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9年国民党军编遣会议

1928年夏,以国民党军“底定京津”为标志,国民党新军阀取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从这时起至三十年代初,蒋介石一方面以“裁兵”相标榜,先后召开了国民党军编遣会议和编遣实施会议;另一方面,又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其他新军阀进行了一系列战争。编遣会议与新军阀混乱交织进行,成了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现象。本文试图对编造会议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尤其是对编遣会议在蒋介石初期军事独裁统治的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一些初步探讨。     

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地方自治思潮在中国的出现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本文主要介绍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的内容、地方自治思想的理论来源和他的地方自治实践活动。黄遵宪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现了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追求民主、探索宪政之路的不懈努力。     

宜宾地区境内的三座抗元山城遗址

南宋末年的宋、蒙战争期间,四川当局曾在今宜宾地区境内构筑了三座抗蒙(元)山城,即现兴文县的凌霄城、宜宾市的仙侣城和登高城。这三座山城除仙侣城外,遗址尚可凭吊,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叙州在宋、蒙战争中所处的战略地位以及双方的攻、防势态。叙州当云南,贵州入蜀之要冲,位金沙江、岷江汇入长江之处,梁名戎州,宋更名叙州。在蒙、宋战争的最初阶段,蒙古进攻的重点,主要放在长江以北的四川战场上,但是,处于三江要冲的叙州,也免不了要偶遭摧残。例如淳(礻右)二年(1242年)十二月,蒙古按竺迩军在攻破遂宁、泸州之后,直抵叙州城下。当时叙州城址,早在唐会昌三年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黄东兰教授的近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以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发端———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形成与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国地方自治对中国的制度形成产生的影响。作者从中日两国地方自治制度相互关联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了中国吸收、改造日本     

蒋介石早期的军政生涯

蒋介石的军事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16年,他主要在陈其美手下从事军事活动,主要活动地点在上海;第二阶段:从1917年开始,他主要在许崇智手下活动,主要活动地点在广东;第三阶段:从北伐开始到1932年,蒋介石掌握了军权,但并不稳固,为争夺军事领导权,展开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第四阶段:从1932年开始,蒋介石同汪精卫连手,新军阀混战基本结束,建立了蒋介石比较稳固的军事独裁统治。     

“水炭不容,安敢协作”~——江西“剿共”时期遂川县的区联自治与官绅矛盾

1933一1934年间,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在江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局,但以萧家璧为首的地方士绅凭借着传统绅权和武力后盾实现了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县府无视客籍区域"匪患"的情形下,客绅另立区联财政局,走向联区自治。县长潘毅然力求以财委会和"剿匪"司法权来约束客籍士绅,却遭到萧家璧等人的强烈抵制。潘毅然希望以中央军和"土豪劣绅"的罪名逼萧就范,不料萧却借粤军入客之机迫使潘毅然的计谋归于失败。以熊式辉为首的江西省政府最终不得不撤换潘毅然并任命萧家璧为第四区区长,从而结束了这场官绅冲突。遂川的官绅矛盾凸显了国民党"剿共"战争下的地方困境,"剿共"军事的转折一定程度上说是国民党与地方士绅分权的结果。     

民国四川“二刘大战”简析

"二刘大战"是民国时期四川地区所爆发的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这次战争彻底改变了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军事格局,对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形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性质及其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性质如何?史学界普遍认为:“继续北伐”与1926年7月9日的誓师北伐,“性质完全不同”,是一场“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的战争”,是一场“新旧军阀之间的混战”,是“强盗打强盗”的战争。这种论断,实质上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继续北伐”与以往的直奉、直皖战争以及以后的蒋、阎、冯、桂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等看待,都认为是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内战。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日伪统治期间的南京市日语教育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实现军事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后,为配合侵华战争形势的需要,彻底铲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和民族精神,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情愫和亲日分子,日伪当局在其统治区的中小学及民众中大力普及日语教育。南京特别市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其扶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粮食补给史料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方面编成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3月第一次入缅对日作战,失利后大部分退回云南。由于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无论前方作战或后勤保障均无向例可查。在粮食补给方面,为了给远征军提供充足的保障,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调动国内各方面资源,一方面积极联络英缅当局予以协助,利用陆运、空运运送补给,基本满足了该时期中国远征军的军粮供给。本组史料选取了中缅运输总局、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为军粮购办事宜与粮食部等来往函件,及中国远征军军粮筹办补给经过节略,从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该时期军粮筹办与补给的过程。     

唐代道制改革与三级制地方行政体制的形成

唐代道制改革是以中央集权、分级管理为制度取向的综合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起于睿宗、玄宗之际 ,至代宗、德宗之际告一段落 ,经历了景云—开元和乾元—大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改造贞观十道的虚设巡察单位性质 ,使之逐渐向实体地方管理层级机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受战争影响 ,加强了观察使、节度使等使府长官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 ,同时改进加强了道一级建制的制度建设 ,使之行政实体化。第二阶段及此后百余年唐廷的地方行政 ,就在道级单位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府的体制下运行 ,形成道—州府—县分级管理的三级制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三十年代的河南统治者与保甲行政人员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力图借保甲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农村。本文探讨了河南省在１９３２年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建保甲活动,论述了河南省政府当局对沟通自身和农民政治联系的中介——保甲行政人员的调控措施及其后果。     

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县级司法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最高司法行政当局力图对县级司法人事制度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县法院的普及.四川各县司法机构在省高院的部署下实施了改革.在人事任命上,提高了任职资格,采用新标准对既有人员进行甄别审定,采用考核录用的办法吸收新增人员,对未达标者进行培训,并建立一套常规考核办法.虽然经过努力改革目的部分得到实现,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许多因素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如改革计划不切实际,合格的司法人员短缺,人员质量和数量的矛盾未能妥善解决等等,使得县司法处和县法院的建立一再拖延.另外,制度之间的冲突、围绕人事权力的争斗也消减了执行的力度.在监督方面,虽然最高司法当局规定了巡查制度和常规监督管理制度,但地方以种种应付手段使监督多流于形式.     

元朝西南地区军事机构的设置及兵力的布置

蒙元朝廷在西南三省军事机构的设置是伴随着灭宋战争而来的。由于面临的形势不同,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的军事机构并不相同,各具特色。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西南政治稳固,蒙元朝廷在三省的军事险要之地布置了大批的兵力。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侵华日军攻占南京之后,为"恢复社会治安,矫正难民依靠欧美的弊风,确立自立自治的规范。"日军当局决定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以取代由西方人士组成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而建立亲日自治傀儡政权。在日军当局的操纵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通过全面侵蚀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行政、治安和救济权力,迫使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从而使其成了一个纯粹的民间救济机构。尽管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在救济难民、掩埋尸体、清扫城市卫生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却无法改变其"汉奸"和"二鬼子"的形象,更无法取代西方人士在难民心中的"活菩萨"地位。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明治初期地方民会与日本近代地方自治

实行近代地方自治的中心课题是地方公选议会的形成。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地方民会的出现和发展,对推动政府转变地方政策,一定程度上承认地方的自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将来的地方议会运营奠定了基础。这也说明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的形成有着从上和从下的两方面因素。     

藏元与中英之间的一场货币战争

20世纪初,四川铸造了银币藏元,用以抵制英国推行的印度卢比,这种以中国造的川铸藏元在中国康藏地区抵制印度卢比的斗争,有史家称之为“中英间的一场货币战争”①。本文拟对这场货币战争进行一些探讨。 (一 )　　中英之间的这场货币战争是由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对我国西南康藏地区的侵略而引起的。早在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对我国西藏进行各种侵略阴谋活动,并力图将侵略魔爪伸向四川康区。自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藏及四川康区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侵略而逐渐沦为半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