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明代西北土司的特点

明代西北土司因作用重要、影响深远等原因广受人们关注。本文通过具体史实初步探析了明代西北土司的几个特点,如:客籍多、根基浅,土流参治、土制于流,忠于朝廷、服从征调,军功起家、承袭武职等。     

土官政治与边防机制：明代前期川西北地区的国家治理

从洪武中期到宣德前期,是明朝接触、了解并制定川西北边略政策的重要历史时段。中央与边地军政机构不断协商与规制治边方略,为有明一代川西北的国家治理模式奠定基础。一方面,明廷的边地军管架构逐步成型,行政区划多有调整,卫所制度渐趋成熟,并表现出向省镇营兵制转变的倾向;另一方面,明廷仍仰赖地方土官进行羁縻统治,土官亦发挥能动性,利用中央王朝的制度空间最大化地方利益。土官政治逻辑与边防机制演进,是认识明代前期川西北权力格局动态变化的关键视角。     

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

元代以前的羁縻治策与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制度,两者的核心思想虽有相通之处,但在经营思想、基本策略、施行的范围及成效方面却有明显区别。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演变,受到历朝治边的思想与策略、元明清三朝尤其是重要帝王重视西南边疆、元代后初步解决边疆经营中高成本与低收益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羁縻治策与土官土司制度的内容、特点和局限。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

明代是贵州逐渐建立王朝直接控制下地方流官政权体系的重要时期,但发展的过程却较为缓慢。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空间分布和运作模式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流官政权是在卫所制下逐渐建立起来,或者采取“军政合一”的流官政权形式,改土归流的进程也是渐进而漫长,这些决定了流官政权存在设置上的依赖性、政权体系上的不完善性、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等特点。     

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与＂土司＂

今甘青地区在明代时是否设有“土司”,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朝中央政府在今甘青地区设立的土官进行了梳理,并与西南典型土司制进行比较,认为明代今甘青地区广泛分布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     

西汉“齐三服官”辨正

西汉时有官营手工业机构“齐三服官”。对于所谓“三服官”,或理解为“三服之官”,主管织作“三服”(首服、冬服、夏服),或理解为有“服官”三所,与“三工官”相同。分析相关历史现象,可以推知后一种意见应当更接近历史真实。     

论明王朝治理安多藏区的策略及成效

安多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在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     

《管子》书中的“幼官”和有关节气问题

《管子》书中的“幼官”本指祭官,“幼官图”就是为官方四时祭祀及相关生产、政教活动而绘制的图式。《幼官》和《幼官图》是四时节令制度与五行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即所谓“播阴阳五行于四时”。综合考察《管子》书中的时令诸篇及其他载籍中的时令文献,可以考见古代四时节气制度的变化。     

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考论

元代前期贵州土著民族的内附大致经历了"附→叛→附"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总体上是以"附而复叛"、"时附时叛"为主要特征的,金山洞摩崖是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的有力见证。元中央政府对贵州土著的管控前期宽严相济,后期趋宽趋柔,以土司制度为主,辅以郡县制度,呈现出以土官为主,土流结合的趋势。随着内附平稳期的到来,元代贵州各土著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也为贵州在明代建省打下了基础。     

以府辖卫：明代军民府的制度嬗变

元明清时期,朝廷曾以军民府制度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管控。军民府广设于西南边地,实行军民共管的治理模式,时间跨越五百余年。明代是军民府制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沿袭元制基础上结合边地实际进行调整。至明中晚期,新设永昌、黎平、遵义、平越、贵阳、安顺六个军民府,以流官掌府事,上承兵备道,下辖卫所,一改此前以土官掌土民和府卫之间不相统属的治理传统。军民府制度在明代的变化是卫所、兵备道、土司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维护了西南边地的军政秩序,亦塑造了全新的政治格局。     

明代政界的地域性从政限制

(一) 《万历会典》在支部选官和吏役参拨项下,记录了洪武26年奏准的两款特殊的规定:“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户部吏不许用江浙苏松人。”这两项规定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按明代选官规定的回避制度,基本有两种:一种为“内外官以亲属回避”。一种为某些官员于本籍任官的回避。此外明代的选官制度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回避规定,如王府亲戚不许选京官,     

日藏《土官底簿》四库底本的文献学价值

《土官底簿》为官府档案的抄件,是研究明代少数民族制度及其运作的重要资料。通行版本为《四库全书》本,另有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孔氏岳雪楼抄本和天尺楼抄本存世。日本关西大学长泽文库亦有藏本,内有两淮盐政采进木记、满汉双文“翰林院印”,书内有浮签,随处可见四库馆臣的校改痕迹,卷末有杭世骏手抄朱彝尊跋文。经比较,它与文渊阁本编排一致,故可认定为四库底本。以此本核校《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可知提要对此书的底本、所记土官数量、年代下限等的记述皆需要修正。此本首页有清末沈曾植、沈曾桐兄弟二人之印,知曾由他们收藏,疑于1920年代散出,为长泽规矩也所得。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改土归流与土官儒化——以明清云龙盐井社会为例

在西南边地的广阔空间中,土酋政权逐渐整合入王朝版图的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件都是“改土归流”这一宏大政治过程的重要元素。云龙州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本文以土官杨氏和武官赵氏两个大姓家族为例,以家族墓碑为核心史料,从当时当地的人物立场出发,厘清云龙盐井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而剖析边疆地区在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内地化的转变。云龙土官的儒化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边地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云龙州数百年的儒化进程中,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只是朝夕之间的制度嬗变,而是历经铺陈、过渡和完善的长时段文化濡染。     

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

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敕书、关防、旗牌是明代官员行使权力的必备之物。明代镇守内官不再仅是皇帝的家奴、亲信,而是逐渐成为参与地方管理的公职人员。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宋元明时期景德镇官窑监造官考辨——兼论官窑监察制度

宋元明时期与景德镇官窑相关的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中有“监造”“监陶”“董陶”“督陶”等内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分析各时期景德镇官窑中的官员委派制度,可证上述概念均为同一含义的不同表达,指监督景德镇官窑中的生产管理事务。北宋时期景德镇官窑中专职监造官的职能主要为收取瓷业税和管理生产。元丰五年(1082)八月以后(至迟不晚于重和元年),由于专职瓷业税官“瓷窑博易务”的出现,景德镇官窑中的监造官制度发生了改变,兼职监造官取代了专职监造官,仅负责管理生产事务。地方官窑中的监造官并非中国古代官手工业中的监察性质官员,二者选派来源不同,职能也不同,监察官员并不直接参与生产管理,而是根据相关规定对地方官窑中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提出赏罚意见。     

明代"九边"镇守内官考论

"镇守内官"是明代边疆军事管理体制的独特现象.永乐朝内官出镇边地,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虽然内官久已经营一地,但"镇守"的名义则可能自仁宗始,这是对前朝内官"理边"旧制的一种承认与固定.到宣德时,除了设立较晚的延绥镇,其他八边都已差派内官镇守,但镇守内官的职权却大大收缩.由于内官身份的特殊性,其腐败对边镇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强烈.随着文官势力的扩张以及"九边"完善的统治体系的建立,内官存在的政治基础也逐渐消失.在经历了正德朝的动荡之后,这项制度最终没能逃脱被裁革的命运.     

唐五代供奉官考

本文探讨了供奉官内涵自唐至五代的变化 ,指出 :在唐代前期 ,狭义的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官 ,这也是供奉官最广泛的用法 ,广义的供奉官则还包括御史台官。高宗、武则天时期 ,出现台谏官“内供奉” ,是在法定名额之外所置谏官、御史等官的名目 ,“内供奉”的含义是“在某处服务” ,属唐人惯用法。玄宗“尊重宫闱” ,供奉官之名始加于宦官 ,出现宣徽供奉官 ,属加衔性质 ,职在为皇帝“备顾问”。五代时 ,供奉官成为属于武人的专有官名 ,其常规职司是在皇帝身边充当武官侍从 ,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奉命出使 ,使命多与军事有关     

加入WTO对"官"文化的冲击

入世不仅是一种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观念形态与行为方式,尤其是支配行为的思维理念的入世。在中国与“官”化相关的理念,首当其冲面对WTO挑战,否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入世,而挑战最烈的是“公平”对“等级”的冲击;“民主”对“专制”的冲击;“权利”对“权力”的冲击;“规则”对“人治”的冲击;“透明”对“暗箱”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