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的反贪立法

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对贪官污吏,历史上或称“赃吏”。什么叫“赃”？《晋书·刑法志》说：“财货之利谓之赃。”其义与“贪”大同小异,因此惩贪也叫“惩赃”。纵观历史,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运用...     

建国50年反贪立法的审视

本文对新中国建国50年以来的反贪立法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立法实践作了分析,从时空上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一时段反贪立法的概况及其特点。文章指出,反贪立法,一直是党和国家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路罪的法律武器,并且在反腐败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发展。50年来反贪立法经历了初步发展、新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历史经验表明,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加强反贪立法工作,加大反贪力度,贯彻反贪的立法精神,有利于推动和加强社会主义廉政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新反贪总局,地位更高权更大

正升格为副部级,办大案不需要多头汇报日前,党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新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习惯了中纪委"打老虎"的人们似乎对这个机构还有些陌生。其实,反贪总局成立已经19年了,前不久还查办了在家里藏了两亿现金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那么,中央为何要成立新反贪总局,它"新"在哪呢?反贪总局干过啥据了解,我国的反腐机构,从类别上大致分为党内纪检、行政监察、检察、审计四类,基本形成党纪、政纪、法律三方面共同反腐的局面,审计则作为重要的配合部门,协助反腐。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最主要的反腐败机构,是中纪委、监察部和反贪总局。     

中国反贪史的启迪

自从私有制产生,人类进人文明时代以来,贪污就与人类形影相随。贪污不受时空、国别的限制,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遏制它的制度及其机制。不久前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春瑜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以历代反贪的实践与经验,雄辩地说明了这条真理。 无数经验事实表明,贪污与“权力”是一对孪生子,二者伴随着整个政治过程。当“权力”的供给与人们对“权力”的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学上的“设租”与“寻租”的理论便支配着整个政治过程。掌权者用手中的权力设租,甚至直接出卖手中的权力,造成“官以财进,政以贿成”的局面。从这个…     

秦朝完善的婚姻制度,令人出乎意外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保护婚姻和家庭,以维护社会安定,所以,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一直是传统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新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提到了一些有关婚姻法方面的新资料,虽然不是很多,但其中一部分是以前史料中未曾有过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台及实施会增加反贪部门办案的难度,但是从总体和长期看对反贪侦查工作是一种促进和提高。面对日益复杂的职务犯罪侦办形势,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带来的新挑战,反贪侦查部门务必要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技能的创新,全面研判各方形势,有效化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给自身工作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民国反贪何以失败

反对贪污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似乎又是难上加难。前数年,王春瑜主编的《简明中国反贪史》二卷本问世,引起各界读者重视,好评如潮,影响巨大。我虽然未有机会拜读,却为春瑜诸公的学术敏感与关注现实精神赞叹不已。日前,春瑜向我推介邱涛所写《中华民国反贪史》书稿,才知道,《简明中国反贪史》中的七万字书稿,也是邱涛写的。     

海瑞之廉洁反贪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

海瑞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廉以处己,严厉反贪,重视采取措施预防贪黩现象的发生,效果显著。其之所以能够洁己洁人、反对贪黩,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陶冶密切相关,也因受到了严正而纯朴、娴于礼义的家庭和故乡社会环境的积极影响。这些都对今人和后人具有深刻的启发。其反贪活动虽深受正直人士的欢迎,但仕途并不顺利,生活相当清贫,这提醒后人:国家和社会对于廉洁反贪的斗士,不可不着意给予支持和关怀。     

瑞士银行保密制度难以为继

在目前的大环境下,瑞士银行保密制度已经难以为继,这对各国的反贪和反逃税行动是一个利好。     

“诏狱”辨名

“诏狱”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刑政”称谓,在考察法律文化的内涵、特别是皇帝诏旨与国家狱政的关系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并未对它作出一个确切的释义。晚清律学大家沈家本曾针对汉代情况概言:“是凡下廷尉者并谓之诏狱。”(沈家本《历代刑法考     

记五代杨凝式法书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法书中,有两件杨凝式的作品,一件是神仙起居法,一件是夏热帖。神仙起居法是历代艺术馆的重要陈列品之一,每逢重大节日期间,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展出,夏热帖则一年一度的在历代     

试析我国司法监督行政的制度效力及其成因

本文从法院行政诉讼和检察院反贪腐两个视角考察了我国现阶段司法监督行政的制度效力,发现司法监督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监察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解决官民纠纷、反贪腐、传播法治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等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非对抗性监督特征和日常监督效力差、独立监督能力有限等制度不足。本文认为,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背景,以及其他监督机制运行成本较低的现实导致了这一制度效果差。我国司法监督行政具有很大的制度发展空间,但这需要党领导下的持续制度改革和法治经验积累。     

反思“红衫军”退潮

当“机锋”不再,倒扁运动能否再掀高潮?施明德住院、红衫军退潮、马英九声望重挫、陈水扁依然挺立,这是施明德发动“反贪腐倒扁运动”以来,最受关注的话题。此因在“反贪腐倒扁运动”发展过程中,台湾约有百万民众参与其间,历经“九一五围城”、“双十天下围攻”两场规模盛大的抗议活动,结果居然是陈水扁稳居宝座、马英九声势重创,这是谁都料想不到的结局。     

香港捉拿大贪官葛柏

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坛最大的弊端便是贪污,而警方的严重贪腐,更是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也就在这时,人们注意到了警方的第三号人物、港英总警司葛柏,他正是这样一个靠贪污发家致富的人物. 港英当局为了消除当时香港公务员特别是警方的严重贪鹰击,决定设立廉政公署,先从英籍总警司葛柏抓起.这是老谋深算的做法.香港的警务人员大部分是华人,中上层的警官大部分是英国人.如果先抓华人贪污大案,会激起华人警员警官的强烈不满,使反贪一开始就难以取得进展.先抓葛柏,一方面可以平息社会上的不满,另一方面是给警方一个明确的信号:反贪一视同仁,不会采取双重标准.事实证明这一招是见效的,廉署成立伊始就先声夺人,树立了反贪的权威.     

刘观坐罪与明初反贪

本文概述了明初反贪情状,文风是受当今某讲坛上那些“大师”们的影响,但只要言之有据,不是戏说,本刊皆兼容之。     

和谐社会理论与我国的古代法律思想文化

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史上,历代的和谐思想由来已久,我国政府2005年年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是有其深远的思想文化基础的,并非是理论上的凭空创造,而是从中华法律文化思想宝库中采撷出的思想精华并加以理论创新而来。因此,我们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     

满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满族的部落与国家》

在满学研究领域中，满族史作为中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满族是继蒙古族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清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以满族为主建立的清朝，继承了历代封建王朝的丰厚遗产，但在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中，又具有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征。对此，若不深入研究满族的早期历史，则往往难以阐明。1988年出版的张晋藩、郭成康先生合著的《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是一部研究自努尔哈赤建国（161年）至清开国时期政治与法律制度的青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堪称拓荒之作。继是书之后，经…     

介休文庙与儒家文化

文庙,是中国历代王朝统治与儒家思想结合的重要代表,本文从介休文庙的历代变迁、改建和扩建,探寻儒家文化在地方文庙建设中的影响,给后人以借鉴。     

古代反贪设计的实际效果

历史学家吴晗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贪污现象“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①的确,打开中国的史书,不绝于书的就是关于贪腐的记载。有贪腐,就需反贪腐。吴晗总结说：“历朝的政治家用尽了心计,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厚禄,他们以为官吏之所以不顾廉耻,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禄不足以养廉,如国家所给俸禄足够生活,则一般中人之资,受过教育的应该知道自爱。如再违约受赃。便是自暴自弃,可以重法绳之。第二种是严刑,国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国共弃之。前者例如宋,后者例如明初。”厚禄、严刑两种方法,的确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反贪思想。相应地也曾经落实到制度设计,并进行了实践,但实践的结果是反贪效果并不理想。     

律令与晋令

律是定罪判刑的主干，令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律分支，对维护古代政权统治有极大的强制力。诏书与敕则是“后主所是”的特权表现。中国自汉至唐，仅有唐律存世，历代法令皆已佚亡。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北宋天圣令所附唐令，使人们得以窥见部分唐令、宋令的原貌与内容，便利学者对唐、宋令进行新的研究。也有利于加强对历代法令的重新研讨。本文将晋令篇名与历代法令篇名进行对校，发现晋律令不仅对南朝律令影响巨大，而且对以往被学者们所鄙视的北朝北周律令亦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从而得以纠正以往过分夸大提高北齐律令对隋唐令决定性作用的不恰当看法。文末解说了晋令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作用，认为它受到了时人的赞誉与肯定，是并非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