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右倾错误和共产国际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过王明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王明的右倾错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表现及其原因探析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王明便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虽然他在坚持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主张,但是在如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却犯了系统的右倾错误。解读王明的右倾错误的具体表现及产生这些右倾错误的原因,对广大党员干部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作用。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这个大好局面的出现,与中共长江局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有一个王明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对它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本分两部分对它进行了再研究。第一部分是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一)长江局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气壮山河的武汉保卫战。(三)发动社会各阶层,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四)恢复、组建了中共南方党的组织,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部分是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汪谦干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他们如何处理阶级关系及由此造成的危害。一、对陈独秀、王明的右倾错误的考察（一）大...     

如何看待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

对于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第一,他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第二,他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因此,不能因为王明犯了错误,就认为他在抗战初期什么都是错的。更不能不顾全文,只挑出一些所谓错误的语句,来批判王明的错误。但他确实如毛泽东批评的: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还是毛泽东提出的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更为正确。     

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何孟雄,是中国“北方革命运动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斗争史上,曾有李立三及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统治,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这期间,何孟雄挺身而出,第一个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并站在最前沿与王明宗派主义和错误路线斗争到最后一刻。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批判,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详情请见《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揭发张闻天，我至今无法解脱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王明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一、让王明边工作边认识错误, 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慈”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一旦权在手,要置毛泽东于死地是人所共知的;而形势反转,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大权在握,却从来没有媳妇熬成婆婆,以毒攻毒,还是让王明边工作边认识错误,没有对他关紧给出路给工作的大门。在延安,患病的王明疑神疑鬼,因医生失误药物中毒,就到处鸣冤,怀恨在心,说是毛泽东让医生下毒药,要他的命。 而事实上,王明中毒后中央对他一方面抢救,一方面对失误医生严厉处理。这时的王明,生理的痛和心理的痛双箭齐发,搞得整天如被迫害狂一般。毛泽东对他可谓仁…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徐承伦刘少奇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到华中,组建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回到延安。在此期间,他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与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局面。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     

“向东作战、发展华中”战略的历史贡献

正1938年9月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巩固华北,"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发展华中"。华中战略上,     

邓中夏在敌人法庭上的战斗

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邓中夏,于1933年10月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在被捕受审期间,面对敌人的威迫利诱,坚贞不屈,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邓中夏是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的。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党内王明的“左”倾错误,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损失。中共临时中央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的意义及其历史地位

一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中国社联)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内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上海成立的。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负起了中国革命的重任,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八一南     

王明的传奇婚恋

王明一生错误多多,而传奇故事也多。他虽不是各省选拔的留苏学生,却堂堂走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他曾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又被李立三给予撤职和留党察看;他从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一名小干事,一跃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从“左”倾路线的代表,忽然变成右倾投降     

关于王明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王明从1931年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延安整风中,全面清算了他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等名方面的错误,他成为党内头号机会主义人物。由于长期以来的片面宣传和盛行个人崇拜,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王明从没有作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从未有过正确的时候。但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就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论,王明也是正确与错误、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兼而有之。下面仅就他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起的重大作用作一简要概述。     

对蒋介石“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方针的剖析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这一主观原因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笔者认为,国民党实行新的“剿”共方针,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忌讳这样一个事实,即国民党从第四次“围剿”开始,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方针,这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由于种种     

关于抗战“速胜论”的几点辨析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中共党内的王明以及《大公报》等新闻媒体是抗战“速胜论”的代表,这或许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并非“速胜论”者。王明对抗战形势的困难和持久性估计得亦相当充分,同时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国民党,因此将之视为“速胜论”的党内代表并不妥当。至于《大公报》,虽曾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冷静。就当时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速胜论”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后,它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共五大路线未能贯彻执行原因之我见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的紧急形势下,为着研究和制订中共在紧急时期的政策和策略而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是,会后并未得到实施。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普遍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妨碍了中共五大路线的贯彻执行,以致于中共五大没有担负起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上述观点是失之偏颇的。笔者认为应从这条路线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去加以分析,中共五大路线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的,此后又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反对,使之最终没有能够贯彻执行。第一,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靠国民党进行。这就决     

我经历顾顺章叛变后的白色恐怖——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六)

躲过顾顺章叛变引发的大搜查我被王明领导的中央停止工作以后,十分苦闷,要求工作,连续上书中央,没有结果,最后一次请陈郁同志亲自把信交给王明,申辩我被停止工作是没有理由的,党员应在党的组织中做一定的工作,为什么剥夺我的革命工作权利?王明回答是:你必须彻底检讨,承认反四中全会决议的错误,才能分配工作。我当然不能按照他的命令行事,我不能在原则面前屈膝。陈郁同志非常同情我,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常来看我,并把我住的地方作为党的秘密文件存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