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光武帝纪》辨误二则

1·《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战於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这里所载“甲子”,当为“壬子”之误.《汉书·王莽传·下》云: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亦云:地皇四年“二月辛巳,设坛场於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亦即刘玄更始元年.另据《汉书·王莽传·上》载.王莽上台后,改国号,并改元,同时又改历法,把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改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也就是说.王莽时所用历法比原来西汉时所用历法提前了一个月.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原西汉历法.这样,《汉书》、《后汉书》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往往有一个月之差.因此,《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亦即更始元年“二月辛巳”.既知更始元年二月朔日为“辛巳”,那么其正月之朔日即可推定.当时正月为二十九天,查干支表,上推二十九天,则为“壬子”,而非“甲子”.另查陈垣《廿史朔闰表》,更始元年正月朔日亦为“壬子”,恰好相合.以此可证,《后汉书》当属误记.     

唐前《汉书》旧注辑佚与研究述评

班固的《汉书》“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汉魏六朝时期,《汉书》注释之作迭出,而这些著作后来都散佚了。《汉书》注家众多的原因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汉书》撰成伊始,便称难读,《后汉书》卷八十四《班昭传》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三国志》卷五十九《吴书.孙登传》说:“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所以它行世不及百年,到了灵帝时代(公元168—189年)就有服虔、应劭等人替它作了音义。魏、晋、南北朝作《汉…     

“诸于绣骗”试探（上）

成书於东汉的《东观汉纪．世祖光武皇帝》曰：“见更始诸将过者,已数十辈,皆冠帧,衣妇人衣,诸于绣拥掘,大为长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边郡避之。”这段史事在《後汉书．光武帝纪》中记为：“三辅吏士东迎更始,     

贾逵与史学

东汉贾逵以经学名家,但是他在史学上做出了贡献,曾与班固共述汉史,后人对贾氏这方面的成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其家学渊源是左氏学。九世祖贾谊,西汉文帝时为太中大夫、长沙王与梁怀王太傅,“修《春秋左氏传》”,曾“为《左氏传》训诂”。据《汉书.儒林传》,贾谊传其学于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子长卿为荡阴令,授学于清河张禹。张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学,宣帝时禹受召待问。张禹授谏大夫尹更始,更始又传学于其子大司农尹咸及丞相翟方进等。至刘歆从尹咸与翟方进受《左氏》学,大好之。“…     

朱元璋的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

一从朱元璋偏爱《汉书》看他对刘邦的崇拜明太祖朱元璋喜欢读史论史。他所读的主要是正史,如《史记》、《汉书》、《晋书》、《唐书》、《宋史》、《元史》、《春秋》、《通鉴》、《唐太宗帝范》等。他读得最多的是《汉书》,《明实录·太祖实录》直接记载的就有8次,与臣下讨论汉史的则有41次之多。朱元璋读《汉书》的时间很长,从元至正二十四年一直到洪武末年,可谓是活到老,读到老。他不仅自己读,还把它推荐给臣下。当元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郭云被擒后,朱元璋“观其状貌奇伟,命释之。时     

读《史记》、《漠书》札记七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七例,以娱同好。分别题为：《史记》关於蒙恬北逐匈奴年代质疑、《史记·秦始皇本纪》“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毒”句句读试析、“刚武侯”诸家注辨疑、吕后之兄吕泽为周吕侯而非建成侯说、《汉书·郦商传》“六月余”句辨疑、越骑校尉所领非越人辨析、《汉书·酷吏·田广明传》颜注之一误。     

“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6月26至28日,由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武汉大学共同举办的“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120余人,提交论文近百篇。李学勤在大会上作了《楚简的年代》的主题发言。下面对会议主要论文略作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刊布于2005年12月,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在字词考释和竹简编连方面,何琳仪《贵尹求义》认为,《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中的“贵尹”泛指男子的阳物,“尹”疑读“”。彭浩《〈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考释二则》指出第3简的“作”指劳役刑;“浮”训为“罚”,指刑罚。刘信芳则将“浮”读…     

韩安国“梁成安人”辨

<正> 《史记·韩长孺列传》,《汉书·窦田灌韩传》都说韩安国是“梁成安人”,然《汉书·地理志》梁国无成安县,而颍川郡和陈留郡俱有之,以故韩安国之籍贯颇不易确定。《史记》“集解”和“索隐”引用徐广的话,说成安“在汝颍之间”,而“正义”则依据《汉书·地理志》云:“成安届颍川郡。陈留郡又有成安县,亦属梁,未知孰是也。”其实,只要考察一下梁国行政区范围的盈缩,就可对此问题一目了然。据《史记》、《汉书》可知,汉之梁国始建于汉高祖五年春正月,原为异姓王彭越的封地,     

上博（五）札记二则

根据《包山楚简》所记文书的有关材料可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竞建内之》篇的所谓篇名“竞建内之”四字,其意是指楚人景建献纳简书。根据《大戴礼记》、《逸周书.官人》等材料可证,《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篇中的“”,可能当读为“考度”。     

试谈《榖梁传》对刘向的影响

刘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家,是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关于他对《春秋》学的研治,班固《汉书》说他早年即受汉宣帝之命,习《谷梁传》,并始终持《谷梁》义;桓谭《新论》则说他同儿子刘歆一样,“尤珍重《左氏》”。本世纪初,章太炎作《刘子政左氏说》,提出“不应信《汉书》,疑《新论》”,又从刘向著述中抽绎出《左传》事义数十条,以证《左传》为刘向所宗。章氏的观点失之偏颇,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汉书》的说法。但刘向到底在哪些方面受到《谷梁传》的影响,自来语焉不详。本文欲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世谈存真求实

翻开古《辞海》,不难查到：“存：在也,有也。”“求：取也,索也。”《论语》有“求仁而得仁。”“真：伪之反。”《汉书·宣帝纪》有“使真伪勿相乱。”“实：诚也,事迹也。”《史记·庄周传》说：“率皆虚语无事实。”     

论朱元璋的敬天畏民和“藏富于民”思想

朱元璋是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亲冒矢石十余载,得天下于马上,备尝创业艰辛。正如他自己说的,因“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称帝后,他无日不考虑如何治好天下,传基业于万世。他时时和儒臣们一起研讨从夏商周直到宋元历代君主统治的得失,想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常说:“论行事于目前,不若鉴之于往古”。“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也。”     

读《汉书·贡禹传》

“学而优则仕”这句古训,学生时代就背诵了。仕,官也,择优录取,理所当然,无可非议。至于说“当官发财”这句俗话,几乎是口头禅,并没有太理会。后来读《汉书·贡禹传》。对这句话似有一知半解之悟。     

读《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

清代学者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因为“《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可惜,以往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多以为《通鉴》成书较晚,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部分,下距宋代已数百年,不能起史料书的作用,主要拿它当“通史”读。实际上,《通鉴》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史料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一) 《四库全书总目》说《资治通鉴》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之“绝     

西汉桂阳郡“金官”考辨

《汉书·地理志》载桂阳郡“有金官”。宋明清的注释家对此出现了“金官说”和“铁官说”。王先谦《汉书补注》采集众说曰:“官本金作铁,引宋祁曰:‘铁官’,邵本作金官;徐松云:‘宋本作铁官’。”当代学者或持“金官说”,或持“铁官说”。《辞源》曰:“金官,采金之官。《汉书·地理志》桂阳郡……有金官。”《剑桥中国秦汉史》曰:“桂阳郡‘金官’铸造黄金。”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册第333页曰:“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设有铁官的郡或县计有:……桂阳郡。”但是,持两说的学者都没有深入论证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两者都难于成立…     

汉灵关道辨证

《史记》、《汉书》都记载了司马相如通灵关道一事.由于文宇过份简略,它的走向,起止经由,给人只是一点徜徉迷离的印象.东汉注《汉书》的各家,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解.三国曹魏博士张揖注《汉书·司马相如传》在“通灵关山道”下出注说:“凿开灵山道,置灵道县”.肯定相如通的灵关道在汉代越(?)郡的灵关道(县).元朝的胡三省给《通鉴》作《音注》时,注意到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唐太宗是历史上少见的一位明君,不仅能求谏纳谏而且能用人。他认为:“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且“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公元647年,有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谈到他功成业就的原因时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联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魏征原为太子…     

寇准在濮阳

寇准,字平仲,宋华州下（今陕西渭南北）人。生于北宋太祖建隆二年（９６１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中进士时,年方十九。历官称职,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又直言敢谏,受到朝廷重视,不断得以升迁。宋太宗高兴地说：“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魏征一样。”当他３２岁时,...     

香草的芬芳

曾经有人说过:“人处患难之境,如香草压榨则芬芳愈烈。”的确,只有历经患难,才能使成功添加重要的砝码。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人总是在患难中进取,在进取中成功,敢于面对困境,不断找寻自己的价值点。古往今来,绝没有一位伟人是在安逸舒适中成就盖世功业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这样的例子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何止千万呢?     

吴三桂与陈圆圆

一 吴三桂f1612—1678年1高邮人．原籍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字长白。生逢乱世．酷爱习武,练得一生高强武艺．刀枪戟剑十八般兵器样样在行。其父吴襄为明将。吴三桂18岁时就应试武功并中得武举。《庭闻录》里说他“自少为边将”。终日勤于读书习武,“无惰容”。他少年读《汉书》,而被“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两句话深深打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20岁时就荣升为游击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