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

《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是目前发现存世的仅有的一例附有八思巴字元代公据碑。本文在释录碑文的基础上,通过对宋末元初庆元路儒学对位于昌国州的洋山砂岸被侵占所提起的二次诉讼案及相关人物的考察,试图揭示元代赡学砂岸被占的实质,以起补史、证史之作用。同时,作为一例完整个案,为元代司法、儒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第一手史料。     

疾疫与汉唐元日民俗——以屠苏酒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屠苏酒是汉唐时期比较常见的一种元日民俗事项,是唐宋时人庆祝元日的不可或缺的节日文化符号。但多数唐宋时人对屠苏酒的起源却不甚清楚。其实,屠苏酒是汉魏时期治疗伤寒疾疫的对症良方。它的出现和流传,与汉末魏晋时期的疾疫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疾疫对历史上节日民俗发生影响的典型代表。     

元代庆元路口数考实——以盐课与人口之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于元代《延四明志》所载盐课额数的分析 ,结合元代在江浙实行“计口食盐”的政策 ,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入点 ,推测出元代某一时点上庆元路的口数。根据本文所推测出的口数 ,可以证明 ,《元史·地理志》所载区域户口数据的不可靠。中国家庭户均 5口的传统观点 ,并未受到挑战与质疑     

元代市舶制度简述

继宋代以后,元代的海外贸易又取得了大的发展。这方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本文只就元代市舶司制度及有关内容作些分析,供参考。 (一) 元代的海外贸易始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当时,南宋王朝还没有最后被消灭,但东南沿海地区已为元兵占领。元王朝“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角旦寸)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这是元代最早建立的四个市舶司。     

北京地区元代瓷器发现与研究述评

13世纪元帝国定都北京,使其成为了一个四方民族、中西文化、商品物资荟萃聚集的世界性都会。瓷器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商品贸易信息的载体,是研究元代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60余年考古工作的积累,元大都遗址以及北京其他地区发现了数量众多、品类丰富的元代瓷器。学术界从精品瓷器的特征、生产工艺、贸易销售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器物层面的讨论,丰富了对元代制瓷业发展的认识。但在研究中也存在着研究视角、研究模式同一化等问题。转换视角,扩展视野,进行综合性研究应是今后研究中需要强化的着力点。     

元代山东与高丽的贸易

文章从社会历史背景、政策、地理条件等方面分析元代山东与高丽贸易的优势,同时根据史料记载阐述元代山东与高丽官方和民间贸易的频繁,最后从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元朝时期山东是与高丽贸易的重要基地。     

读《元代海外贸易研究》

谈到元代的海外贸易 ,陈高华、吴泰先生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当属开山之作。此书成书于 1981年拨乱反正之时 ,其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受到史学界的一致好评。 17年之后 ,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一领域的又一部新著——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这部 2 5万字的学术专著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史料的挖掘和内容的创新 ,将元代海外贸易的研究 ,又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综览《研究》全书 ,至少有如下三个长处或特色 :第一、较多的创新与突破。“官本船”是元代海外贸易中一种重要的运营形式 ,史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元政…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建成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从今年二月成立筹备委员会开始筹备工作六个月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巳于7月15日胜利地开幕了。泉州是我国中古时代对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贸易的港口,在朱元时代海外交通非常发达,亚非各国商人传教士成千成万来泉州贸易传教。元代时候,外国著名的旅行家如伊本巴都他、马可波罗等人都称誉泉州港为世界大贸易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整理泉州自南朝对海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纤维产品贸易

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贸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即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食品及矿产等初级产品在对日出口总额中降到不足一成,而纤维产品贸易以几乎每年占中日贸易额的20～30％的速度强劲发展,推动了两国贸易总额的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引起贸易摩擦。尽管纤维产品贸易由垂直贸易分工向初级水平贸易分工发展,以及密切的依存关系两大特征,使中日两国避免了在该领域的贸易战,但是,如何在互补性贸易结构中寻求更多的合作领域以减少贸易摩擦甚至避免贸易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日纤维产品贸易带来的重要启示。     

1999年元史研究综述

1999年元史研究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量新成果,出版专著多本,论文上百篇,第七辑《元史论丛》(中国元史研究会编,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刊布于世(后面将逐篇介绍)。本年度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史和社会史,反映出国内学界元史研究的一种趋向。高荣盛著《元代海外贸易研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因时间关系,本年度始为学界一睹。该书是“八五”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共分五章,25万字,以颇多时代特色的元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对元代海外贸易的历史演进、海外贸易所涉及国家、海外商贸活动的展开情况、管理…     

庆元背七铁钱铸年考辨

庆元背七铁钱铸年考辨张建华南宋庆元年号仅行六年,但同安、蕲春、汉阳三监铸造的庆元通宝小平拆二铁钱背文记年都有作“七”者,记年虽不符实,却属真品无疑。其铸造年代,前贤考为相当庆元七年的嘉泰元年（１２０１年）,之所以仍用庆元年号,并记年作“七”,据析是改...     

说庆元七年铁钱

南宋宁宗庆元年间铜铁钱并铸,铜钱中小平、折二背俱从元至六,折三钱背四至六,但庆元年间江淮小平和折二铁钱中,蕲州蕲春监、舒州同安监、汉阳军汉阳监均铸有“七”字记年钱。《宋史·宁宗本纪》:庆元六年十二月癸卯,诏改明年为嘉泰元年。可知庆元无七年,那么,怎会有七年铸的庆元钱呢?当时朝廷对钱监的岁铸额均有限定,或是庆元六年十二月癸卯前。诸监已陆续完成了当年定额,钱监又不曾停工,于是提前跨入了“庆元七年”,     

元代粤西驿道驿站考略

本文在对唐、宋时期的驿道、驿站进行概述和考辨的基础上，重点就元代广东西部的驿道、驿站加以详细考证，勾略了元代塔刺海哈开辟，并为元代各任官员所修补的粤西驿道、驿站的线路、设置、规模和里程，分析了元代粤西新驿道开辟的历史背景，认为元代开辟新驿道的直接动因是支持当时对战城、交趾的战争，加强广州与高雷地区的海外贸易商品运输。粤西新驿道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大大缩短了西出广东的驿程，而且较之旧驿道更加安全，促使高雷地区进入大开发时期。元代粤西驿道驿站的建设强有力地巩固了对祖国南陲的统治，对后世亦影响深远     

辽宁省博物馆藏元代纪年铜权考析

辽宁省博物馆藏有40枚元代纪年铭文铜权,铭文中有关纪年、发行机构、铸造地点以及称量数、权重等信息,为研究元代的行政区划、机构职责、贸易往来以及度量衡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元代辽宁地区不仅与北京、河北、山西等较近地区进行贸易,也同较远的湖南、四川等地有贸易往来。大都路铜权铸刻的八思巴文、回鹘蒙文、波斯文等铭文则表明了元朝贸易的国际性。权上铸刻明确的称量数、权重,表明元代已经能够制造定量权。     

甲午前夕朝鲜海上对外贸易初探(1884-1893)

甲午前夕朝鲜对外贸易发生重大转型,进出口商品结构次第翻新,海上对日贸易取代陆上边境对华贸易成为其对外贸易的新主流。受不同贸易主导因素的影响,仁川、釜山、元山三口岸的具体贸易情形同中有异,支配朝鲜贸易活动的中日两国商人也各有优劣势。虽然有诸多不利因素制约着贸易的扩大,但对外贸易仍使朝鲜体验到外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朝日贸易的互补性急剧增强是促使日本决心发动甲午战争进而吞并朝鲜的重要原因。     

明朝时日本使节在宁波上演“争贡”事件

正浙江宁波是明代时被朝廷指定的中日进行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1523年(嘉靖二年)日本大内、细川两家使团向明政府"争贡"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其直接后果,则导致明朝政府再次宣布海禁,中日朝贡贸易走到了历史尽头。一、明朝时中日之间奇特的"勘合贸易"1368年,中国建立大明王朝后,出于海防需要,在对外贸易上,一改宋元时期积     

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顺治九年(1652),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1644年赴日,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出海,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英国起草的“中日北京专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

英国起草的“中日北京专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王庆成１９８４年春,我在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一件英国驻华使馆起草的“中日台湾条约”草稿。这是过去未知未见的。１８７４年５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漂民在台湾被“土番”杀害,出兵侵入台湾,烧杀焚掠,企图霸占台湾的...     

《庆元条法事类》研究

《庆元条法事类》是南宋时期由谢深甫等编纂的一部法律书。该书以事分门,门下分类,每类汇集有关敕、令、格、式、随敕申明和旁照法。便于检阅是其优点,过于庞杂是其缺陷。今存《庆元条法事类》是一残书,但由于所收条法均是在两宋实行过的法律,且是集庆元二年以前所有编敕大成的律书,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入关前的对日认识

清在入关前后,虽曾尝试以朝鲜为中介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系,但遭后者拒绝后,并未重演元代武力征伐之故事。此后直至近代,清只同日本保持在长崎一地的民间贸易关系,后者则始终游离于前者建立的东亚宗藩体系之外。清在入关前主要借助朝鲜提供的各种日本情报而形成的对日认识,及在此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以实用主义对待日本的态度,可以说是导致上述历史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