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重文研究——敦煌本与《索隐》本、景祐本《史记》传承关系考略

敦煌初唐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复之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敦煌本此卷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祐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结构、文本、叙事:《十二诸侯年表》与《史记》编纂新论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起共和元年(前841),下迄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谱列365年间的历史变化。《年表》中的诸侯次序显然经过司马迁的精心考虑,它之所以与《世家》的顺序不同,源于司马迁采取了表面有异而实则相辅相成的排序标准。详考《年表》的文本内容,会发现《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在多方面呈现出同构性。以《年表》为基础,司马迁在相关《本纪》《世家》中"嵌入"了大量叙事文本,对这类"嵌入型文本"的详细分析不仅可以促进《史记》编纂过程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关于"十二诸侯"的历史叙事主线进行考察。在结构、文本与叙事的视角下,《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的关系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解读。     

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

史学泰斗司马迁所著《史记》的首篇便是《五帝本纪》,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并列,说明他把五帝看作是一个时代。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五帝时代不是传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据古史文献记载,五帝时代与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不同类型大体上可以对应。通过考古学资料与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     

楚辞中所见殷族先公考

司马迁作《史记·殷本纪》,其材料来源主要是《世本》,其次为《尚书》、《左传》诸书。殷商早期的社会习俗,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母系氏族特征,而与西周后的父系宗法礼制社会风貌殊异。郭沫若《卜辞通纂·世系》指出:“殷世于先妣特祭,兄终弟及之制,犹保存母系时代之孑遗。”而司马迁《殷本纪》所依据的《世本》一书,据陈梦家《六国纪年》考证,乃是战国赵人所编;至于《尚书》、《左传》诸书,更是中原儒系著作。这些书中关于殷商原始文化的记载,已明显受了西周后父系宗法礼制文化的影响。所以,当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请先生用卜辞资料证明了《殷本纪》所     

裴注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篇目考——基于古写本文献的研究

六朝隋唐时期通行的《史记》文本多为八十卷的集解本,而现存有宋以降集解本《史记》俱为一百三十卷,八十卷本面貌遂不可知。梳理日本尊经阁文库本《经史历》所载《史记目录》的文献信息,可初步复原八十卷本及其衍生文本的篇卷分合情况。通过将《史记目录》与现存敦煌本、日藏古写本和索隐本及正义本《史记》篇卷的比勘,基本可以确定目录所载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篇卷的相关信息并非出于后人的伪作。系统考察《史记》传本卷帙变迁的历史进程,将有助于理解现存《史记》古写本存佚因由以及纸简替兴和写刻演变之际,物质载体对文献面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考古学会在郑州举行第四次年会探讨夏商文化和青铜文化

自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从甲骨文上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记的商代世系之后,史学界多数人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是可信的。因此,人们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能从地下找到夏代文化的遗存,以便为研究夏代的历史和我国古代阶级、国家的起源提供新的材料。     

论民间文学对《史记》取材的影响

司马迁撰写《史记》多取材于民间文学,对此他有过明确的表述。如他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其写《史记》的情况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这里所谓的“放失旧闻”,主要指的就是民间文学。在《殷本纪》中,他说的更加明确具体：“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西周王朝周边文化年代的再认识--以鲁西南地区诸遗址为中心

公元前二千纪的后半叶,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存在着被后世称为“殷”的古国,即商王朝。依公元前2世纪编著的《史记》之“殷本纪”的记载,这一国家兴盛了50 0年以上,随后被来自西部的新兴国家———周所灭。那么,殷商灭亡后,曾经组成王朝的各种组织与文化传统是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而解体的,抑或被继承下来的呢?这一问题是探索商、周国家性质时十分耐人寻味的课题。尽管数量很少,但还是有若干文献述及这一时段的情况。关于周王朝在“克殷”后对黄河下游原商人领地采取对策的记载,就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史记·殷本纪》、《史记·周本纪》及《…     

“殷本纪”与“殷契”解

《史记·段本纪》所记乃商朝事,而题为《殷本纪》。其首句:“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跷讨甲?不作商契,而作殷契。似不可解。《史记索隐》注曰: 契始封商,其后裔盘庚迁殷,殷在邺南,遂为天下号。契是殷家始祖,故言殷契。     

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本文将《隋贤书出师颂》墨迹本与传世《出师颂》的八种刻本进行排比梳理,归纳出三个系统:即“萧子云”系统、“索靖”系统、“隋人”系统。通过各本文字校勘比较和文献考证,证明“索靖”系统刻本的母本即史载北宋“宣和本”,“隋人”系统即史载南宋“绍兴本”,而此两本与北宋《兰亭续帖》所刻“萧子云本”,俱出自同一个更古的祖本。进而对辑入《出师颂》文字的《文选》一书的版本进行分析,论证“绍兴本”应是隋和初唐书家的临摹本,即《隋贤书出师颂》墨迹。     

扬雄《法言》的版本与流传

《法言》是扬雄在晚年拟《论语》而作的一部语录体散作,是我国汉代的重要典籍之一,在我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批评史、美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在历史上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一为十三卷本,一为十卷本。本分别简述了它们的特点,并对它们之间的优劣有所比较。通过唐宋类书、古书旧注对《法言》的征引,考察了《法言》在宋代以前的流传情况,发现其旧本与今本之间差异甚微。     

君家两行十二字 气压邺侯三万签——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行穰帖》流传考略

本文通过对《行穰帖》原卷的考察和历代著录的研究,证明《行穰帖》是自北宋宣和内府以来,流传有绪的一件唐代制作的法书影摹本。此外,还澄清了该帖历代刻本、摹本的原委,并解释了乾隆跋语中对董其昌评价的误会。     

所见残本《唐书·天文志》一种版刻年代叙录

本文介绍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唐书·天文志》版本特征,发现书间避宋讳,多用省笔和俗字,纸糙色黄,似元代印书多用之梗棒纸,认为是书为宋刻元递修本。     

今本《史记》校读记

《史记》刻本产生于北宋淳化五年 ,与唐以前的写本文字多有不同。《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一部类书 ,引用了大量的唐以前文献 ,《史记》是其中之一。本文据《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异文 ,考证了刻本《史记》文字的某些讹、误、衍、夺 ,为今人正确利用《史记》提供了根据。     

宋人汉史学述论

为配合官方校书活动而展开的北宋汉史学,其著述以校订辩误为主。但自北宋后期开始,尤其到了南宋,考、论结合,专门评议,以及注重研究两汉典制的宋人汉史著述则明显占据主流。宋人的汉史研究实开明清补史派和考史派之先河,又开评论《史记》的风气之先。     

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

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十”卷并非“七”卷之误,它说明早期《孔子家语》的分卷与方法与今本不同,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但就文字、内容及注文来看,敦煌写本与今本基本相同,差别并不大,这说明《孔子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并不存在结构性创伤,所谓“唐本”与“宋本”的区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西夏榷禁制度渊源考

西夏榷禁制度与唐、五代、北宋的榷禁制度关系密切,西夏"巡检"、"三司"、"栏头"、"群牧司"之名移植自五代、北宋。西夏榷盐价格基本与第五琦榷盐改革后税率相仿,榷盐根据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定价沿袭自五代定规;西夏榷曲告赏法借鉴自宋,收税职吏"栏头"与北宋后期的栏头更为接近;西夏畜牧榷禁中注籍、号印、禁杀牲畜规定的渊源可溯自唐代。总体而言,北宋榷禁是西夏榷禁制度的主要渊源。     

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

宋代县望等级制度基本承袭唐代,按“政治地位”和“户口”两大标准划分。但唐宋县望等级存在不少差异,其中的演化少不了后周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后周时期,望县、紧县失去按“政治地位”划分的资格,转而按“户口”划分。这一制度被宋代继承,实质是受次赤、次畿县的冲击影响。北宋前期,诸府属县严格按“政治地位”标准划分,与诸州属县按“户口”划分形成鲜明对比。至北宋末年,府、州政区属县等级“泾渭分明”的划分格局被打破,次府属县等级开始转向按照“户口”划分。唐宋划分县望等级的“户口”含义有所不同,唐代完全依据户数,宋代则根据纳两税的“主户”数,这一差异变化也与后周制度有很大关系。北宋前期,动态划分县望等级的政策得到了执行;到后期,则出现了“户口多而县望等级低”等脱离实际的现象,提升县等的户口标准成为解决县等与户口脱节问题较为务实的方案。     

宋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创新及其历史地位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集中表现为市场的成长和扩大。随着市场的扩大,周边各少数民族被卷入了宋王朝的市场体系,对宋王朝形成强烈的经济依赖关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使宋王朝的君臣逐渐认识到可以用经济关系(互市)控制周边各少数民族,调节与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宋王朝适时创新,形成了以"互市"为中心的一套民族政策,并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民族关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