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曾向唐朝皇帝称臣——隐藏在百济人墓志中的历史真相

正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中日两国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但政治关系始终若即若离。自汉朝以降,中国皇帝以朝贡和册封为纽带,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逐渐构成了学者所称的"东亚文化圈"。东汉至东晋南朝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地方政权也曾主动请求中原王朝册封,凭借后者的威望完成了列岛的统一,并在与朝鲜诸国的角逐中获取一席之地。但此后,除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将军短暂向明朝称臣外,日本在多数时候都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     

对幅考--南宋绘画的成就与缺陷(下)

5.日本人对对幅画的偏爱从各种资料中,可以明确知晓室町时代很少欣赏单幅中国画,多半是欣赏对幅的中国画。在《佛日庵公物目录》《君台观左右账记》《室町殿御记》等书籍中,除了2幅对和4幅对等在中国普通的偶数对幅画以外,还记载了中国不常见的3幅对和5幅对等奇数的对幅画。奇数对幅画中的大部分是携入日本后的“异种组合”,但也有极其稀罕的如牧谿《观音猿鹤图》(3幅对,图4)那样,原本就是3幅对的作品。     

日本装裱艺术浅析

书画装裱,源于我国古代,其产生与发展,对于保存灿烂的民族书画艺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装裱自唐传入日本后,直到日本室町时代为止,日本的装裱无论从技术手段和艺术形式上都受到我国的很大影响。日本民族是善于不断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因此给日本装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和空间。     

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间,发展是主流,从文化渊源上,日本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受益国,然而,文化上的诸多貌似相同的因素,孕育了本质上的诸多不同之处,成为两国间产生摩擦的文化原因。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会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但是,一波三折地前行,似乎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种宿命,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只要日本正视并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友好相处,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日本西本愿寺派遣的赴藏留学生——青木文教

正青木文教(1886-1956), 1886年9月28日诞生于日本滋贺县安云川町正福寺住持的家庭。21岁时进入京都佛教大学(今龙谷大学)学习。在该校学习期间,被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选派进入中国西藏留学,于1912～1916年在西藏生活了近5年。他与西藏结下的历史渊源和经历成为我们回溯中日关系,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染指西藏的历史事实,也可窥见日本藏学发展史之一斑。     

日本纪行文学的兴隆成因及其演变

日本的纪行文学义称旅行记,道之记。它是记叙旅行见闻与感受的一种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的最主要的形式和题材之一,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发展功绩颇大。在中国,在西欧,行记、游记之类的文章俯拾皆是。但很难以找到某一时代,此种形式能成为该国文坛的霸主,或是作为一种题材能主宰文坛的事例。日本的情况则不同,纪行形式的文学不仅充斥于平安王朝中后期,而且也左右了鎌仓室町时期四百余年     

日本室町时期的德政一揆及其影响

始于室町正长元年(1428年)的德政一揆是日本近代以前民众斗争的最高形态。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德政一揆频繁爆发,成为该时期民众斗争的主要形式。德政一揆源于高利贷借贷双方的经济矛盾,其主要诉求即在于合法取消债务关系。由于室町幕府掌握着高利贷的税收权,充当了高利贷资本的保护者,因此德政一揆的斗争矛头转向幕府,要求幕府颁布德政令成为德政一揆的最高斗争目标。一揆民众使用武力威胁、打砸破坏等暴力手段攻击高利贷经营者,还利用宗教对幕府的影响力,成功迫使室町幕府颁布德政令。这些行为不仅打破了室町社会的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了幕府的财政收入,更冲击了幕府的权威及权力结构,撼动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根基,为室町幕府的解体埋下了肇因。     

“北伐”期间田中内阁对“满蒙”政策的一面

1927年中国"北伐"之际,日本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面对中国巨变的政治形势,采取策略维护并扩大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是田中内阁最主要的外交任务。为此,田中一方面通过非正式外交的手段诱逼张作霖签订"满蒙五路协议""东三省治安维持协议""中日经济合作协议",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独占利益;一方面游说美国财团购买"满铁"社债,实现对美协调外交,形成与美国在"满蒙"利益捆绑的局面以应对"北伐"。虽然最终两条策略都失败了,但研究其推行的过程,可以帮助了解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对"满蒙"政策的一个面相。     

面对“九一八”：尴尬的“国联”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的借口。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沈阳东北方向一声巨响,几个日本军人将南满铁路二米长的一根钢轨炸断了,随后枪杀几个中国乞丐,给他们换上中国士兵军装。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     

日本七夕青竹“笹”考

文献记载的中国七夕早在日本奈良时代传至日本,作为宫廷的惯例,以"展示丝织品和诗宴"的形式直到平安时代。中国民间传承的七夕竹竿晾衣曝晒与愿丝乞巧,在日本庶民文化渐起的室町时代骤然以"竹竿悬挂五色绢丝乞巧"的形式大量出现,至江户时代青竹"笹"代替竹竿进入七夕,五色绢丝换成五色"短册",并参与"七夕送"的活动,是庶民文化的重大转折。日本的"七夕祭"因为神道和佛教因素的渗入,从而真正具备了"祭祀"的意义。而完成宫廷乞巧风雅向民间祭祀转变的标志,就是青竹"笹"代替竹竿悬挂五色"短册"的出现。"笹"是日本既尊重传统又迎合时代变化的七夕文化标志,它保留了来自中国七夕文化的主体"竹",也结合了本土文化"青竹",承载着日本七夕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寄托着日本人对生活的无限美好愿望与期盼。     

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

明朝洪武时期的对日交涉曾以"日本国王良怀"为主要对象,中国史籍所载这位"良怀",实为一度掌控过九州地方的日本南朝征西将军怀良,而在他被北朝足利幕府击败之后,仍然有以"良怀"的名义来明朝朝贡者。怀良的"虚像",不能解释为明太祖固守华夷意识催生的结果,实应视为明、日双方共同构建的交涉装置,而朱元璋对日本的连续"却贡",在客观上为日本由分立转向统一提供了良性的国际条件。     

古代日琉关系考

清代光绪年间 ,中日围绕“琉球问题”有过长达数年的争议。 1879年 8月 2日 ,日本驻华公使向总署转交外相寺岛宗则 7月 16日发出的《说略》,内称 :“琉球为我南岛久矣……国史记南岛朝贡事 ,实在中国隋唐之际。天平七年 (唐开元二十三年 ) ,太宰府遣使于南岛……既在我政教之下矣。”“保元中 (当宋绍兴时 ) ,源为朝居伊豆大岛 ,浮海略诸岛至琉球 ,娶岛酋大里按司女弟 ,生男尊敦。为朝还大岛 ,尊敦立为琉球王 ,是为舜天王……其后二百余年 ,将军足利义教赏萨摩守岛津忠国功 ,赐以琉球 (嘉吉元年、明正统六年 )尔来 ,隶属岛津氏为其附庸。”…     

镰仓、室町时期的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成立于战国后期的日本茶道（初期称为“茶汤”或“佗茶”）,虽然在形式上与南北朝时的“婆娑罗寄合”这种喧闹、奢靡的饮茶之风迥然不同,甚至与室町幕府的将军所举行的茶会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禅的精神的融入,正是对“婆娑罗寄合”的一种反省与反动,而室町幕府茶会中的“唐物数寄”、以建盏天目茶碗为代表的“茶具足”和“书院座敷”这三个基本文化元素,是后来日本的茶道得以成立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书院座敷”构成了茶道得以展开的基本空间,“茶具足”是茶道得以进行的基本器具,而“唐物数寄”则是使整个茶道活动充满了优雅文化气息的基本组成。     

策彦周良《入明记》所见明代徐州风物考述

正策彦周良(1501~1579),号怡斋,后称谦斋,日本室町幕府后期临济宗高僧,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与嘉靖二十六年(1547)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入明,并将见闻写成《入明记》。这是日本十九次遣明使中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汉文日记,是了解明朝社会、文化以及明代中日关系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策彦周良在沿运河往返的过程中曾三次经过徐州,留下了众多有关徐州水利和交通设施、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     

独具魅力的泰山画家

作品润格:【泰山画】【风水画】:15000-20000元/平尺【普通山水画】:8000-12000元/平尺泰山画家张伟明官方网站http://www.mt007.cn北京天地之合飞航广告有限公司书画艺术联系电话:13693168513收藏热线:13583857107张伟明1958山东泰安市生人笔名:乙泉,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泰山画院【政府画院】、泰安市美术馆副院长,副馆长。【35岁任副研究馆员(副教授)40岁任研究馆员(教授)】.擅长画中国山水画【泰山画】【风水画】1988年《岭上白云多》(水墨画)荣获日.中美术交流展(日本)特别优秀奖1989年《山非极高水非深》(中国画)中国首届北京、台湾、香港《中国当代水墨"百人"奖》佳作奖(第32位)1990年《山外山》(中国画)等4幅被中国文化部门选送美国旧金山、泰国曼谷等地巡回展览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26—27日在长春召开,并获得圆满成功。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近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24篇,有22位学者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韩东育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李阁楠做了基调报告。与会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     

“九一八事变”不能改称“九一八战争”

1931年9月18日(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晚10时许,日本帝国主义驻中国东北关东军第二师团和铁道守备队突然起兵,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及沈阳城发动攻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近年来,有人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侵略中国东北的阴谋,最早提出"九一八事变"一词,我们已被欺骗了70多年,仍沿用、重复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和语",现在不要再上当了.他们认为"九一八"不是事变,是侵略战争,应将"九一八事变"改称为"九一八战争",并要求媒体也如此宣传并正式使用"九一八战争"一词.其实,"九一八事变"这一历史名称,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以武力侵略和占领沈阳城之后立刻形成的,它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战后日本町内会废止过程

一九四零年,日本政府为了保证战时统制秩序的实行,在城市中实行类似中国居委会制度的町内会制度,将城市居民全部编入町内会进行管理,同是明确规定町内会是政府的基层行政辅助机构,一九四二年更是进一步接受了右翼军国主义组织大政翼赞会的直接指导,所以战时的町内会是战时日本行政体系的重要环节。战后盟军对日本开展民主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地方行政民主化,作为地方行政制度基层的町内会制度自然也成了改革的重要对象。     

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

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过程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战争结束后,饱尝了甲午战争索赔甜头的日本在列强各国中第一个提出了战争索赔要求,日本最后从中国庚子赔款的总额中得本利75944689 海关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效法英美等国,同意中国对日庚款缓付5年。战后,日本鉴于其他国家纷纷以各种形式向中国“退还”庚款,于是决定将中国对日庚款的剩余部分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北京政府虽然与日本订立了《中日文化协定》,但实际上中国并不能自主掌握这笔赔款,庚款的处置权仍操在日本手中,庚款的去向也很少真正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多数是投在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上。由于日本“退款”之举包藏文化侵略的野心,因此遭到中国各界的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方面废除了《中日文化协定》,另一方面照旧如数支付对日庚款,一直到1937 年9月。     

从《环境研究》看日本学界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

日本《环境研究》在2008年149号、150号开设专辑,集中刊登了17篇研究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论文,这些研究论文反映出日本学界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中国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特点和环境行政的最新发展动向;中国环境战略如温室气体减排及沙漠化对策ODA(日本对华开发援助)等各种形式的中日环境合作。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话题,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合作正在超越环境问题而扩展到经济、政治领域。在环境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对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乃至中日友好关系都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