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40年会务报告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学术团体,1933年12月在南京成立,由陈翰笙任理事会常务理事.该会及其主要成员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所做的调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

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们坚持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阶级分析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虽然标榜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中共革命道路并不认同的学者进行论争,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农民处于贫困化状态、土地分配集中、地主剥削农民、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主张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之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集体化农村经济。以上研究和看法,对阐释、传播中共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为革命服务的力量。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起源

以往若干史著记载了李大钊曾于1918年在北京发起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由于史料缺乏,近来多被学者否认。笔者根据当时的报载文章、早年俄国顾问撰写的《中共简史》,并参以当事者的回忆,认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确曾于1918年底至1919年上半年存在过。这个研究会的产生涉及苏俄人士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初期联系与活动。虽然该会的参加人员、活动时间、组织形式都不怎么固定,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非正式学会,却在中国开启了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先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源头。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八年工作总报告

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于1937年8月,抗战期间多次在战区及大后方举行劳军活动。本报告是该会于1945年底行将解散时所作的工作总结,较全面地叙述了该会的工作情况。     

浅议新型农民“双提升”培训工作策略

正新农村建设是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而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支撑。江苏省开展新型农民技能、学历"双提升"培训,是农村成人教育为农村经济服务最直接的部分。要做好新型农民"双提升"培训工作,我认为要采取以下五个方面的策略。一、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农村教育要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要努力提高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对这一指导思想的认识在近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但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三大贡献

万里在农村改革中的思想和实践,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7年6月至1980年2月,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个省的局部地区实行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坊间传说,“要吃米,找万里”,就是对这一段情况的概括。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2月到1988年4月,万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在一段时间内兼任国家农委主任,分管农村工作,具体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万里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下述三个方面。     

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辩正

正如安徽凤阳小岗村"一包"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命运一样,广西宜州合寨村"一选"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格局.两者均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两者都被誉为20世纪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建议

近几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的扶持,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村的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农民们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各级党委、政府也是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农民增收工作放在重中之重,想尽各种办法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在抓农村经济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由于一些地方政府     

"中美合作"视角下的台湾农村复兴——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48—1979)为案例的研究

二战以后,作为资本主义阵营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了一系列的国际援助活动,以扩大、渗透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合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农复会)于1948年10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1949年,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迁台,主导了台湾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复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79年农复会改组为"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成为台湾地区农业的最高主管部门。本文着重从大中华的整体建构和历史连续的宏观视角来解读农复会的大陆背景、台湾工作,以及经验与教训,以尝试挑战当前农复会研究的美台中心趋向。这段农业历史的回顾梳理对于当前台湾史和中国史背向分裂、近现代史与当代史断代切割的窘迫现状是有力的回应。     

抗战初期薛暮桥对农民动员问题的历史认知

<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新四军老战士、一代经济学大师薛暮桥(1904—2005),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党内较早探讨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问题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家。1932年,他参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调查活动,以家乡无锡礼社镇农村社会调查为主要内容,撰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浙江省的二五减租》两篇论     

陈独秀“伦理革命”思想的再认识——兼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内容

伦理革命是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内容;陈独秀伦理思想的来源主要是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功利主义和进化伦理观;陈独秀的伦理思想在继承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对此作了发展.他的伦理革命观具有时代意义和贡献,然而,其思想体系又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悖论和混乱.     

陈独秀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

陈独秀与上海社会联系密切。上海是他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窗口。他的革命生涯从上海开始,一生主要时光在上海度过,革命生涯最辉煌的业绩在上海实现。他对上海社会有着比较深刻的研究和十分复杂的感情,总体上说还是一分为二的。近代上海造就了陈独秀的崇高声望,陈独秀也给上海留下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先进、教育发达的中心城市,其作为全国思想文化中心的地位,无疑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开始确立的。     

陈云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关系子孙后代的事业。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从1953年起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1976年“文革”结束后,陈云对这一事业非常重视和关心,曾多次发表有关讲话,并于1981年专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出重要指示,使这一饱受摧残、完全停顿的事业重现生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对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贵州合作事业人物讲述

抗战时期,贵州政治地位凸显,大批重要、知名人士涌入贵州。本文介绍十位贵州合作人物,八人有留学背景。周诒春是原清华学校校长、清华大学奠基人;于树德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中国合作事业先驱、合作泰斗;陈筑山原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平教会重要人物;章元善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慈善机构华洋义赈会创始人之一;董希文是著名画家,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贵州八年合作事业稳定了大后方,支持了抗战,改善了民生,转变了观念。     

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夔龙

陈夔龙是清季政局中的关键人物,然“时抱慊慊之惧,而不愿居赫赫之名”。1909年11月调任直隶总督。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政治态度极为保守的陈夔龙一方面积极为清廷建言镇压武昌的革命者,一方面在直隶地区采取一系列措施消减革命带来的恐慌心理以维护社会稳定,坚决拒绝立宪派士绅的独立请求,防范和镇压新军及革命党人的活动。陈夔龙于清帝退位前挂冠而去。作为一名具有名教纲常思想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忠清和守土安民之信念,是其在辛亥革命中行为动机的归依。     

陈独秀国家统一思想述论

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经历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他主张国民党、进步党、北洋官僚三大势力平分政权,实行联邦制以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这一时期陈独秀对国家统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肤浅的乃至于错误的.第二阶段,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提出了通过人民革命方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最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系列观点,从而构成了关于国家统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虽存在若干失误,但与同时代人比较,仍不失为最激进、最彻底、最可行的国家统一观.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问题上的分歧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世家”解

“世家”——世世永祭之庙。西周以来,礼制规定诸侯五庙——始祖庙、高祖庙、曾祖庙、祖庙、父庙。后四者为亲庙,前一庙为始庙。亲庙每世一迁,四世之后即行毁轶,不再祭祀;而始庙则世世永祭,因此得称“世家”。孔子受世世祭祀、陈涉被明令置守冢三十家,因此他们均享有世世永祭之庙,他们都被列入了“世家”。     

论民国初年陈焕章的尊孔思想

陈焕章在民国初年提倡尊孔,主要是为了保存和发扬国魂、国性和国粹,进而重建国民道德。他用现代西方人主义学说重新解释孔子的一些思想,也是为r实现孔子学说的现代转型,使孔子之道适应现代生活。从陈氏尊孔的实际效果来看,他是个失败。这种失败应主要归因于他对时代大势的错误判断,同时也与他对孔子学说的误读息息相关。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

"中西交通史"列为大学课程之一,在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20年留美归国的陈衡哲在北大开设"欧亚交通史",盖为中西交通史进入大学课程之始。1930—1940年代,随着相关中外研究著作和译著的日益增多,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性质课程者明显增加,如张星烺、郑鹤声、郑师许、周传儒、王国秀、陈受颐、向达、孙毓棠、郭廷以、张维华、叶国庆、朱谦之、翁独健、姚从吾、冯承钧、韩儒林、白寿彝、方豪等。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中西交通史并非一般教员所能胜任,而且因其在大学史学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故该课程的开设常随教员流动而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