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

学田是中国古代附属于学校的土地,明清时期所修方志中存有许多关于明代学田制度的资料。本重点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管理,指出其发展完善的原因在于封建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直隶学田土地性质多样,租佃关系相对稳定,其经营活动具有明显的商品经济因素。明代学田制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树立周济贫士的民风,并奠定了清代学田制发展的基础。     

元代江南寺院侵占儒学田产现象探析——以胡文昭公墓据碑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在元代江南地区寺院侵占学田的现象甚夥,其中寺院侵占由儒学管辖的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墓地一事尤为瞩目。该文利用史志、碑刻史料,对胡瑗墓地纠纷进行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寺院侵占学田现象作总体考察,指出在崇信佛教的前提背景下元统治者实行的佛教政策及管理制度是导致在释儒田产纠纷中相关政令低效和释强儒弱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释儒田产纠纷中地方士宦多倾向于站在儒学立场上行事,旨在帮助儒学与佛教争夺地区文化主导权以维系儒家文化的命脉。     

元代江南寺院侵占儒学田产现象探析——以胡文昭公墓据碑为中心

在元代江南地区寺院侵占学田的现象甚夥,其中寺院侵占由儒学管辖的北宋理学家胡瑗的墓地一事尤为瞩目。该文利用史志、碑刻史料,对胡瑗墓地纠纷进行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寺院侵占学田现象作总体考察,指出在崇信佛教的前提背景下元统治者实行的佛教政策及管理制度是导致在释儒田产纠纷中相关政令低效和释强儒弱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释儒田产纠纷中地方士宦多倾向于站在儒学立场上行事,旨在帮助儒学与佛教争夺地区文化主导权以维系儒家文化的命脉。     

清代广西学田设置情况考察

清朝的学田依据教育体制,可分为官学田、书院学田、义学田和社学田等四种类型,当时不少政府文献对全国及各直省学田的规模均有专门统计,但却只包括了官学田的数量,而忽略了其他几种学田,因此记载并不十分准确。试以广西为个案,对其清代学田的设置情况做一个考察,并力求全面地反映各类学田的特性及其变化。受文献所限,文中的广西以其清代疆域作为标准。     

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原因

为维护封建"大一统",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汉代统治者高度重视河西地区的开发,制定一系列开发政策,如设置河西四郡及属国、徙民实边、屯垦经营、修筑军事防御设施等。在经营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儒学随之进入,并在当地儒学起家的世族地主的带动和当地教育的推动下,儒学在河西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对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苏南学田与庙田的捐赠态势——以地方志为中心的探讨

从清代苏南地区方志记载来看,该地区学田捐赠的发展态势呈"N"型,而庙田捐赠的发展态势则呈未完成的"W"型。比较两者会发现,清初与清末是它们发展态势相异的时期。而这种发展态势相异的背后,是国家与地方互动的结果。在清初,捐赠主角由庙田向学田的转化反映了国家认同的建构;而在清末,学田捐赠的霸权地位则体现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清代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

清代是云南儒学发展的成熟期。作为地方的云南盐业社会,儒学的传播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上层的儒学传播包括地方官员提举与地方文化精英的学额争取及文庙儒学教育。中层的儒学传播包括书院、义学在内的儒学正统基层教育及地方家族儒学教育。底层的儒学传播包括面向民众的圣谕宣讲、地方大众教育慈善及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建设。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实践,建立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统性与地方性。     

论明代学田

学田制度是我国乃至世界教育财政史上的一大创举。学田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封建时代办学经费的困难,扩大了社会教育面。同时更有利于封建国家运用经济手段,从化教育上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本以明代学田为典型个案,就其兴起、分类、数量及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研究

本文分析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的背景、原因、特点以及意义。在前人讨论军民指挥使司以及挖掘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的具体情况,从元末明初滇西地区的形势、定边战役与云南卫所建设,永昌地区在滇西南防线中的地位,及永昌地区的军民人口数量、田赋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的设置是滇西地区边疆形势的需要,也与永昌地区军民人口数量、财政状况相符合,对保障明初滇西边疆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云南武定禄劝两县彝族的碑记、雕刻与祖筒

我国彝族共有三百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僮族自治区.解放前,他们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四川凉山地区与云南小凉山地区基本上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其他地区都属于以地主经济为主导的并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封建社会;云南武定、禄劝两县和滇东北、黔西北各县存有领主制残余,大地主家中尚有奴隶;云南江外(红河南岸)地区,领主制保留得比较完整.表现在土地占有制、阶级分化程度、人身隶属与剥削关系,乃至政治、文化等方面,各地区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形成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必须从各个地     

从临沂古方志看明清地方教育的发展

地方志中关于学校部分的记述对研究地方教育有重要意义。从现存临沂古方志对学校教育的相关记载来看:明清时期临沂地方教育机构有儒学、书院、社学、义学、家学、私塾等几种类型;经费有学田、存款利息、产业收入、政府划拨、民间义集、学生学费等几种来源;教学内容以科举应试的儒家经典为主,兼及政府的教化读物,并涉及医学、艺术等内容。从整个地方教育发展来看,政府起到了指导作用,而士绅起到了主导作用,教学效果良好。     

清至民国时期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地权的双层分化考察

本文以青阳及绩溪县官田、青阳县学田和屯溪义田为例,对近代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的地权状况进行了考察。考察表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官田、学田、义田等公田管理机关与佃农的关系逐步趋于平等,对佃农不利的官田国有制、学田及义田的普通租佃制发生了重大变迁,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等公田的地权普遍发生了双层分化,逐渐形成了公田所有者主要掌握田底权、永佃农主要掌握田面权的双层地权格局。     

儒学在江南的建置化与民间化——基于嘉兴儒学物质载体的数字人文分析

儒学的建置化和民间化,即儒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完成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对地方志中所载儒学物质载体的大数据分析表明,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宋代开启儒学建置化,至明清臻于完善。明清时期,儒学显著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与个人道德规训、日常生活管理有关的物质载体大量增加。在实践层面,与儒学有关的信仰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与佛、道、民间信仰展开了漫长的拉锯过程。     

云南民族地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的重要意义及策略——以元阳县阿者科村为例

随着旅游业强势复苏,云南民族地区古村落旅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云南民族地区古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将以元阳县阿者科村为例,对阿者科村和“阿者科计划”进行概述,然后分析阿者科村旅游开发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云南民族地区古村落旅游发展路径,以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激活云南民族地区的发展新动能,推动人与自然互惠共存、和谐共生。     

清代云贵总督之建置演变考述

云贵总督的建置及其演变,反映了清王朝对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调整和深化,曾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云贵总督始设置于清军攻占云南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正月,后经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分合演变,定型于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演变的原因,因时而异。除受当时发生于云贵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外,康、雍、乾三朝各有特点：康熙朝主要因“制”,即此时期清王朝对督抚体制的调整和完善;雍正朝主要因“人”,即偏于“因人设置”;乾隆朝则因“事”,即为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事务而“因事易置”。对其建置演变情形,史籍记载讹误和后世学者引述错误均甚多。对此,本文均做了疏证,并对其建置演变做了全面考述。     

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与思考——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例

近年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社会发育程度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比较,教育事业依然十分落后。澜沧县在2010年通过"两基"国检验收,但现在教育发展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要实现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任重而道远。本文通过对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教育发展发展存在问题的客观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思考,希望对全省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发展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元代大都路儒学教育

元代大都路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其辖区内的儒学教育并不发达。大多数学校到元朝中后期才恢复完善起来,庙学的修建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及有实力的乡人捐资。大多学校没有学田,学正、教谕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薪俸,生员数目不多。书院和乡学数量也不多,且民办性质的书院和乡学逐渐演变,都进入地方官学的体系。     

明代云南治理与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讯

<正>2016年10月25—26日,由中国明史学会和昆明学院共同主办的"明代云南治理与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胡凡对明代云南都司陆凉卫的设置时间和设立原因有所考论。王雪莹论述了云南卫所屯粮征收的条鞭化过程。罗勇考察了滇缅边境一个卫所军户家族的流动情况。张金奎对明初舍余制度与云南边地开发关系作了探究。吕杨认为"小云南"人进入山东登莱地区是通过军事迁移和流放两种途径。阿风对嘉靖二十七年云南临安卫董一言等买卖房屋的契约进行了考释。孟凡松探     

封建教育制度在贵州的形成和发展

秦汉以后,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往日益增多,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族文化逐渐传入,黔境开始出现了学校教育。东汉时,尹珍外出求学,学成后回家乡办学,是为本地教育的先驱。唐宋时,今贵州的正安、遵义、沿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官学和书院。元代,今贵州地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建有顺元路儒学及蔺州儒学,普定路也“立学校,明礼义”的记载。但总的看来,元代以前的今贵州地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落后,加上分属各省,无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未能在这里全面系统地推行。历史上虽有办学的点滴记载,但数量很少,且时兴时废,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贵州教育史上,明代是封建教育制度确定的重要时期,清代前期基本上沿袭明制,一直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封建教育制度始逐渐被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