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众仆之仆”名号与格里高利一世的主教观

教宗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历史始于格里高利一世。传统观点认为,格里高利启用该名号,是为了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普世牧首"争夺教会首要权。受其影响,对"天主众仆之仆"的研究长期围绕这场名号之争展开。经考证,格里高利一世在就任教宗伊始就可能经常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早于"普世牧首"之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是4—6世纪修道文化影响教会的产物。格里高利一世是修道士出身的教宗,采用该名号,是对其特有的"修士—主教/教宗"主教观的表达,与争夺教会首要权无关。格里高利一世对教会首要权的理解也与罗马教会传统的教会首要权理论不尽相同。随着中世纪教宗制的发展,"天主众仆之仆"成为体现教宗在大公教会中最高权威的专属名号,其内涵与格里高利一世笔下的"天主众仆之仆"业已分道。     

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令的传播与落实——以亨利三世时期的英格兰教会为例

1215年,教宗英诺森三世在罗马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此次会议开启了新一轮的教会改革,所颁布的教令对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亨利三世时期的英格兰教会为例,为传达和落实改革教令,英格兰教会相继开展了主教区立法活动,使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令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落实教令过程中,英格兰地方主教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教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随着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令的传播与落实,亨利三世时期的英格兰教会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布莱恩·蒂尔尼“公会议至上理论”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

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成熟。蒂尔尼的研究否定了"公会议至上理论"起源于教会外部说,将"公会议至上理论"定义为教会法发展史上的一环,同时为"公会议至上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思路。     

教会法的精神与历史实践——评彭小瑜教授的《教会法研究》

人云 ,不懂教会历史 ,就不懂中世纪欧洲的历史。理解教会历史 ,不限于教会制度、人物、器物以及事件 ,了解和理解教会所形成的理论同样重要。教会法是经典的、权威的天主教会理论汇编。研读教会法典 ,人们可以更为深刻而公正地理解基督教会参与其中的欧洲社会的历史 ;同样也可以更为公正而深刻地理解教会及其历史本身。彭小瑜的新作《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 0 0 3年版 ,4 0余万字。以下简称《教会法研究》)通过精致而深刻地解读教会法的经典理论文献 ,阐发了教会法的精神 ,给予中世纪欧洲历史及教会历史以独到的理解和论…     

天主教鄂东教区划分始末

天主教于1627年传人武汉,1696年建立了湖广代牧区（主教未到任）。天主教在一个地区的地方教会,有等级的区分,但习惯都统称为“教区”。列人教会正式编制的为正规的教区,其主教是被祝圣了的“正权主教”．有管理所辖教区的完整权力：“代牧区”一般情况下亦有被祝圣的主教主持教区教务,但其职权受到一定限制;“监牧区”一般没有被祝圣的主教任职,其职权更次之。     

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规范

本文依据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大全》讨论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和教皇们有一种二元论的政治理论 ,认为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首的教会领导机构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 ,前者负责国家的治理 ,后者负责宗教事务。他们以为这一理论有利于教会和国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划分清楚教会和国家的权威范围 ,教会法学家把教会法界定为独立的法律体系。在复杂的现实政治中 ,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做这种区分是极为困难的。     

特兰特会议对教宗制度的矛盾态度——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辨析基础

特兰特会议是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会为应对新教挑战而召开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教会议。按照当时的境况,饱受诟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应成为特兰特会议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于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兰特会议并未做出实质性的反应。实际上,如果对此次会议的文件进行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在会议(特别是会议的第三阶段)颁布的教规教令中,隐含着很多涉及教宗制度的表述,其中既有维护性条文,亦有制约性规定。特兰特会议之后,天主教世界之所以不再提及那些制约性规定,主要原因在于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垄断了对会议文件进行解释的特权。     

欧洲中世纪执教资格的产生与演进

通行执教资格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所享有的核心学术特权之一.然而,它的起源在大学之外,更出现于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前,其前身为教会颁发给教师的执教资格.大学出现之后,通行执教资格被教宗授予了大学,大学教师由此可以在各大学之间自由流动.这既是大学教师共同体为争取学术自治而抗争得来的成果,也是教廷控制中世纪大学的一种手段.而从其结果上看,通行执教资格与中世纪大学之间相互推动了对方的发展.     

中西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述评

历史上,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明清时期是第三次传入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新教,都把目光锁定到中国,试图用西方宗教文化来渗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他们除了布道宣传以外,更多地利用其他手段开展宣教活动,其中教会教育是一种主要方式。粤港澳三地唇齿相依,潮汐相共,是中西文化最早碰撞的前沿。这与明清时期传教士的东来和随之而兴的教会学校有重要关系。对此,有论者指出：“教会的教育事业是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的一条重要渠道。”明清时期粤港澳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这一地区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情况,学术界虽已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嫌薄弱。     

论教会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反常现象及其原因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作为运动反对的教会有悖常理给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活动提供了资金、资料与展示场所。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教会为了挽救本身衰落的需要,也是教会与人文主义者之间复杂关系决定的。当然,对教会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作用不宜夸大。     

镀金时代美国西部牧区的资本流人

内战后至19世纪末,美国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过渡时期,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加大了对西部开发的力度。内战前尚被称为“美国荒漠”的大平原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开拓为辽阔的“牧畜王国”。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的流入,对促成美国西部牧牛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美国西部牧区在引资中也有一些负面教训。探究美国西部牧区资本流入的得失,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博物馆在城市旅游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以甘肃省博物馆为例

旅游及旅游文化是近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产业和文化。旅游文化由旅游和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现象构成,两者之间既具有融合性．也具有冲突性,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文化现象。城市旅游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来源。城市旅游文化对于城市的现代化非常重要,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它对于城市发展有巨大作用。     

镀金时代美国西部牧区的资本流入

内战后至 1 9世纪末 ,美国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过渡时期 ,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美国加大了对西部开发的力度。内战前尚被称为“美国荒漠”的大平原地区 ,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开拓为辽阔的“牧畜王国”。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的流入 ,对促成美国西部牧牛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美国西部牧区在引资中也有一些负面教训。探究美国西部牧区资本流入的得失 ,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左传》行人辞令研究概述

本文从20世纪前后两个时间段来探讨历代文人学者对《左传》行人辞令研究概况,分析前人时贤研究《左传》行人辞令的重点,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塔里木河下游地区交通变化所反映的历史环境变迁

文章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结合野外调研,研究历史时期以来塔里木河下游的行政变化和交通变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下游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研究认为,从细石器时期到汉晋时期,塔里木河下游气候湿润,生态环境比较稳定,人类活动从原始经济向汉晋城邦文明稳步演进,对外交通便利,形成塔里木盆地东部重要的鄯善（楼兰）独立王国：东晋以后,气候逐渐变干,下游对外联系的主要交通枢纽和交通线路被废弃,鄯善国消亡,塔里木河下游绿洲成为封闭的游牧区：18世纪中期以后,下游绿洲归属吐鲁番政区管辖,对外联系再次畅通,是因为这一时期气候湿润：19世纪末期,气候变化剧烈,再次变干,塔里木河下游与吐鲁番之间的政治、交通联系中断,开始属于塔里木河流域的上一级行政区管辖。     

乾隆朝清宫十八罗汉唐卡名相解析

藏、汉两地佛教经典及佛学之传播,直承印度晚出之大乘佛学,但罗汉信仰却在两地佛教中均占一席之地,尤其是于汉藏两地家喻户晓的十六罗汉(后演绎成十八罗汉),不仅与佛和菩萨一样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而且以之为题材的绘塑作品更是广泛流传,及至帝廷内苑亦多有供奉收藏。清乾隆时期为安抚蒙藏势力而极力推崇藏传佛教,此信仰尤以宫中为盛,帝室庋藏、绘制及供奉有大量藏风浓郁的十六或十八罗汉唐卡组画,其名称、图像特征、排列顺序乃至绘画风格等与清官旧藏的内地各派罗汉图相比,同中存异。乾隆帝及藏传佛教大师们在对藏密佛像进行大规模系统化与规范化的同时,也涉及了汉藏两地十分流行的十六、十八罗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乾隆时期清宫特色的十八罗汉图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