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第三次赴日公演纪事

应朝日新闻社邀请访日梅兰芳曾于1919年、1924年两次赴日公演,抗日战争中,他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登上舞台。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到了195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形势已开始发生变化。1956年5月26日,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梅兰芳率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共八十余人,在时隔32年后再度到日本进行公演。梅兰芳在这个时候访日,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当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这在国际法上仍然可视作战争状态还在持续。     

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尽快争取外国列强的承认成为了民国政府外交工作的优先课题,日本则在该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年7月,日本明治天皇病逝,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纷纷向日本驻华外交机构致以哀悼,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派遣正式代表赴日吊唁,意图借助于"葬礼外交"的舞台扩大中华民国的外交影响.由于日本当时还未承认民国政府,日本政府以非正式的方式向民国政府转达相关信息,并劝阻民国政府派遣代表赴日的计划.另一方面,日本还通过在华的报纸媒体发表文章,安抚中国官民的不满情绪.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所展现的"迎"与"拒",反映了外交手段与外交实践的分离,以及民国政府寻求列国承认与日本政府意图扩大在华利益之间的对立.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清代前期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

清朝(1644—1911年)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又称江户时期,1604—1867年)大致是处在同一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两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建立正常的帮交关系。直到1877年(光绪3年,日本明治10年)才正式建交,何如璋是清代驻日第一任公使。在此期间,中日尽管受到‘闭关”和“锁国”政策的桎梏,限制了官方联系,但两国的交往,尤其是民间交往和人员往来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比前代更加频繁、密切。不仅在经济上中国赴日贸易船比前代增加,贸易额扩大,而且文化上也继续进行着大量交流。此时日本仍在大量接受中国文化,吸收和使用中国的文物制度。 本文拟就清代前期中日两国人员往来、商船贸易和文化交流诸问题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但明治维新之后,关系逆转,进入对立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这一对立时期的一个关键阶段。当时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新政策,即独占中国为其殖民地政策。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国策”始于何时?应该说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具体来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就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要求,开始制定了灭亡中国的新的对华政策。     

律令体制下的日本神祗祭祀

自公元 7世纪至 8世纪中国唐代的律令制度传到日本后 ,当时的日本政府大多照搬了唐代法律的规定。而对于祭祀制度 ,由于中日两国风俗习惯不同 ,两国的祭祀制度也千差万别 ,因此 ,日本政府在制订《神祗令》时 ,并没有一味地照搬唐代的《祠令》的规定 ,而是沿用了本国固有的祭祀传统。但对于祭祀活动的管理、对于违反祭祀活动的处罚原则 ,却借鉴了唐代律、令中的内容 ,并有所变化。     

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近现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从1946年4月到1953年9月的8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战后经济困难,百废待举的严峻形势下,不惜一切代价,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将东北地区的150多万日本侨民平安遣送回日本.在整个遣返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日本侨民始终体现着宽厚仁爱,讲究人道,尊重人权的崇高精神,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正义、慷慨、宽容、谦和的伟大品格.同时,遣返日侨使长期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性移民问题得以妥善处理,为战后中日两国重建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东亚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

如何处置在华德侨是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内政与外交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二战后国民政府的德侨政策经历了由沿用战时办法,到采取德日侨民同等待遇,再到"宽待德侨"的演变。根据《德侨处理办法》,明确以集中、留用、遣送的方式管理在华德侨。在政府监督与德侨自治的模式下,德侨的集中营生活颇为舒适。国民政府留用德侨则采取实用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策略。中美遣送德侨标准不一,引起双方关于遣送名单的博弈。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折射出原本已实现"内政化"的外侨管理复萌"外交化"的故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理在新疆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侨民问题的经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在新疆的巴基斯坦侨民和阿富汗侨民的政策几经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大多数巴基斯坦侨民和阿富汗侨民为中外混血儿,持有效国籍证件者少,且愿意加入中国国籍,中国政府采取了争取他们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政策。三大改造后直到1959年底,部分"入籍外侨"要求退籍,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关于外侨问题发生分歧,对此,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教育和挽留的政策。1960年后,为改变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孤立局面,中国政府开始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协商解决外侨问题。     

浅析哈尔滨解放区外侨管理法规的影响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哈尔滨,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城市政权,哈尔滨从此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和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针对当时哈尔滨解放区外侨人口国籍多,数量大的特点,哈尔滨解放区制定了一系列外侨管理法规.哈尔滨解放区外侨管理法规无论是在制度层面上还是政策层面上都为新中国外侨管理法规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二战后美日科技政策之比较

1949年,在日本通产省发表的《技术白皮书》中,政府承认:与当时欧美的工业技术水平相比,日本的差距达10至30年。然而四十年后的1989年,在美国获得技术专利件数前三名的却都是日本企业,而在前十名中,日本企业竟占了5家!“二战”后美、日两国科技实力差距的急剧缩小,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国家科技政策的角度做些探索。     

从满铁看日本在华经济活动的本质

满铁”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在日本 侵华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名为经济实体,实质是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的国家机关,在进 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为侵华日军提供军事生产,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是日本侵略战争的 生命线。     

人种论与一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跻身世界五大国之列。但是,随着巴黎和会人种议案被否决、美国颁布排日法案等事件的发生,日本长期以来在人种问题上受到的歧视及由此带来的危机感也越发强烈。对于西方国家在人种问题上的排斥态度,日本政府为保全实际利益,一直采取妥协和让步的政策。受华盛顿体系的压制和日美移民矛盾的刺激,日本国民在人种问题上的不满情绪,逐渐演变为此后对美仇视的重要心理因素。与此同时,部分日本人又在东亚大肆鼓吹各式"人种论",将其作为对抗西方、掩饰侵略的理论工具。对待人种问题时的种种表现,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生动写照。     

四千日本战友在四野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各分兵一部进军东北,先后解放了南满、东满、西满、北满部分地区,同时也接管了日本侨民、日伪机构和日本战俘。对于东北的日本人,除必须审查的战犯、战俘外,其余人员按规定要分批分期遣送回国。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成立了遣送日本人办事处,李立三任处长,着手遣返日本人的工作。1946年4至5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后,数以千计的伤员急需收治,加之当时西满鼠疫蔓延,急需大批医务技术人员。于是,在当时拟遣送的日籍医务人员中,有一些或出于对医治伤病的职业责任感,或出于个人生活前…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新解──读俞辛焞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领导者。他的革命活动与日本密切相关,在其长达3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后出入日本16次,在日驻留9年6个月。其在日时间占孙中山整个革命生涯的近三分之一。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孙中山或以日本为革命活动的基地,或以日本为流亡之地,与当时的日本政界、财界、军部、大陆浪人、民间人士结成了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如何理解和解释孙中山与日本各界人士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在孙中山革命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热…     

百名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口述实录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942年11月,为了补充日本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在日本企业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制定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自此,日军开始从中国大陆强掳中国人到日本做劳工。至日本战败时,有近4万名中国劳工在日本的矿山、码头、工地做苦工,死亡近7000人。     

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与对策(1959-1969)

本文依据近年来美日两国政府的解密档案,探讨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与对策.20世纪60年代,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程引起美日两国的高度关注.美日两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进程认识的根本特点,是低估中国的核科学技术水平和中国拥有核武器在军事战略领域的意义,强调中国研制核武器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心理影响.在美日两国谋划遏制中国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放弃了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摧毁中国核设施、美苏联合清除中国核能力、向日本转让核武器等种种构想,转而承诺向日本提供核保护和宇宙空间技术援助.日本政府则自觉选择了依赖美国核保护和美日宇宙空间技术合作的战略方针,同中国进行对抗与竞争.这种态势乃是美日关系和亚洲冷战进程中出现的新特征.     

迅速发展的战后日苏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苏贸易额很小,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很低,1930年日对苏进出口总额为3,190万美元,出口为1,350万美元,进口为1,840万美元,是战前最高的一年。战后日苏贸易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46年到1956年的11年为第一阶段,此间两国尚未恢复邦交,仍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一阶段的前期,直到1949年末,日本处在以联合国战领军的名义美军管制下。当时的日苏贸易以政府简易货形式进行的,日本出口主要是木船、机车、渔网和乌尼拉麻绳索,进口主要是煤、焦炭、包装纸和杀虫剂。194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873万美元。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