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68届初中学生毕业的历史情况

正我出生于1953年1月7日。16岁时被戴上知识青年帽子,名不符实,一生都感觉十分别扭,我至今都不认可。现以亲身经历揭示"文革"初期,68届初中毕业生学历段的真实情况。我在校初中文化知识学习时间不足8个月,因"文革"而失学,14岁后的两年多时间,主要是在校外当童工,以体力劳动挣钱养家,度过该上学     

“凌伊”先生

1976年10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那批留守上海的地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历

1967年1月,正当"文化大革命"以疾风暴雨之势开展之际,我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名记者,被派驻广州,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1969年我在中苏边境守岛

我志愿"一手捏笔,一手握枪"196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因"文革"原因到1967年才进行分配。分配方案中有一个名额是去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志愿。8岁时,首次见到解放我家乡的战士,成排站在院子里,纪律严明,我就很羡慕。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始终伴随我成长,至今依然喜欢。叔叔卢世立是解放军也是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文革"期间,穿绿军装成为时尚。     

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     

激情燃烧的大学“回炉”岁月

正1970年,我从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甘肃宁县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上了5年大学,就搞了4年"文化大革命",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工作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臭教师"的地位叫人另眼相看。期盼外出进修深造,且更换一下工作环境,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梦想。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中,那就是白日做梦。"文革"终结,机会终于降临在我的头上。1978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通过考试选拔部分1968-1970届大学毕业生"回炉"两年。当     

缝衣针、蚊帐和尼克松红烧肉

正当你已忘记昨天镣铐的时候,往往就会罪恶地诅咒今天看似平常,却来之不易的自由。从"文革"时期的监狱出来这么多年了,下面这几件事情,对我而言,恍如昨天,记忆犹新。铁棒磨成针大家知道,"铁棒磨成针"是勉励人们做事要有恒心的寓言,很少有人会相信它是真的。然而,在"文革"时的广西象州看守所,我却亲眼目睹了"铁棒磨成针"的现实。"文革"时的象州看守所的犯人,多则关了五六年,少的也有一年半载。大多数犯人的     

大伯父陈仁炳

正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     

我编撰《复旦“文革”大字报选》始末

徐振保,1943年出生,安徽歙县人,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1962-1968年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学专业学习;1966年12月成立"史红战斗组"着手整理、编撰大字报等资料,1968年7月告竣;1997年6月将其捐赠复旦大学档案馆;被同学称之为"复旦‘文革’太史公"。一、"隐性"造反者:我成为复旦"文革"忠实记录者的关键性因素     

我和《复旦文革大字报选》

历史眼光: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缘起我是安徽歙县人,1943年出生,出身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者家庭(父亲是小商人,生活艰辛但还算过得去)。这个家庭成分给我后来的成长带来很大压力。因为喜欢文史,1962年考入复旦历史系。我谈不上有什么远大抱负,庆幸吃上了"皇粮"。复旦的人文熏陶使我有了点历史眼光,具备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生价值,立志要做一个于家于国于民都有用的人,这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文革之初,我即意识到文革可能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     

粪筐当画架:我的下放生活

<正>1966年"文革"爆发了。我因病不能参加,在我的历史上,绝无政治污点,所以我很坦然。但众目睽睽,我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毒害了青年,由学     

《无声的群落》:最后的古代故事

<正>我刚刚知道,1967年的湘南贫下中农造反派文革大屠杀中,约万名死难者里,有文革前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叫王百明的知青,因为出身算"反革     

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啼血子规化杜鹃——忆吴晗伯伯

以饰演马派《海瑞罢官》而著名的北京京剧院须生安云武,在电话里跟我说:"去年是批判吴晗先生《海瑞罢官》40周年,今年又是‘文革’浩劫40年,吴先生遇害38周年;也是我的恩师马连良先生‘文革’中因扮演海瑞,被江青多次点名而横遭加害致死40周年,您不写点什么?"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一)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     

黎澍看戚本禹

1965年5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后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通史编写组工作,成为范文澜同志的助手之一。此时,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了四册,范老要求我为他继续编写宋代历史准备资料。1966年6月初,近代史所的部分青年起来"造反",自发组成"文革小组",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揪斗四位副所长即刘大年、黎澍、李新、张崇山同志。     

“文革”期间的流产高考

正国家、民族的命运,与生存于其间的个人的命运,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出生于1947年,基本可以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经历的起落浮沉,决定了我人生道路的起落浮沉。1973年的高考事件,便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十年"文革"期间,高考制度完全废止,大学招收的是无需经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其实"文革"后期的1973年有过一次流产的高考。我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虽然不错,却名落孙山,而且作为陪衬对象出现在《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中,成为我一生难     

我与茗山大师的翰墨缘

(?)山大师以88岁高龄于2001年6月1日圆寂于上海,至今已有一年矣。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浮现我的脑海。 我与(?)山大师初识于焦山对岸的象山江畔。那是20余年前的事了。"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中国新闻社海外专稿部一封专函,约我就近采访(?)山法师,写一篇人物专访稿。我乘车来到象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