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显光汇报国际宣传处派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致蒋介石密呈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在这份致蒋介石密呈中,汇报了该部国际宣传处派人赴日揭露日军在华所犯暴行的经过,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已掌握日本及第三国人士拍摄的日军侵华暴行照片及影片,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也足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关于“当时从未听说南京发生了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后来中国人编造的”等无耻谎言。     

亲历、书写、传播:费吴生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费吴生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书写者与传播者。1937年11月,日军入侵南京前,费吴生临危受托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总干事。日军攻陷南京后,费吴生目睹日军暴行,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诸多难民,另一方面用文字真实记录日军所犯罪行,并秘密计划将南京方面消息传送到外界。为此,他冒着危险将相关资料和胶片带到上海,带回美国,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公诸于世。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记者、作家群体活动分析

在日军进攻南京与大屠杀期间,日本大批的记者、作家由日本各新闻传媒单位组织派遣,随军到南京进行采访报道活动。他们目睹日军大屠杀的暴行,绝大多数人由于接受了日本法西斯的思想灌输,或认为是征服者应享有的“成果”,理所当然,或认为是战争中必然要出现的事情,在所难免,因而自觉地充当了魔鬼的辩护士,连篇累牍地写下一篇篇捏造南京“祥和”景象、掩盖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电讯,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只有少数人良心未泯,但在严密的文网下又无能为力,怀有“难以言语的苦痛心情”。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口述自传

南京大屠杀指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纵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罪行之一.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     

从《新华日报》报道看南京大屠杀事件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一系列暴行中最突出、最典型的案例,是现代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南京大屠杀事件伊始,中外媒体即给予高度关注。1938年1月11日,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此时南京大屠杀尚未停止。1月至5月间,《新华日报》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新闻就有10余篇。透过这一媒体的窗口,可以看到日军的野蛮和残暴,以及中国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和屈辱。     

英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史料一组

本刊公布的日军侵华时期南京大屠杀史料源自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其客观性、权威性无可置疑。日本右翼学者田中正明称他曾访问过当年驻华日本使馆的官员,他们从未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但这组英国外交档案则清楚地说明日本使馆的外交官对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也感到震惊和无奈。     

南京大屠杀前后的美、英记者群体活动评析

1937年12月,美、英记者一部分留驻南京,深入前线,采访报道中国守军的保卫战与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大屠杀暴行;另一部分则因日军当局拒绝一切外国记者随军采访,只得集中在日军后方的上海,从各方面采访报道日军对南京的攻势与沿途暴行。这两方面的报道共同构成了西方传媒关于南京战事的完整新闻内容。美、英记者关于南京保卫战的报道与评析...     

“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

在美国政府于 1994年 9月解密的一批外交文件中 ,有一份1938年 1月 17日日本广田外相发给驻美大使馆的电报 ,引起学术界关注。但同时 ,人们在认识上也存在一些误区 :有的将该电文中的观点直接理解为广田的观点 ;有的认为电文中提及的 30万中国平民被日军屠杀即是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直接证据。本文考证了上述“广田电报”的来龙去脉 ,认为该电报只是广田外相转发给驻欧美各使馆的一份背景资料 ,其内容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所拟的一篇“特别消息”,因而电文的内容应为田伯烈当时的所见所闻。同时 ,该电文中提及的 30万平民被日军屠杀的时空范围 ,与南京大屠杀并不完全吻合 ,因而不能直接作为南京大屠杀有 30万平民遇难的证明。但是 ,本文肯定“广田电报”对于研究侵华日军暴行以及南京大屠杀 ,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日军第六师团

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入南京城的日军第六师团犯下了大量屠杀、强奸、掠夺等暴行,其师团长谷寿夫也因此在战后的南京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然而,第六师团的日军老兵中相当一部分人却以师团并未进入过南京城为由,至今依旧否认自身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甚至于企图为第六师团的“名声”翻案。为还原历史真相,本文引用中日双方幸存者、目击者的大...     

谷寿夫战争责任的再检证

战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由于掌握的日方文献有限,对于被告谷寿夫的申辩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质证,从而对法庭审判和日本国内对南京审判的认识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战后未能引渡更多的南京大屠杀暴行责任人到华接受审判,加上谷寿夫并未完全否认日军暴行,只是申辩第六师团不存在暴行,其申辩论点在日本国内引起部分同情,从而影响了日本国内对南京审判公正性的认识。通过比对日军的军方文件、日军第六师团的官兵日记及回忆等日方文献,可以证明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并无不当,其所做申诉基本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狡辩。     

1937年12月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一组

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南京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函,是最近整理日军侵华罪行史料时在我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全宗中新发现的。该文件是当时在宁外国友人抗议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重要文件,函中反映了日军在金陵大学及其附近奸淫妇女、抢劫、屠杀人民,无所不为的暴虐行径。文件形容“日军残酷之态度,非笔墨之可表述”。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主要在城外和沿长江边进行,因此该文件“惟所述尚不完全,只能表现全局之一鳞半爪”。该文件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形成,正如郭沫若在为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作序时所说“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该文件是关     

1937年日军轰炸南京的国际反响再探讨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侵华日军利用其优越的航空力量对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轰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日军初炸南京之时,美、英、德、法、意五国联合划定“非轰炸区域”以维护其自身利益,同时劝告日本对其轰炸行为加以约束,均遭到日方拒绝.随后,日本海军以武力胁迫各国外交官及侨民撤离南京,并变本加厉地对南京实施无差别轰炸,在经历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撤离大使馆的短暂曲折后,美国等第三国一致抗议日军轰炸南京的局面正式形成.日军不顾各国反对继续对中国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最终招致美、英等国政府及舆论的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借助国际社会抗议日军轰炸之呼声,促使国联通过决议谴责日军轰炸暴行,造成了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局势.日军对南京的轰炸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但对有关各方均造成深远影响.     

“首都抗日战争史专家学者批驳日本右翼反华逆流座谈会”综述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其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杀人手段之残酷,均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60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刻骨难忘。然而,在今年1月23日,“日本舆论会”等右翼团体却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召开题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明目张胆地宣扬“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而绝非巧合的则是,此前两天,日本最高法院无理终审判决揭露日军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败     

论南京军民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反抗

关于南京军民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反抗,社会上和学术界在认识上存在两个方面的误区：一是,看不到这种反抗行动的存在;二是,人为地扩展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畴。事实证明,南京军民在南京大屠杀中有着惊心动魄的反抗,主要表现在：有的中国军人用手中武器拯救被难平民,部分被俘军人赤手空拳冲向行刑日军,部分市民面对日军暴行勇敢反抗,许多...     

后大屠杀时期南京市民的生活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暴行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恶化等系列恶果持续发酵，使南京民众陷入无尽的困苦之中。本文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图书馆特藏南京鼓楼医院院长霍顿。丹尼尔斯夫妇南京大屠杀后的书信及文献资料，重点考察后大屠杀时期南京市民的生活实态，以及大屠杀期间产生的PTSD症候在日伪当局恐怖统治下难以愈合的情形。尽管后大屠杀...     

抗战期间驻南京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对南京军民的血腥大屠杀,以及长期的殖民统治,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仇恨与持久反抗,而且也引起了一些良心未泯的日本军民的痛苦思索、逐步觉醒与各种形式的抵制、反抗乃至叛逃、决裂。这是中日战争史中不容忽视的内容。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将南京的“二月兰”变成日本的“紫金花”1937年12月,当野兽般的日军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血腥大屠杀时,日军中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就对其部队的暴行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     

田伯烈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田伯烈是世界上首位向外界披露侵华日军在南京以及沪宁一线杀害30万平民这一数字的人士;他所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是世界上最有影响、最早全面的揭露日军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图书。田伯烈编写此书这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绝非因为受命于国民党政府国际宣传处。田伯烈完全是基于对遭受日军暴行蹂躏的中国人民深深的同情;基于一名职业记的道德良知;基于一个远东国际问题观察家所持有的独到见解才编写此书的。同时,这部书也凝结了外国友人的共同心血,饱含了他们对受害的同情和对施暴的愤怒之情。这其中,在南京目睹了大屠杀暴行的外籍传教士,如贝德士、史迈士等参与了该书的策划,并为田伯烈提供了大部分所需材料。     

本·提里特关于编印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函两件

本·提里特(Ben.Tillet),英国贸易工会主席,长期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事业。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提里特将反映大屠杀的相关材料汇集成书,寄赠英国贸易工会俱乐部成员及相关媒体,揭发日军暴行。本组史料系提里特致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的两通信函,反映了提里特编印南京大屠杀相关材料的动机和过程。     

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金陵大学(鼓楼)医院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前后,由西方基督教会创办与主持的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的中、美医护人员,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领导下,抱着人道主义精神,不顾危险,奋勇抢救中国伤病员,与日军的暴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还克服重重困难,向国际新闻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他们在日伪的政治高压与经济封锁下所进行的重要而崇高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史与抗日战争史中不应忽视的内容。     

1937年《纽约时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1937年12月18日)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F·Durdin)1937年12月15日以前居于南京,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在城内大肆屠杀、焚烧、抢劫、强奸等滔天罪行,尽管德丁15日便离开了沦陷后的南京,他所目击、记录的仅仅是日军进城后最初几天的暴行,但这已经是十分骇人听闻的消息。12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德丁所撰写的这篇报道,将日军的暴行公诸于世,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它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禽兽般的残暴行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特由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将该文译出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