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昌馆课》看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交往

西域与明朝间的朝贡贸易是由明政府垄断的,这是汉唐丝绸之路发展到明代的新形式。哈密、吐鲁番等同明朝朝贡贸易最为密切,规模很大,在朝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明朝在西北边疆的经营乃至对西北边疆的备边政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它经历了我国海外贸易由盛转衰的主要过程.福建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在明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按照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分三个时期对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作一初步的论述.一、朝贡贸易时期明太祖立国初,为了防止海内外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危及其新建立的明王朝;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招来海外诸国入明朝贡,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海外贸易政策.即对内实行严厉的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对外实行“朝贡贸易”,准许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随带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明初沿袭了宋元时刻的做法,在朝贡船舶经常出入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置     

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明蒙朝贡贸易自永乐时期正式形成伊始,就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剌的大规模使团及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瓦剌势力的不断增强,双方朝贡贸易的矛盾不断加深,明蒙间大规模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终致"土木之变"。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明代勘合制度实质初探

勘合制度是明政府从政治目的出发,为维护天朝的尊严和解决东南沿海倭患而对日推行的一种朝贡体制。目前,仍有人认为"勘合制度"就是"勘合贸易",事实上,这种看法是缺乏史实根据的。明代勘合制度的实质是明政府维护其天朝大国虚荣心态的手段和推行海禁政策的工具。     

《筹海图编》与明代海防

明代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加以朝贡贸易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飚兴,促使中国人海洋疆域意识强化。当时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著述,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志为中国东南海疆版图之内,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这表明明代海洋疆域的观念与岛屿的历史主权已经紧密相联。     

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的发展特点,尤其忽视了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本文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本文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     

15-16世纪宁波文人与日本遣明使之间的书画交流

入明以后.宁波成为中日勘合朝贡使船的唯一登陆口岸.因于地利之便,宁波文人群体与日本遣明使团往来密切,双方之间诗文书画的酬和答对,构成了明代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一道景观.本文试图以日藏15-16世纪有关代表性书画作品为焦点,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充分解读文物本身包含的历史信息,以此探察明代宁波文人群体与旅华日本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实像.     

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评价

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史上,明代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时期,海外贸易在唐末、五代以后,经宋、元的发展,到明代出现了崭新的风貌。明代以前的东南亚古国,迭常向中国朝贡,绝大多数的王国被视为中国的藩属,而朝贡制度则沿用到明代才趋于完备。明代前期,朝贡贸易作为中国与海外诸国贸易的唯一途径,在实施运作中,在“厚往薄来”的原则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甚至远及西亚和东非）的海上交通、经贸往来,超越以往而达致高潮,南海诸蕃国（当时东南亚各王国）来明入贡的也达数十国之多,与之相伴,明代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外交也大放异彩。 关于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研究,以往学者有过不少的论述,但多在双方友好往来方面着墨用力,平情而论,题材不免有些单一,而且以其反映历史事实的全貌,又不免有失偏颇之处。从实质而言,明朝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友好交往之外,还涵盖其它方面的内容,而且同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应是此项研究的范畴,是一项有待开发的课题。邱炫煜先生著《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一书,可谓在这方面作了某些尝试性的研究,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力作,不仅史料翔实引证得体,而且立论新颖多有创获,这充分反映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硕果。     

清代人参采集范围变迁研究

<正>随着明代温补之风的兴起,人参^①成为明代医家临床常用的药物,人参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明朝所需人参主要通过朝贡和马市贸易获得,辽东边墙外的女真人通过人参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可以说人参贸易为满洲迅速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清朝定鼎中原后,独创了一套专营制度来垄断人参资源。为保持和扩大人参收益,清朝采集人参的范围不断扩大,直到咸丰十年(1860),     

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一书认为 ,就海外贸易政策总体发展趋势而言 ,明代是开放的 ,清代是封闭的。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从官方出海贸易政策、海外国家朝贡贸易政策、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五个方面分析 ,明朝与清朝前期没有本质的差异。清朝前期的许多海外贸易政策不仅直接继承于明朝 ,而且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更加务实 ,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明朝与日本“朝贡堪合贸易”及引发的“倭患”（下）

正明朝人沈德符在其著述中提道:"(日本)大抵来贡不过利中国贸易……故或逾期不至,中国亦不诘责之,正合来不拒去不招之义。"这透露两个信息:一是明代士大夫们也知道,日本对明朝的"朝贡",其本质是为了赚取贸易利润;二是明朝政府尤其是中期以后的政府"来不拒去不招",对于同日本官方的交流、朝贡堪合贸易并不太积极。这也是两国"貌合神离"的官方合作必定散伙的因素之一。     

明代前期朝贡贸易体系下的制钱外流

明代前期钱法是宝钞与制钱并行,制钱虽是贱金属货币,但在朝贡贸易体系下,"世界货币"的属性导致其大量外流,而明代制钱的东流又对流入国的货币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初,屡次发布诏令,严禁沿海军民出海贸易。海外贸易完全由明政府控制,洪武十六年,始给朝贡诸国“勘合号簿”,永乐二年,又发置缴外土官“信符金牌”等,这两种凭证都是作为贸易时的依据。这种把商业关系纳入朝贡形式之中的朝贡贸易,无疑对宋元以来私人繁荣的海外贸易是一次严重的破坏与逆转,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种新形式。     

泉州与宋代朝贡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阐释了泉州与宋代朝贡关系之史实,得出结论:一方面总的来说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并不显赫,与其在民间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另一方面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前期,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还是不断提高的。     

瓦剌与明代大同贡市

从瓦刺的兴起到衰落,明瓦以朝贡为核心建立的边疆关系动荡不羁,围绕贡道建立的贡市贸易成为影响明蒙关系的核心要素.大同作为瓦刺贡道的重要地点,其贡市贸易经历了均势博弈下的约贡路市、瓦刺崛起下的通贡马市、明廷全面内守下的绝贡闭市和外羁内守下的封贡互市四个时期.大同贡市实践表明,朝贡关系中明廷政治利益和蒙古经济利益的非均势博弈...     

泉州与宋代朝贡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阐释了泉州与宋代朝贡关系之史实,得出结论：一方面总的来说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并不显赫,与其在民间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另一方面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前期,泉州在宋代朝贡中的地位还是不断提高的。     

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

明代前期厉行海禁政策时,中国瓷器的海洋输出主要是在朝贡贸易体系下,以琉球人船只为中介的中国、琉球及东南亚多边贸易关系格局中进行。国外沉船及遗址出土资料显示,瓷器输出品种以龙泉青瓷为主,景德镇、福建及广东等地的民窑产品也通过走私途径参与。但总体来说,中国瓷器在当时的东南亚市场仍然匮乏。     

明朝时日本使节在宁波上演“争贡”事件

正浙江宁波是明代时被朝廷指定的中日进行勘合贸易的唯一港口,1523年(嘉靖二年)日本大内、细川两家使团向明政府"争贡"的事件,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其直接后果,则导致明朝政府再次宣布海禁,中日朝贡贸易走到了历史尽头。一、明朝时中日之间奇特的"勘合贸易"1368年,中国建立大明王朝后,出于海防需要,在对外贸易上,一改宋元时期积     

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

明朝与西域诸国的贸易是明代国防和对外关系的重大策略之一。设置在河西走廊的甘肃镇是全面执行明朝对西域贸易政策的唯一机构,具有维护丝绸之路贸易线畅通和贡使人身安全的职责以及管理进出嘉峪关贡使的海关功能,确保了西域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明朝通过与西域的贸易稳定了西北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