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的村落财政与村落共同体

在村请制的制度背景下,近世日本村落拥有独立的财政——"村入用"。其支出既包括村落为实现封建领主对村落的统治所需的各项费用,又包括村落内部各项事务的开支费用。由于村落开支多为临时性的,一般由村役人特别是由名主先行垫付。村民分摊、村落独自收益、村落借款等构成了村入用的收入来源。封建领主迫于农民斗争压力,规定村役人制作村入用账,以防止村役人在村入用运行过程中出现舞弊行为。村落独自实行村入用在村落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了村落内部的凝聚力和独立性。     

汉唐村落形态略论

村落是与城邑相应的社会单位概念,源于龙山时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兹至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乡村基本聚居形态。汉代乡村组织的特点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晋南北朝时代出现了里聚分离,作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义;至唐代,里正成为乡政的主持者,村正开始行使里正职掌,村落的行政与法律地位得到确认,乡里之制演化为乡村之制。这一演化实质上是行政单元与自然聚落的分合变化,并不具有城乡分离的内容,与“城邦帝国”、“领土帝国”之概念亦无干涉。不论作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时代具有多少称谓,它一直是与城邑对应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共同体。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以朝鮮朝“面里制”爲中心

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變遷可從"面里制"具體分析。17世紀面里制改革論的内容以周代鄉遂制等先王的政制作爲政治理念原型,並參照中國歷代行政村的實施方案,其内容構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鮮朝鄉村治理的理念。17世紀關於面里制的設計在强調國家對鄉村實行再編和統治的同時,積極吸收古法的封建制理念,並繼承了古代鄉里制、鄉官制的遺志。面里單位既承擔基層行政管理職能,又帶有一定的鄉村自治性質。慶尚道丹城縣户籍所見的面里建置演變過程顯示,丹城縣面里編制以及面—里縱向統屬關係從17世紀後期開始逐漸形成,18世紀基本確立。     

马氏庄园窑洞民居的文化艺术内涵

马氏庄园位于米脂县城东南20公里的杨家沟村，是以马氏家族地主为重要成员的窑洞民居。马氏家族原居山西临县，后迁居杨家沟居住。马氏家族在起步阶段并没有从整体上规划村落布局。清乾隆年间，马嘉乐从自己所居住的“光裕堂”开始，以堂号为自己的儿孙们建筑独立的窑洞式四合院，这些堂号依山顺势，按等级秩序，高低参差于山峁之间，形成了马氏庄园的主体。     

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渠长与清至民国五台山地区村落水利制度的演进

渠长是传统村落水利事务的管理人员,其职权体现出村域公共利益的群体认同。清代以降五台山地区诸村分水、理讼的过程中,暗含着水利规约失范、渠长司水不力之情,渠长的形象、职能为官民重塑,呈现出传统村落水利制度的运行实态。清代时人创设乡官的设计、民国山西村治改革皆着力于乡村治理行政化,将渠长司水旧例纳入其制度设计,成为具有科层特征的渠长制。面对国家行政力量向村落的渗透,传统的水利制度侧身其中,亦保持自身的柔韧性,形成国家制度与乡土秩序相互汲取的过程,反映了近代村落公共制度变迁的复杂路径。     

朗色林村朵朵村长一家的幸福生活

7月3日,雨后的天空格外明亮,古老的朗色林庄园就矗立在眼前。朵朵村长家的小院位于朗色林庄园的正后方不远处。许多个世纪以来,住在庄园里的封建大贵族世代掌管着这片领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民主改革完成,才有了村级行政单位的划分.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     

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典型代表

在开平的1833座碉楼和近3000座村落中,哪些才能够典型地代表亦中、亦西、亦土亦洋的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呢?应该:充分体现“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全面涵盖它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典型展示其景观特征,还必须得到民众的公认与支持。依据这些原则,三门里村落,自力村村落与方氏灯楼,锦江里村落和马降龙村落群,组成了“开平碉楼与村落”这一遗产项目。     

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在释读和研究上还存在分岐,本分析了该联的写作背景,介绍了从正面肯定诸葛亮功绩的释读,着重指出联中“不审势”主要指蜀汉集团始终坚持的“兴复汉室”的国策,“宽”指汉末西蜀刘璋政权对土豪族的政策,“严”指蜀汉政权对土豪族的政策,“皆误”指他们因此先后失败。     

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研究

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在西藏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颇具民族和地方特色。本文首先从宗豁一级,其所辖之下的社会基层组织骆卡（庄园）、部落两级建制,以及特殊的地方行政体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特点。其次,对清朝中央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基本保持原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些改革,作了深入的考索。     

漳州市和春村保存现状与保护对策分析

传统村落指分布在传统农业区域内的、仍保留有一定比例历史风貌的小型聚落。福建省目前已有494座村落被公布为“中国传统村落”。现有的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多以定性为主,缺乏量化分析。文章以漳州市和春村为对象,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和量化统计,全面掌握了该村落传统风貌的保存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近期与远期的保护工作建议。     

天边的邻居 推村的简单故事

“推”,在汉语来理解意思是“联通”、“连接”。在本文故事中,“推”是一个普通小村落的名字。2009年,受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邀请,我们开展了题目为“走进世界上最高的村落——西藏推村”的活动,这次活动又把我的记忆带回推村。     

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思想研究

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不仅明确提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而且系统地论述了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下,如何使二者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分”的基础上,实现“和”。为阐明这一观点,在逻辑思路上,古德诺分为两步：第一步,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的方法,结论是政治对行政要有一定的控制;第二步,从现实层面论证了在各国特定的行政体制、政府体制、政党体制下,如何使政治对行政进行适当的和有效的控制。     

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典型代表

在开平的1833座碉楼和近3000座村落中,哪些才能够典型地代表亦中、亦西、亦土亦洋的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呢？应该：充分体现“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全面涵盖它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典型展示其景观特征,还必须得到民众的公认与支持。依据这些原则,三门里村落,自力村村落与方氏灯楼,锦江里村落和马降龙村落群,组成了“开平碉楼与村落”这一遗产项目。[编者按]     

千古第一村——江西流坑村古建筑艺术

流坑村位于江西省乐安西南部乌江岸畔,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历史悠久,物阜华,在宋元明清时期曾名重江右,是赣中的一个大型村落。村中街巷纵横,井然有序,高楼低宅,错落有致。南宋天祥称流坑村为“明之会”;元代吴澄称该村为江右巨族,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称该村为“万家之市”。国家物局局长张彬考察该村后誉之为“千古第一村”。     

清代名医欣澹庵

淮安市金湖县东南,有一个叫闵家桥的集镇,过去有一个叫欣家沟头的大庄子。那是一个普通的开有护庄园沟的村落,住有十几户姓欣的人家。清代,就是在这个小村落里,诞生了江淮地区中医名家欣澹庵。     

晚清华北村落

“村”是乡村中自然形成的基本单位,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主要依据方志等地方文献以及西方人士在华旅行的记述,探讨晚清时期(19世纪后半叶)华北地区,主要是直隶省村落的外部形态,认为：北方村落规模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大村不占多数;为安全需要,若干村落环筑土墙或设立“庄门”;为农事、生活及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很多村落在村内、村外掘井、立庙。本文还描述了村落的街巷、房舍结构和道路交通情况,并摹录了一些显示当时村落形态的村图。     

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唐以前的考察

依据文献记载,“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村的早期形态在先秦时已经存在,庐、丘、聚等是村的三种主要来源形式。南北朝时期是“村”的名称泛化时期,村开始具备社会意义,这是“村”进入国家地方行政体制并成为一级基层组织单位的必要条件。相关材料表明,南北朝时期“村”的具体名称的出现有一定的地域性。而唐代明文规定所有野外聚落统统称为“村”,并规定村为一级行政组织单位,使村的含义有了质的变化,这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