的效果。     

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考辨

根据汉籍史料和阿拉伯地理文献,区分了中外史料记述的不同,考辨了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的方位。玄奘所言"千泉",当在今哈萨克斯坦的梅尔克;玄奘所言千泉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千泉,并非指称同一地方。玄奘所记白水城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白水城(Isfijab)不能相等同;玄奘所记"白水",似应"泉"字之讹,即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千泉(Abarjaj);而玄奘所记"恭御城"是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白水城。     

地方的多重感知:一种生态博物馆的路径

在现代性与在地性的影响下,"地方"或"地方感"的相关议题日益成为不同学科重要的知识生长点。在遗产与博物馆学领域,作为一种塑造"地方感"的文化工具,生态博物馆在项目实践与理论建构方面遭遇到了认知社区或乡村的困境。地方的感知并非唯一,而是极具主观性和场景性。乡村个体、乡村集体、地方政府、生态博物馆都有一套解释地方的逻辑视野,这种多元性的地方感知是理解地方、治理地方的关键所在。     

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无论是作为日本地方史志源头的风土记,还是明治时期的皇国地志,其编纂都曾受到中国地方志的影响。针对这些情况,文章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几点知识:日本地方史志编纂机构的组成,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契机与目的,日本地方史志的种类,日本地方史志体例的演变,日本地方史志资料的收集与"史料编",日本地方史志的利用。日本地方史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体例历经变化,最主要的是由"志"向"史"的转变,以至于"二战"以后,"史"的体例成为日本地方史志中的主流。究其原因,除了机构变动、受西方史学思潮影响等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密切相关。日本地方史志的变化和创新历程,值得我们今天修志借鉴和参考。     

秦汉时期的异地诉讼

所谓异地诉讼是指改变案件的原管辖地,依法移送案件至异地受理的诉讼活动。秦汉时期司法程序的重要原则是"一法行之于一国",异地诉讼即是保障这一原则的重要程序。当时的异地诉讼程序包括"合"与"分"两大方面:将共案但分系异地之囚"合"于一处的司法管辖;在一定条件下将本地之囚"分"于异地审理。秦汉时代设立异地诉讼程序,是防止地方干预司法的重要策略,对维护司法公正与统一的司法权有重要意义。     

风习的在地化——方俗的历史研究与当代价值

"方俗"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指特定区域内民众相对稳定的地方性生活模式与惯习.从民俗学语境出发,方俗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辨析"方俗"与意涵相似的"风俗"一词之异同,方俗侧重地方性、静态性,风俗侧重流行性、扩布性与社会整体性,风俗与方俗犹如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风俗是方俗的"社会化",方俗是风俗的在地化.其次,方俗作为地方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塑造区域地方性、构建民众地方感的过程中有重要功用.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正确审视方俗能够反窥和理解地方社会,合理利用方俗有益于地方社会治理,有助于实现因俗而治、因地善治.     

伯■组器铭文释地二则

通过梳理、分析,穆王时期伯■组器铭文的"束"当与匍盉铭之"柬"系同地,位于汝水上游一带。而伯■戍守之"古"似即春秋楚国之固城,地近淮水上游的息国。     

民国时期安徽卫生防疫事业的萌生与困顿

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时代诉求的引领和地方需要的推动,皖省政府应势而为,初步建构了一个卫生防疫行政体系,开启了卫生防疫事业之端绪。然而,由于经费竭蹶、人才奇缺、政局动荡、民众卫生智识落后等瓶颈因素的窒碍,以及新生事物发端时期的幼稚属性,皖省卫生防疫事业又注定要呈现左右支绌的粗陋格局,进而陷入逡巡难前的困顿之境。皖省卫生防疫事业的萌生和困顿有其在地因素的影响,更有时代共性的投射。     

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贵州新学——《新学入黔：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与发展》序

近代"新学"的传播一方面与"西学"的挑激与引进有关,一方面也与儒家传统内部变革思想的高涨紧密相联.就"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具体过程而言,无论国家权力系统或地方知识精英,都发挥了主导性的范约作用,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知识格局.严修、李端菜、张之洞、粱启超四人,虽然他们最终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但均一度徘徊或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黔地"新学"的传播,值得以个案的方式认真加以研究.地方精英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在"新学"的传播史上可说是厥功甚伟.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从事讲学科研活动,则标志着地方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阶段.     

卜辞“龟”地与武丁时期的王室田猎区

宾组卜辞《合集》10198中的田猎地"■",当读作"龟",其地与《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所记载之"龟蒙"、"龟阴之田"有关,位于泰山东南方的汶水上游西岸地带(今山东泰安市境)。商王武丁曾在龟地大行围猎,收获颇丰。宾组、历组等早期卜辞所记录的武丁时期的田猎地点近六十个,其中44个为确凿无疑的东土地名,均位于今泰山周边,几占总量的八成。武丁时期的王室田猎区显然与商末乙辛时期基本一致,"泰山田猎区"应该就是殷商时期比较固定的王室围猎场所。     

作为方法的侨乡——区域生态、跨国流动与地方感知

论文基于对云南腾冲和顺侨乡与广东梅州南口、松口侨乡的田野调查与比较研究,考察了两地不同的人文地理、社会环境与历史生态对侨乡产生的影响;探讨了侨乡民众对于"侨"的理解与认知,及其如何应对民族国家建设、海外关系变化、侨乡文化资本化以及区域发展与全球流动;分析了时代变迁中"侨"之为侨的文化动力,并以侨乡为方法,构建理解区域网络、跨国流动与地方世界的文化图景。论文认为,国家力量对"侨"的界定与分类以及不同时期跨国网络的运作,影响着海外华人以及侨乡民众对于"侨"和"海外关系"的认知,并在日常生活、乡村建设以及新的流动中呈现出来。经由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侨乡人文景观,则使侨乡卷入新的"资本化"过程,侨乡乡民亦在文化建构中重新认识、理解与之相关的"侨"的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