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郭沫若史学成就举要

论及郭沫若的史学成就,理所当然地要首先列举他那部开风气之先的、里程碑式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为这部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划时代的史学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崭新的格局,开创了科学的章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有充分的理由同被郑樵誉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徐松巍中国古代史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于史学自身如何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进步之系统、深刻和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非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为适应和推动史学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自...     

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正最近,瞿林东教授主编的7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该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作细致考察的多卷本研究成果,全书以历史时段划分,依次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隋唐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评介

正史学批评或史学评论是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但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却是摆在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重庆出版社,2016年6月),是作者多年从事相关研究的一次成果结集。全书34万余字,分上下卷:卷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包含18个专论(原为20     

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是与西方传统史学不同的另一种更高的发展形态。中西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阶段(即中国为先秦、秦汉时期和西方的古典古代)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显示出各自的特征。但也应该看到,中、西的古代史学也有其共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读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分五编,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成长期、发展期,繁荣期、晚年期。著者在“前言”中说:“要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不但要鉴取近代中外史学的经验教训,还必须从我国古代史学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史学遗产,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寻求规律,推陈出新,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又认为要达成此艰巨任务,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考察,即:考察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斗争;考察史学技术,即编纂学方面的发展;考察史著中文学手法与恶劣文风的斗争。通观全书,可见本书对这三个方面的考察以前二项为重点,后一项论述得比较少些。“前言”又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本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建设当代史学评论学科的奠基作──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建设当代史学评论学科的奠基作──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田夫《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是霍林东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记得将近四年前，从《文史知识》上初读翟林东先生的专栏文章《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时，就曾...     

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及其近代转型的比较

中国古代的官方史学,具有制度化、组织化并且纳入政权机制的特点,这是区别于西方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传统影响古代日本,使之也出现官方史学.但中日两国的传统官方史学存在着明显区别,这表现于修史的组织机制、修史成果格局和史学理念三个方面.时至近代.中日两国官方史学先后转型,但表现不同.中日两国都未能彻底摆脱官方史学传统,也不能完全将之保持,特别是日本明治时期做出复兴官方修史的努力,终归失败,说明官方史学虽然影响力很大,却不是史学发展的普遍方式,难免走向衰落.     

回归本然:朱绍侯先生对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中国古代史教程》为中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朱绍侯先生始终如一地致力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致力于把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和新方法融汇于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编纂之中,在成功主编了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之后,以耄耋之年又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实现了史学思想向本然的回归。以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视野、从学术史的层面总结朱绍侯先生在教材建设方面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把握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鉴戒史学的反思

鉴戒史学是指从孔子修《春秋》到戊戌变法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古代希腊和罗马史学亦属此类。它是把历史上的事和人作为镜子对后人进行劝诫,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目的的史学。目前的中国史学是从鉴戒史学发展而来的,它的某些传统保留至今,既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础,又制约着中国史学的变革。因此,有必要对鉴戒史学做一番认真的反思,使中国史学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开拓性成果——读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

由吴泽先生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先生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前不久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国内史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自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何炳松等人倡导对中国史学史展开专门研究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这门学科日具规模和体系化。近十年来,国内的史学史研究更趋活跃,成绩斐然,出版的专著已不下十余种,如白寿彝先生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卷)、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仓修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和朱杰勤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等。不过,这些著作,除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对近代史学有较扼要的叙述外,其余的均为古代史学史。这就使中     

中国彝族古代史学概述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人所共知。然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中的另一颗明珠,即由黔西北彝文古籍反映出来的西南彝族古代史学及其理论,却不大为人们所知。笔者认为:西南彝族古代史学理论的萌生和形成要远远早于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史学;彝族史学理论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曾经产生过以举奢哲为代表的若干优秀史学家;并具有沿续了几千年的独特的史官制度。 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充分认识,对于我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及民族文化的弘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读瞿林东著《中国史学散论》

瞿林东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史学评论,其研究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继《唐代史学论稿》之后,新近出版的《中国史学散论》,集中反映了他在1981—1992年间的研究成果。题为“散论”,其实不散。收入书中的31篇论文,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史学的若干理论性认识;二是关于古代史学成就的专题研究,其中有的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有的则是对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认识;三是关于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思考。这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涉及如何估计我国史学的成就,如何继承这份优秀遗产,如何用现代的科学的观点重新     

近三十年来国内中国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研究概述

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国学术研究的禁区逐渐被打破,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就史学而言,史学界对史学与宗教间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对中国佛教史学和道教史学的研究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而拓展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内容,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三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良好发展态势。     

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史才”的不同概念 ,认为“史才”在中国古代具有三种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即史学主体综合素质之一 (修史的才能 )、史学主体的综合素质 (才、学、识、德 )、史学主体 (史学人才 )。由于“史才”最基本的含义是修史才能 ,为史学工作者职业身份确定的标志 ,因此它也成为包括史学“三长”及“史德”在内的史学主体综合素质的代称 ,并进而指代史学主体本身。从“史才”概念出发 ,弄清其不同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有助于加深对古代史学主体素质理论的认识和探讨。     

跌宕而不群 纵横而自得——评增订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研究方法

正史学批评是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问题。1991年1月起,瞿林东先生在《文史知识》以"纵横"冠名的专栏连载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系列文章,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1994年4月,该栏目系列文章由中华书局汇集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出版,并于2000年重印。在此后的二十年间,瞿林东先生始终着力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2016年6月,瞿林东先生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以下称《纵横(增订本)》)由重庆出版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