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并非赵充国治羌政策的核心内容

西汉时期的赵充国在平息西羌反叛中因为提出"留田便宜十二事"而备受后人推崇,但本文通过对西汉和西羌关系的梳理,认为西汉对西羌地区的治理基本上是以因俗而治和移民实边为主要特点,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也严重影响了西汉和西羌的关系,其中农牧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主要因素,并最终导致了宣帝时期西羌的大规模反抗;进而认为屯田并不是"留田便宜十二事"的核心内容,而是针对西羌采取的一项综合性政策,也是和西汉在其他地区屯田存在明显不同的地方。     

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

两汉与周边各族都进行过战争,但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战略问题最值得研究。这是因为,匈奴、西域、西羌在反汉问题上是三位一体的,其中当然是以匈奴为主,西域、西羌则为其"右臂",故两汉王朝对三族的战争既分步骤又综合考虑。在战争中所施行的战略措施,有屯田、扩大骑兵、选将练兵、对敌分化瓦解及招抚、残酷镇压等,其中大部分战略都是成功的,唯有斩尽杀绝的战略是失败的。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结果,拓展了疆域,加速了民族融合,开辟了丝绸之路,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

根据相关文献的统计,两汉时期疫病的流行次数约为50次,其中西汉(含新朝)17次,东汉33次。两汉疫病的传播与战争关系十分密切,与战争有关的疫病约占五分之一。两汉时期的自然灾害已呈现出链发性和群发性的特点,疫病往往是在其他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流行。大体来看,疫病流行的次数东汉比西汉多,王朝后期比前期多。疫病次数的多少、流行时间的长短和疫情的大小,与国家控制疫情传播的能力有极大关系。两汉时期的疫病发生在治世的少,而在衰世和乱世则发生频繁。相对来说,两汉时期疫病的高发区在南方以及东汉的都城洛阳和关东地区。     

东汉长安与关中平原

一般论及汉代长安与关中平原,大都对西汉时期的都城长安与关中平原津津乐道,而对东汉时期的长安与关中平原却言之甚少,究其主要原因,当然因为西汉长安为一代盛国之都,煌煌大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地位不言而喻;关中平原作为国都所在地,地位也是弥足轻重的。东汉以来,都城东迁,关中平原屡遭兵火,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已不能和西汉时期同日而语;一代名都长安也屡遭浩劫,殆非旧时面貌。因而人们将研究的着眼点投向东汉王朝的都城洛阳,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东汉一代,长安虽失去国都地位,关中平原的境况也大不如前,但…     

仓、囷与“筒腹罐”之界说

仓、囷与“筒腹罐”之界说徐寿群一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地主庄园经济产生、小农经济发展的时期。迫至东汉、经过西汉未年的连年战争，豪强地主多采用田庄形式从事生产和生活，自耕农经济虽处境艰难，但也有所发展．在汉代的考古发现中，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中描绘的坞壁、...     

东羌与西羌辨析

关于汉代的东、西羌,学术界历来意见分歧.其实,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注释对东、西羌的界定是正确的,只是未加以证明.文献显示,东羌是东汉时分布在朔方、北地、上郡、五原、西河地区的羌人,他们早在先秦时期就移居于此;西羌则是分布在陇西、汉阳西及金城地区的羌人.进入东羌聚居地的西羌融人了东羌,而内迁入关中者仍为西羌.东羌的历史,还有待于深入发掘,才能写出一部完整而丰满的羌族史.     

冀中南中小型汊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

本文通过对冀中南地区中小型汉墓的墓葬形制和典型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将之分为六期,分别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及东汉晚期,并概括各阶段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特点。     

四川漆器的早期发展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将商周至汉的四川漆器发展演变进行了新的研究。本文将其分为五期,即商周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每期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出土文献与东汉史研究

<正>东汉不但是秦汉时代的终章,也是魏晋时代的序曲,在汉晋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东汉史研究尤其值得关注,如以往探讨“魏晋封建论”“门阀政治”等重要课题都是从东汉深挖其源头,但是,长期以来相比活跃的秦史、西汉史研究,东汉史研究则显得比较冷清。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究其根本主要有二：其一,研究取向的负面影响。相比秦和西汉政局、政制乃至统治思想的剧烈变动,东汉政局整体上要平稳很多,其政制、统治思想大体上延续了西汉后期以来的发展态势并日趋成熟,     

关于汉魏晋时期北地郡的变迁

西汉末年,北地郡受到羌胡内侵,此后郡境萎缩,边民内徒,户口锐减,郡治多次变迁,领县名存实亡;东汉、魏晋时,郡治及领县都不停变化,同名郡县的实际所在,需要仔细加以斟酌才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图幅中将富平、灵武标于西汉故地即误。     

行走的甘州

古老的西羌、吐蕃、月氏和回鹘……战争、丝绸、僧侣、名将、商贾、诗人、贬官与逐臣……的甘州,西汉时代开辟的疆域、宋元甘州路、明朝甘肃治所、清朝甘州府和民围甘凉道……1997年秋天,我和很多人到达的时候,正是傍晚,下车之后,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西边的夕阳,就进房间打扫沿路沾染的灰尘。去饭店的路上,暮色笼罩,看到位于甘肃张掖市中心的鼓楼——修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的镇远楼,     

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述论

徐州作为两汉重要的诸侯王封国所在地,有较多西汉墓陪葬有陶俑。从总体上看,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经历了萌芽、繁荣和衰落的全面发展过程,每一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并与社会的发展及葬制、葬俗的演进等密切相关。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还与本地区东汉墓葬及周边地区西汉墓葬的陪葬陶俑存在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综合反映出相关丧葬内容、物质文化等的时代特点及地域特征。     

南昌地区两汉墓葬研究——兼论南昌地区汉文化的形成

通过类型学分析,可将南昌地区两汉墓葬分为六期,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新莽、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其主要包含本地、中原两京、两湖、江东、岭南及域外等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汇集于南昌地区,不断交流、融合,构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南昌汉代文化面貌。此外,南昌汉墓各类文化因素的演变,与汉武帝经略南地、海昏侯国对当地的经营与开发、两汉时期的移民活动等有关。     

东汉羌汉战争动因新探

“羌患”是长期困扰东汉王朝的重大问题,几乎与整个东汉王朝相始终的羌汉战争对东汉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分析史料,借鉴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尝试对东汉一朝羌汉战争的动因提出新的诠释,力图从宏观的背景、长时段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东汉一朝的羌汉战争。     

丹江库区汉墓陶器研究

丹江库区汉墓随葬陶器可分为七期。西汉早期,秦、楚、巴蜀文化因素占有一定比例,并延续到西汉中期。继秦文化以后,来自关中地区的汉文化因素保留至东汉初年。西汉晚期模型明器大量涌现,汉文化陶礼器延续到东汉早期,体现本地传统的双耳罐贯穿始终。该地汉墓文化面貌整体上与南阳盆地属于同一文化区,同时又呈现出地域性、多样性、滞后性的特征。     

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

西汉都长安,以关中为帝国之中枢及根本之地,又徙天下豪强,吏二千石以实三辅,经营关中二百余年。然光武中兴,不沿西汉之旧,建新都于洛阳。此文从物资之补给、谶纬、汉高祖与光武立国之形势及光武之性格考论光武帝以洛阳为首都之原因。并论东汉都洛阳造成关中地区衰落,东汉西北边界乃在戎狄不断向东向南推进之下,渐向东南移,又放弃西域等方面之影响。     

广州动物园古墓群发掘简报

1956年底至1958年2月,我会在配合广州动物园平土工程中先后清理发掘了由西汉早期至晚唐年间的古墓二十三座。古墓的分布除了驷马岗仅有一座东汉砖室墓外,二十二座都是集中在公园的中心位置,即麻鹰岗的岗顶和岗腰间。墓葬年代包括西汉、东汉、南朝和唐四个时期。现将各墓情况按时期归纳简报如下:     

汉代“人虎母题”图像嬗变论

西汉从立国到东汉衰亡共经历了四百多年,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社会、政治、经济,无论上层建筑还是物质基础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前后稍加对比,便可发现期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变奏。从时代风貌看,西汉建国至西汉末期,汉代尚处在春秋战国文化的遗绪阶段,成事于楚地的西汉帝王与功臣们,在秦地丰沃的土壤上,以秦、楚文化为中心融合全国各地的文化,这时的文化融合只是一种全面的继承,或许可以将西汉看做先秦各地文明的全面总结。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正>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朱绍侯文集(续集)》《朱绍侯文集(续集)》,是朱绍侯先生80岁之后10年间所撰学术论文的汇编。一个过了耄耋之年的老人,笔耕不辍,在领衔主编多部大型文化典籍的同时,还写作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且思路宏阔,思维缜密,论证谨严,实为学界之罕见。朱绍侯先生最近几年的论文,多以宏大题材见长,譬如文集中的《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的军事战略研究》一文,长达76000多字,对汉匈战争,两汉与西域、西羌的战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考量,进     

两汉都城规划布局探析

两汉都城之间的布局变化表现为:宫城布局由西汉的多宫向东汉的南北两宫演变,宫城面积占城市面积的比例下降;其社稷和宗庙开始由宫城移至城南郊,但与宫城依然呈"左祖右社"的格局;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以及太学设置在东汉洛阳城南郊显要位置,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城市供水由西汉长安城的单供宫城园林用水,发展为布及整个东汉洛阳城的水资源综合利用,亦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