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央地财政关系的奠基:统一财经及其制度调整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主导的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使新中国在财政、金融、贸易等领域迅速构建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中央的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经历了不断的制度调整:在确保税制统一的同时尝试减轻地方政府的征税压力;在建立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后不久即开始划分收支与酝酿分级管理方案;为了缓解地方的财政压力,中央采取了整理地方财政、推进地方收支挂钩、适度划分管理职权、增加地方收入分成等一系列举措.这些制度调整意味着虽然统一与集中是这一时期央地财政关系的主要特征,但并非全部内涵,如何兼顾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从这时起已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

鉴于北京政府时期混乱的国地财政体制导致地方公债的滥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致力于国地收支标准的划分,相应的地方公债制度也逐渐由粗疏趋于完善。1927—1941年期间各省发行的约80874万元公债,有部分投入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大多数则用于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由于本期内战乱不断、财源有限,中央与地方同处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困境,表面上日趋完备的国地收支划分章制实际上未能完全施行,财权的实际划分皆依中央与地方的实力而定,这种博弈在地方公债的发行、中央对省债的整理与接收等方面都清晰可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议取消省级财政和地方发债权,标志着高度集权财政体制的确立,双方的斗争暂告结束。     

咸同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咸同时期在地方督抚专权的过程中,清朝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中央财权旁落、地方财权膨胀,以致最终形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一方面为清朝中央政府找到了新的财源(如厘金、关税等),使其在农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免于覆灭,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其内部矛盾,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矛盾,严重地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基础。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美日两国分税制的比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新型的税制体系已初步形成,这就为以分税制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分税制在我国如何搞?怎样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充分有效地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及财政分配渠道?还有待于探索。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时,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制的特     

宋子文、孔祥熙与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

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延续两千多年,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被废弃,但新的资本主义税收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财政税收特别混乱,致使北京政府根本没有什么税收可言,只能靠借债度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极力改变这种状况,大力进行税制改革。宋子文出任财长时,基本上完成国、地税收系统的划分,并同时进行了对中央税收制度的改革。孔祥熙接任财长后,又对地方税收制度进行整顿和改革。在他们的精心策划和推动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财政税收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一、对中央税制的整顿和改革宋子文出任财长后,首先划分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     

政经交织的央地博弈:东北裁撤厘金初探——以辽宁省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30年代初,长期的财权独立与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纠葛使裁厘在东北的推行较其他地区更为艰巨。围绕裁厘问题,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在入关调停中原大战前后有着明显的态度变化。在此期间,张学良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多次交涉,其背后蕴含着东北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张学良与东北要员之间的互动等复杂因素。在中央抵补、开征新税、精兵简政等善后措施的保障下,东北最终废除了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厘税制度,通过税权统一实现东北地方与中央关系的调整与确立。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国情,迫切需要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体制。本文重点从分权的原则,分权的模式改革目标以及对现有的分权体制的法制化改革等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

晚清中央对地方财政监管的失控 ,财权的不断下移以致崩溃 ,构成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化的基本态势。其间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 ,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 ,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     

中国税制改革50年

新中国成立 50年来 ,税制改革经历了新中国税制建立和巩固、曲折发展、税制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及税制改革不断前进三个时期。我国的税收制度先后进行了五次重大的改革 ,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制框架 ,强化了税收的聚财功能和宏观调控功能 ,从而标志着中国的税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0年来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特别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税制改革

1992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中国于1994年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经过这次税制改革和9年来的逐步完善,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顾1992年以来中国税制改革、发展的情况,目的在于真实地反映11年来中国税制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为今后中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政府空间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响应——以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     

论我国生态税制的构建

生态税收是政府通过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征收相应数量的税收,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或对保护环境的行为的税收支出,以保持生态平衡的一种税收体系。中国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生态税制的缺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以及提高公民环保意识迫切要求构建我国的生态税收体系。因此,制定完备的《生态税法》;改革旧税种,创立新税种完善税收体系;奖惩并重、税收征收与支出并举,就成为构建我国生态税制的基本思路。     

关于我国环境税收法制建设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而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存在较多问题,不能很好地起到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我国设立环境税的价值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环境税收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相关法律对策。     

中国环境税负空间累进性测度及其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社会空间公正理念出发,以经济学的"蓝色红利"视角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区域环境税负空间差异问题。研究表明我国环境税负空间累进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区域中,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北、黄河中游以及南部沿海地区的环境税负空间累进性指数较大,长江中游、西南及西北地区则表现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税加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传统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环境税负具有空间累进特性。此外,西部地区的资源税起到了更好的税收调节作用。资源成本的增加促使使用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抑制需求,有助于将资源消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排污费则扭曲了税收分配机制,降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鉴于此,从新区域主义的"统筹理念"出发,提出了构建区域环境税负空间公正性的设计机制。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民国时期地方税收权力的流失——以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重庆由四川省辖市升级为院辖市,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地方财政税收制度。作为地方税收的大宗,营业税本是重庆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重庆市营业税权力却遭到四川省政府、中央政府、重庆市商人团体和参议会的分割、侵蚀而流失。以营业税为主的地方税收权力大量流失,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困乏,也是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徽州文书看清末钱粮的私派陋规

清代后期,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加剧了国家财政的需求,而战乱的破坏又使农村的地丁钱粮失额严重,政府不得不在正额之上,施行诸多名目如亩捐、厘谷等的"附征",以及漕粮改折等勒折浮收的手段,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这些制度内的附征和改折,往往又成为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清代光绪年间徽州府歙县、黟县等地的钱粮案卷文书资料,对这一时期地方钱粮浮收的实际情景,作一个案性的细部考察,以便对清代后期钱粮浮收的实质,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

营业税是民国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现代税收制度,随国家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作为税收制度的核心要素,民国时期营业税税率经历了从北洋政府时期的定额税率向南京政府时期的比例税率的转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营业税税率设计存在差别比例税率和单一比例税率两种模式。抗战和内战期间,国民政府逐步统一及大幅提高营业税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营业税纳税人实际税负的增加是税率因素与非税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营业税在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的同时,也给工商业经济和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