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玉树抗震救灾精神开发青海精神文化资源

一、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与“五个特别”青藏高原精神和“人一之,我十之”的实干精神的关系 首先,玉树抗震救灾精神是“五个特别”的青藏高原精神和“人一之,我十之”的实干精神在特殊时期的进一步升华、发展和充实。任何一种精神力量都不是在孤立的环境中产生的,玉树抗震救灾精神也是如此。     

安徽书院考

书院是我国宋代以来学者士子讲学读书之所,是府、县官学一个重要补充,也是历史上开展社会教育和学术活动的活跃场所。安徽之有书院,自宋代始。宋皇佑元年(一○四九年)文学家欧阳修知颖州(今阜阳)时,建西湖书院。据清乾隆《颖州府志》载:“宋皇佑元年,欧湖修守颖,爱西湖之胜,乃建书院于湖之南。”这是我省有史可考的最早书院。有人认为欧阳修建立的书院,是他“玉麈高谈”、“吟哦为乐”之所,不是士人谈书讲学的书院,这是不符史实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考辨

康有为在广州办学是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各种书籍对其记述也颇多,但内容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对办学的时间和地点,各家说法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辞海》(缩印本)“万木草堂”条的释文为:“万木草堂,康有为讲学之所。1891年(光绪十七年)创设于广州长兴里。……1894年被迫解散”。 二、《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认为:康有为于1890年在广州决心从事讲学,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为培养变法的骨干作     

商人屡迁中的汤亳

不常其邑、屡迁其都是商人的一大特点,它成为探讨商人活动地域的依据。屡迁之邑,是指商先公、先王的居邑或都城(以下概称为都邑)。各都邑由何王(公)所迁,迁在何处,前人有过不少论述。 有关商人屡迁的最早记载见于《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后人多认为这是指成汤以后至盘庚时,商人共迁过五次都。这五迁之都的地名,在西晋《古本竹书纪年》出土之前还不完全清楚。《史记.殷本纪》与《书序》都列出四迁之地:仲丁所迁之隞(嚣),河亶甲所迁之相,祖乙所迁之邢(耿)以及盘庚所迁之殷(亳)。而在《古本竹书纪年》中,五迁之都齐备,即除有司马迁等所言之四地(邢作庇)外,还有南庚迁奄的记载,“于今五邦”得到了证明。同时可知,这五迁之地不包括成汤之亳都。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似无异议。 至于成汤以前商先公之所迁,部分地点在先秦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但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却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职责与史学传统

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承担着诸多方面的职责,他们所承担的职责,与巫、祝、卜职责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根本性的区别,要注意其中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史学传统开创的重要时期,而许多史学传统的开创,与此时期史官所任职责及其为履行职责所做出的努力,有密切的关系。     

新编志书的一项创新——评《太原市南郊区志》之《概说》

一部志书在手,有暇通读者有之,但为数很少。大多读者,翻阅之后急于明了的,大概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该地之概貌,人文、地理之简况;二是读者在该地曾熟之所、曾闻之事或曾晤之人在志书中有何记载。我得《太原市南郊区志》(以下简称《太南志》)后,急于渴望了解的也即是以上两事:我不是太原人,只听说南郊区是古晋阳之所,有“三晋文明之摇篮”美     

杰出教育家孙奇逢述论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朝康熙十四年(1675),原籍直隶容城县,后改入河南辉县籍。十七岁中举,屡经会试不第。明清两代,朝廷多次征聘他为官,他都予以拒绝,而以讲学著述终其生。因长期在辉县夏峰村开堂讲学,故有“夏峰先生”之称,其文集也以《夏峰集》命名。他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当时讲学活动最盛的有三大支。在东南,黄宗羲在浙东证人书院讲学;在西北,李颙在关中书院讲学;在中原,孙奇逢在苏门山百泉书院讲学。孙奇逢、黄宗羲、李顒被学人尊为清初“三大儒”,而其中又以孙奇逢的辈份最高,声名最大。他还是一位气节奇伟之士,曾经勇敢地参加反对魏忠贤阉党和抵抗清军侵扰的斗争,因此获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的美誉。梁启超曾经这样称赞孙奇逢:“他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的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对于孙奇逢的学术思想笔者曾撰有论文,这里仅着重对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论南宋书院家训诗理学精神内涵

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多在书院讲学,他们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家训诗,是南宋家训诗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家训诗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为:讲学、家教皆可;表现爱国主义情怀;表达理学教育观念;表达作者本人的理学思想;表达亲情五个方面.在文学特征上,主要表现为说理大于表情、“质木无文”与以“理”为审美主体.     

龚贤研究补遗

一、金陵八家的称谓和龚贤流派问题 龚贤号称“金陵八家”之首,这似乎已成为许多美术史学家或学者研究评价龚贤的一个常用词。“金陵八家”是历史上同一时期同一地域中有代表性的画家的称谓,并不是,也没有形成一个绘画流派,这也是历来学者所共认的,因为画史上任何一个流派的形成或同一时期代表画家的称谓,一般都取决於这样几个条件:一者,有着共同的师承,其艺术主张,审美倾向大致相同,画风接近,如此,而形成一个绘画流派。二者,虽画风各异,但以地域为界,因籍贯相同而定名称之。再者,即同处一个时代,政治抱负和处境近似,在艺术上又都具有革新精神,而在绘画上也皆有出众的成就,因此,为世人共举之而誉名。前者有如“南宋四家”、“浙派”、“吴门画派”、“华亭派”等等。后者有如“吴门四家”“海阳四家”。而有些画家的称谓如“金陵八家”“扬州八怪”就显得有些令人茫然。他们既非籍里乡亲,也非属风格一致,信仰嗜好也不尽相同,何而要聚之为“八家”、“八怪”呢?这就颇耐人寻味。金陵八家虽同为明代遗民,但政治倾向、人生观、艺术观也各不相同,相互间并没有过多的交往,八家的风格虽说绝非各异,但有些画风,如龚贤和其余七家也确实相差甚远(八家中有的师承南宋院体或浙派,有的师承宋元画体或吴派,或有     

读笔会中的六篇《月》

古往今来,“月”被文人墨客所钟爱,或因之而寓以意:“秦时明月汉时关”,“烟笼寒水月笼纱”;或借之而寄以情:“海上明月共潮生”,“别时茫茫江浸月”。但各人各爱好,“忧者见之则忧,喜者见之则喜。”于是月也就显示出姿、色、声、味、情、意的万千变化来。今年金秋笔会120篇获奖作文中就有40篇写月,可见今天的年轻人是同样爱月的。这里发表的6篇都是写月诗情画意,抒情春风扑面,都各有特色,各有魅力。《月·月夜·四季曲》是一篇情采     

提高写作能力的两种方法

前些年,曾开展过一次写作有无共同方法的讨论。有那么一部分同志认为:“写作没有共同的方法”。我认为,干任何事都有方法,写文章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写作理论家多认为写作是有方法的。庄子主张“言而当法”(见《寓言》)。孔子将写作方法具体化了:“草创之”、“讨论之”、“修饰之”、“润色之”,此仍“千古为文之大法也”(见《宪问》)。以后,刘勰、刘知几、陈癸、章学诚、马建忠等,对写作方法都有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系统总结了前人的写作方法。五四之     

说服人

人与人之间,如果双方有了纠纷、成见,要想说服他,常常需要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很多人天生性格执拗,有时候哪怕动用法律,都无济于事。人与人之间有了误解,光靠说理很难解决,必须要有特殊的方法,让对方感动、软化、自觉、惭愧,之后再想要说服他,也就不难了。兹提供五个方法,作为“说服人”的参考:一、帮助他:有一个牧场的主人,因为隔壁邻居的猎犬经常跃过栅栏侵犯羊群,几次交涉都无效,最后不得已只有诉诸法律。法官说:“我可以办他的罪,他也确实有罪,我如果叫他把猎犬绑好,他也必须接受命令,     

1941年至1942年新疆反帝会史事拾零

1941年,我第二次到反帝会工作。这时,反帝会已迁到两湖会馆。这里的办公室宽掉了,但这时期反帝会却处于革命低潮之中。“××被捕了！”“×××也被捕了！”“国民党派人来谈判了……”“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骇被盛世才杀害了！”种种传闻搞得人心惶惶,真个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不断逮捕人的情况下,各单位陷于瘫痪,许多工作难于进行。反帝会的组织面貌更不清楚,如部正副部长都是谁？现在很难讲清,更难讲完全了。只记的秘书长是王宝乾,姜作周担任过宣传部长,藏谷烽担任过文化部长,但不久安、藏也都被捕,并被杀害。在我第二次来…     

王永江与张作霖的恩怨离合

1934年蒋介石曾向当时驻节武昌的张学良询问:“在东北政要中我所看重的一个人是王永江,虽未与他谋面,却心仪已久.现在我也思之永江政绩,却不知他与先大帅因何走向决裂?”张学良答道:“完全是由于总参议杨宇霆的从中挑拨所致.1929年我枪毙杨宇霆也有为王永江平反之意.”蒋介石所心仪的王永江已不为今人所知.史料偶有涉及也大多语焉不详,至于王永江与张作霖在民国年间的友谊与分裂,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     

《左传》“日有食之”新解

日月食在《左传》中有不同说法。《左传·宣公十二年》:“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左传·昭公十七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之食’、‘日月之灾’、‘日月之眚’都是同一回事。但在更多的时候,《左传》称日食、月食,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日食,月食,而说成是“日有食之”。其中的“有”字作何解呢?千年来无人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近治小学,恍然有悟。今考论于次:     

南方六朝墓中出土文字杂识

“都乡” “都乡”一词,不见史诗,而六朝墓葬文字中却时有出现。如“湘州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南阳郡涅阳县都乡上文里”、“丹阳石城都乡”、“兰陵郡兰陵县都乡中都里”、“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等,可见都乡之制广存于当时。六朝时县以下设亭、乡、里,《晋书·职官志》和《通考》皆有载。按“都乡”之义同于乡乎?都,就城市言,初多指国都。《左传》庄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释名·释州国》曰:“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汉以后渐指一般城市,《华严经音义》释“都,城也。”是又有都会、都市之称。都乡,余以为即都市之乡。     

浅论阮籍、陶渊明玄学思想之异同

魏晋时期玄学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阮籍和陶渊明,一位处于玄学发展之始,一位处于玄学发展即将结束之时,但无论是二人的行为态度还是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玄学精神都有相通之处。他们都崇尚自然、崇尚任情而动,并且都深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但二人又有本质上的不同,一位在承受不得不谈玄的痛苦,一位真正从玄学中得到解脱。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萌发于何时

最近,翻阅了几本研究孙中山的著作,都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前后(1896年10月1日至1897年7月)形成了三民主义.有的说,“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总构想”,还有的说,“初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主张”.孙穗芳女士则说:“在伦敦的政治研究和社会考察,使祖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出现了质的升华,三民主义更趋完整和深化.”事实并非如此.孙中山在这段时间的言论和行动虽在个别问题上涉及到三民主义的思想,但从未对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作过阐述.孙中山在这段时期的主要活动是:(一)在伦敦参观考察医院、摄政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院及有关历史遗迹,观看街道、店铺、车马、贸易情况,深为英国资本主义文明所吸引.他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予自是即小住伦敦,或游博物院,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     

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

近 2 0年来 ,学术界围绕明清时期所谓“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 )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 ,除了部分论著专门探讨外 (如牛建强、王卫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以该时期社会风尚为研究的主题或主要问题之一 ) ,更多的相关论著对此也有涉及。需要指出的是 ,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 ,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 2 0世纪的事 ,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 ,故也遵从研究习惯 ,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 ,境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 ,囿于涉猎所及 ,本文仅以大陆为限。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有…     

闻一多牺牲前后

1946年夏天,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暑假里,西南联大正在迁校,教职员和学生陆续分批北上。外面早就传说,联大学生一走,反动派就要下手,此前国民党宪兵十三团已调到昆明。作为妻子,我忧心忡忡,好几次催一多早点走,他总是说:“事情没有完,怎么好走?得把工作安排好,现在还没有人来接手。”我焦急地说:“人都走了,特务要下毒手,怎么办?”他笑了一下:“他要杀你,到了别处也一样杀。”那时,一些同仁趁此到国外去讲学,一多也接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聘请,但他不想离开多难的祖国,说:“北方的青年也许还需要我。”7月11日早晨,联大最后一批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