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初步骤

20世纪60～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促使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最重要因素与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压力和美国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是分不开的。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及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的冲突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美、苏的战略关系,鉴于与苏联矛盾的扩大,因此与西方发展关系成为一种必需。1968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     

新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一直没有与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直至1969年初,中意两国关系正常化才迎来了转机,其原因主要是: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对抗、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对华政策、意大利国内左翼政党力主承认新中国以及中意经贸发展的驱动。从1969年2月至1970年10月,中意两国围绕建交问题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70年11月6日签署联合公报。中意关系正常化掀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开始破产。     

国民党《中央日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态度

抗战胜利之初,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和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了一次谈判。对这一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态度却意味深长:先是因预判中共不敢赴会而"假戏真唱"进行宣传,当得知毛泽东亲赴和谈后慌忙调整编辑方针,刻意忽视中共的影响力、淡化和谈的报道,还曲解报道《会谈纪要》的内容……这一切,实为蒋介石政权对国共和谈态度的侧面表征。     

从静海军节度使到安南国王——试论中国对越南的封号的变化(905-1174)

从905年曲承裕自称静海军节度使,到1174年南宋册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的近二百年间,是越南逐步实现从中国的地方郡县到自主封建国家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中央王朝与越南地方势力围绕着册封的封号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博弈,中国对越南的封号由最初册封给藩镇的封号转变为册封给外国藩属的封号,从而最终承认了越南的独立地位。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正>中国自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至1981年,出于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联合国作为争霸的场所、联合国维和部队被当作进行国际干涉和控制的工具的担忧,没有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1981～1988年是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过渡时期。1984年10月15日,中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从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看周恩来谈判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1969～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在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部署谈判的策略和内容;他以于细微处见周到的工作态度为中美谈判营造了自然、友好的外部氛围;他卓越的专业谈判素质、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但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给基辛格和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本刊追踪

中央军委新任副主席据新华社消息,在2012年11月1日至4日举行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范长龙、许其亮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范长龙,男,汉族,1947年5月生,辽宁丹东人,196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0月参加工作,1969年1月入伍,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68年至1985年,先后任陆军第十六军炮兵团战士、班长、排长、政治处组织股干事、连指导员、副团长兼参谋长、团长;     

从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抗美战争看美、苏、中、越关系

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使二战后趋于缓和的国际局势再次陷入战争的混乱状态。整个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苏、中美和中越关系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越南抗美战争的胜利,使越南南北实现了统一,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苏联的经济迅速提高、军事实力急速上升,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转变

虽然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但在北伐问题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经历了反对、摇摆、支持的转变,这种态度的转变更多的基于对苏联国家利益的维护,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形势的判断。苏联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们基于自身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在不同的时期对待北伐的态度也有不同,并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政策,支持北伐。     

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看英国对东西方缓和的态度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是缓和的最高潮,它十分清晰地反映出英国对缓和的态度及其政策特点:不想要,但不可避免。虽然英国并不想要欧安会,但是针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也为了在缓和潮流里不落后于盟国,英国不仅积极参与欧安会的准备工作,还在各议题上最大限度地为西方联盟争取利益。在欧安会的开幕时间问题上,英国坚持和西德保持同步。从结果看,英国对欧安会所做的比较充分的准备使西方集团在谈判期间获得了长时间的优势,还成功地使自己在会议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大国角色,也一定程度上对欧洲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对越南经济建设援助的历史考察(1958~1964)

<正>1958~1964年,在越南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对越南大力提供经济技术援助。1954年援越抗法胜利后,经过三年的恢复发展,从1958年开始,越南进入长期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的时期。鉴于越南新的发展要求,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由初期的以物资援助为主导,转变为以成套项目援助为主导。在1958~1960年,中国向越南协议提供的成套项目援助多达76个,仅1959年,援越的实际年度支出即为1.07亿元,其中一般物资2684万元,成套项目专用物资7000万元。1961~1964年,对越     

争夺中国东北:1900至1903年的美国对俄外交

190 0年至 190 3年俄国占据中国东北期间 ,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与俄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争夺。美国积极利用英国和日本施加于俄国的压力 ,与俄国暗中展开谈判。其间 ,美国以牺牲中国权益包括“中国完整”为诱饵 ,诱使俄国同意美国在东北“利益均沾”。由于列强争夺态势的复杂性及利益的不可调和性 ,美俄谈判无果。最后美国逐渐转向支持日本对俄开战的政策。整个过程说明了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用主义的特点     

胡志明三次在南宁过生日

广西与越南接壤,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胡志明主席（1890-1969）,曾长期在广西桂林、柳州,中越边境地区龙州、靖西生活和进行革命活动,他把原名阮爱国改名为胡志明。1954年越南抗法胜利独立后,胡志明主席经常到中国来,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林彪出事前的端倪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林彪出逃,途中机毁人亡。其实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在这之前已逐渐显现出来。在国际方面,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林彪也没有号准脉。从1969年开始,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     

同舟共济还是同床异梦——肯尼迪与蒋介石关系的内幕(之一)

老问题困扰着新总统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表明,美国对新中国的态度从敌对、遏制走向缓和、关系正常化,再到进一步建立战略关系,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虽然由于冷战大格局的限制和肯尼迪本人猝然遇刺,美国政府在这个时期没有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1955年亚非会议与中泰关系的有限缓和

泰国在亚洲冷战形成的过程中选择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拒不承认新中国,中泰关系处于隔绝状态。中国一贯重视改善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在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积极为改善中泰关系而努力。1955年的亚非会议,不仅为中泰两国提供了直接接触和了解的机会,促使泰国转变对华态度,而且也给东南亚地区局势带来缓和。尽管这一时期的关系缓和是有限的、短暂的,但它是新中国推行和平外交的一次重要尝试。     

"文革"时期妇联组织演变的历史考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改造"旧国家机器"的运动指向下,各级妇联遭受了组织冲击,妇联组织的存废也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受夺权风暴和全面动乱的影响,至1968年革委会新体制建立前后,全国妇联实行了"军管",地方各级妇联亦陷入解体状态;妇女组织体系的摧毁和革委会体制的缺陷,使妇女工作弱化,同时也彰显了妇联组织的重要性;随着1970年后中央在妇联组织存废问题上的态度由模糊不定转为明确的整顿健全,妇联自下而上地完成了从基层至省级的组织重建,但由于在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上难以澄清是非,全国妇联的组织重建未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