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运动到学科建设的转向——试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与民国乡建运动

"私立乡村建设学院",是将乡村建设与高等教育有机融合的新式学校。它的创设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三次转向,是乡建运动走向新阶段的开始。这所学院在"学术自由""研习体制"和"自治管理"多方面开创新制,别具特色。无论是从乡村建设运动角度还是从近代教育制度取向上而言,它都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

作为一个自治性质的政治单位,乡村共同体以习惯法为基础,通过村民会议及其代表自主地管理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受近代早期法国社会经济形势和王权扩张的影响,这一自治组织发生了变化。村民"委员会"取代中世纪带有"直接民主"性质的村民会议,成为共同体的主要决议机构。代表共同体居民利益,管理乡村事务的村官则日益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乡村共同体最终被转化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所设想和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是一种旨在全面改造传统农村的模式探索,其内容包括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的现代性改造。当然,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成效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不少缺陷,更不能成为乡村建设派所期望的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它改造农村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既把改造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又企图寻找一条改造农村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政治改造方面力图实行民主自治制度,在农业经济改造方面试图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在农民素质改造方面企图培养初具现代文化科技知识的“新农民”,从而显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模式,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研究的。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

村治派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以<村治月刊>为阵地的研究和宣传乡村自治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从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民主主义的视角阐扬乡村自治思想,促进了乡村自治思潮的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中的体制改良

30年代河南宛西地区的乡村建设与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相比,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实施了以自治为基本内容的体制改良。地方自治派领导乡村建设,是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体制改良包括建设各级具有政权性质的自治组织、调整地亩和赋税体制、改革民事诉讼等。体制改良既是宛西地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又为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创造了条件。宛西地区的乡村建设之所以成效显,与此有关。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关系协调

乡村关系冲突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乡村关系冲突主要表现为“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不良倾向;乡村关系冲突从根本上讲,主要是由乡镇政府在我国权力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村委会在利益角色上的双重性和乡镇政府在利益上的自利性、乡村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制度供给短缺造成的。可以通过转变理念、创新体制和完善法制对其加以改进与完善。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困境

古老的中国是在民族危机和乡村危机共同震荡中走向近代的。针对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创立并实践了乡村建设理论。理论的困境令运动失败成为定局。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困境

古老的中国是在民族危机和乡村危机共同震荡中走向近代的。针对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创立并实践了乡村建设理论。理论的困境令运动失败成为定局。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试析阎锡山与山西村制变革

1917年9月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开始在山西农村实行整顿,逐步对村制进行变革。民初山西所行村制,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山西村制的变革顺应了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潮流,树立了全国乡村自治制度的范例。在中国乡村制度上,山西村制占有重要的地位。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主要问题,应该永远把处理好"三农"问题视为我们党工作重点.并明确提出二十字的总目标,其中管理科学是基础,要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社会主义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这符合当前农村社会管理的现实条件和需要,有其必然性.但由于改革开放后,特...     

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山西义村“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

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是传统乡村治理中的两股重要力量,二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二者却一度呈现出张力、冲突乃至断裂的迹象;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及其民俗宗教在乡村社会中的复苏与兴盛,民俗宗教又开始与乡村政治形成一种交叉重叠的互构力量。藉此,通过山西义村的"三官大帝"供奉之考察,揭示出当前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呈现的逻辑关系:民俗宗教政治化、村庄政治民俗化、村庄政治与民俗宗教混合化等。     

理解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读《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

《变动时代的乡绅》首次较系统地考察了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乡制变革和乡绅变迁,以乡绅为切入点,分析了近代乡村权力结构从保甲—自治—保甲—"村选"政治的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的乡村绅士也在权力变动的过程中蜕变、分化以至消亡,随着绅士的离村和基层政权日益痞化,乡村社会陷入日趋崩溃的境地,并成为酝酿社会革命的温床。同时,该著作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给予读者一定的启迪,包括区域性案例研究后的宏观解释,实证研究中的思辨追求和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而该书呈现出来的共性问题也有助于继续拓展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空间。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自治"与"礼治":近现代冀南乡村社会中的梅花拳

近现代冀南地区自然资源贫乏,社会动荡不已,而梅花拳作为一种男性结社组织,长期与庙会、醮会、香社等共同运作社区公益,以为立身之本,成为乡村地缘和血缘关系的补充。梅花拳组织由武场和文场组成,有分有合,既注意贴近国家礼治话语,又能因应地方社会变迁而自我调适。透过梅花拳的历史脉络与当下传承,观察其在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生活之间的角色扮演,对于探索中国乡村社会中"自治"与"礼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乃至理解"中国原理",或将有所助益。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之学理意义

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是其民权主义政治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始终坚持以地方自治为政治理想,并由此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系,体现了孙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属性,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虽然这一地方自治思想体系带有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在近代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挫折和障碍,但其在学理上的意义是应当给予认真总结和充分肯定的。     

清末城市自治思想及其对近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发现城市自治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结构后,自觉地将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争取城市自治之上。清末地方自治的实践主要侧重于城市进行,使城市自治运动实质上成为地方自治运动的主体。政治民主化城市优先发展的思路由此初露端倪,并且成为近代城市在政治层面发展的主线,影响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走向。城市自治思想使近代城市的发展具有以追求实现民主政治为目标指向的主观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