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为何看不惯包拯

包拯,老百姓心目中的“包青天”,其大名可谓妇孺皆知,因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社会上流传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欧阳修,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与包拯两人年龄差不多,包拯大了8岁,包拯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取进士,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按理说,两位北宋巨人本应惺惺相惜。其实不然,欧阳修根本就看不惯包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欧阳修严以责包拯

包拯和欧阳修,是北宋仁宗年间的两位名臣,也是两位清官。可是,就是这两位清官之间,却产生过尖锐的矛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不仅震动了当时的朝野,直至今日回顾此事,仍然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场风波,是由欧阳修挑起的。他首先对当时正得到仁宗皇帝信任,事业十分顺利的包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059年3月（嘉祐四年）包拯任御史中丞。当朝有位任三司史的张方平,由于利用职权贱价收买他人的房地产,包拯弹劾张方平失去廉耻,不宜身居高位,由宋祁接任三司史。宋上任不到20天,包拯又指出宋祁游宴太多,铺张浪费,不懂理财。同时…     

略论包拯反腐败

略论包拯反腐败杨国宜包拯,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人、其事日积月累,形成了范围广泛、内涵丰富、影响巨大、意义深刻的包公文化。直到今天,包公现象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历史上的包拯,可贵之处甚多,反腐败就是其中之一。一、包拯笔下的腐败现象根据《包拯集编年校...     

李元紘与包拯

唐朝的李元紘和北宋的包拯都是封建时代的清官,他们的事迹也颇有相似之处。但包拯的廉正名声几乎妇孺皆知,而对李元紘则知之者甚少。这是因为包拯的事迹,通过小说戏曲的穿凿附会,在民间广为传播,而李元紘的事迹仅有正史记载,没有通俗的传播媒介。     

包拯与肇庆

宋代的肇庆社会仍然是落后荒凉之地。宋代肇庆一度是中央政府流放有罪官员的重要场所。但这些官员被流放南下,往往都是身兼官位的,这就为他们在肇庆地区施展改造社会的才能提供了条件。他们在肇庆地区的工作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包拯就是其中较名的一位。     

包拯的际遇与退化

包拯,北宋著名的官僚。千百年来,他以仗义为民请命、与民伸冤除害闻名于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爱戴与敬仰。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口碑相传,世代不衰,并敷衍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从相知到相离：傅斯年与岑仲勉关系考论

傅斯年与岑仲勉是中国现代学术谱系中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两人之关系经历了从相知到相离的过程。岑仲勉早年侧重中外史地研究，志在与国外汉学家交流与竞胜，这种“预流”的学问暗合了傅斯年与域外汉学角逐的理念，于是也成为他进入史语所的入场券。岑仲勉与傅斯年的分道扬镳，表面看来缘于岑氏在史语所中“逾越”中古史而从事上古史与语言学研究，超出了工作范围，实则折射出以傅、岑为代表的现代史家对于采取何种路径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和推动史学专业化的认知分歧。     

司马光与欧阳修

司马光和欧阳修是北宋中期两位著名的学者。他们在史学上和文学上都有卓绝一时的贡献。翻开司马光的文集,可以看到不少他和时人唱和的诗篇。这些人如吴冲卿充、宋次道敏求、范景仁镇、江邻几休复、梅圣俞尧臣、王介甫安石、刘仲更羲叟、韩子华绛、石昌言扬休等,同时也见于欧阳修的文集中。他们都是欧阳修很好的朋友。但是司马光和     

李贽与儒学关系略论

一、批判假道学：对儒学现状的背离 李贽对假道学的批判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诸子虽学,未尝以闻道为心也。则亦不免士大夫之家为富贵所移尔矣,况继此而为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继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乎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①李贽进一步指出,以富贵为移,本来无可非厚,并非必然地要与讲道学联系起来,“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所以那些“无才     

徐与舒关系略论

徐与舒的关系，在史籍中并无详细的记载，只是近代学者在研究它们的历史和有关东夷史料时才引出了徐、舒关系问题的探讨。目前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同源说和异源说。这两种观点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以文献为主，辅以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曾进行过激烈的探讨，但最终各自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考古学的方法和材料，对徐与舒的关系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古徐国，据文献记载，与江、黄、奄、钟离等国同属赢姓，学术界尚无异议。只是对于它的族属问题尚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认为徐属淮夷①。西周金文中也有直接称之为南淮夷的②，因为徐位于周之南土的缘故。《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赢姓”。《书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徐即淮夷。” 二、徐夷不属于淮夷。根据它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与奄、宫、邾等相近，同为少氏之后③，与东夷、淮夷皆有别，淮夷是居住在淮、扬二府而滨海地带，和徐夷居住在淮河以北、微山湖以南的徐州（铜山县）一带不容混淆，并认为把徐、淮同东夷揽到一起是汉人以后的事，在春秋以后，徐、淮在古文献中还是分述的。 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相矛盾，但都赞同徐源自今苏北或鲁南...     

陈毅与知识分子相知情深

陈毅素有儒将之誉,著名诗人柳亚子有诗赞他“兼资文武此全才”。他既是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豪放的诗人、儒雅的文化人。     

陈毅与知识分子相知情深

陈毅素有儒将之誉,名诗人柳亚子有诗赞他“兼资武此全才”。他既是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豪放的诗人、儒雅的化人。     

与范敬宜相知六十年

2010年11月13日,本刊编委范敬宜因病去世,特发此文悼念。“生命有时很脆弱,他的一切聪明才智,都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了,这是很令人伤感的。”11月14日,得知老朋友范敬宜去世的消息,彭定安老人不禁连声叹息。     

欧阳修与扬州大明寺

扬州大明寺西侧与西苑相邻的一组建筑为平山堂、欧阳修祠、谷林堂等,这组建筑与北宋时期名的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有密切联系。     

欧阳修与洛阳牡丹

宋代欧阳修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牡丹专家。北宋天圣年间,他在洛阳任留守推官四年,后又多次来洛阳,深为洛阳牡丹所吸引,所陶醉。他喜爱牡丹,赞美牡丹,还精心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他在该书中把著名的洛阳牡丹品种、发展状况、栽培技术、风土民情等均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为“洛阳牡丹甲天下”美名的传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研究历史上的洛阳牡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略论舞蹈与音乐的关系

在艺术的百花园中舞蹈艺术是其中的一朵小花,然而它以艺术化的人体动作,即通过人体富有协调性、韵律感、审美化的动作、姿势、造型、动作组合和动作过程来表达人们内心情感,即是人类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在人体动态形式中的对象化,     

略论班勇与西域的关系

班勇,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宜僚．班超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秉承其父之志,代表东汉政府,经营西域,在开发西域、团结西域各族人反抗北匈奴的侵扰等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少有父风”的班勇在东汉一朝对西域的“三通三绝”历史过程中第三次通西域,     

略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是道德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不仅是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法律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范畴,二者有不同的载体和运作方式,有不同界定和严格界限,区别是明显的。然而,二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具有内在统一性。     

任弼时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相助

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个组成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在党的七大后形成的,是全党爱戴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中任弼时（1904-1950）年龄最小,但他英年早逝。今年时逢任弼时诞辰95周年,本刊特发表《任弼时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相助》一文,以资纪念。七大以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人组成。这个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是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复杂斗争中,克服了右的和“左”的错误逐步形成的。任弼时在党的七大的开幕典礼上说：在党的24年奋斗中,“最大的收获”是马列主…     

略论湘军与近代军阀的关系

湘军对近代军事制度和政治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它的影响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湘军是近代军阀的先河,曾国藩是近代军阀的鼻祖。这种观点自罗尔纲先生提出以后,遂成为定论而被研究者广为接受。我认为这种观点还是有商榷余地的,兹就12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及曾国藩个人的若干因素阐述一下湘军与近代军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