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与西方传教士画家

清军入关后,原在明朝宫廷服务的西方传教士,只要留在北京的差不多都为清王朝所容纳。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以汤若望为首的耶稣会士恩宠倍至。尤其是顺治帝与汤若望的关系十分密切,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赐太常少卿衔,并赐他“通玄教师”,赐其教堂匾额,“通玄佳境”,又授其为通政使,诰封为光禄大夫,恩赏三代封典。他还尊称汤若望“玛法”。康熙帝基本上继承了乃父顺治帝允许传教的政策,注意发挥传教士的特长,同时向他们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其子雍正、其孙乾隆对于有学问的传教士,则是尽量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允许他们留在北京,以…     

杨光先与清初"历案"的再评价

康熙初年,杨光先和传教士汤若望间发生的历法之争,杨光先被视做守旧士大夫的典型,几成史界共识,这种评价有失公允。其实,清初“历案”是明末清初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化与西方基督教化冲突的继续。杨氏这一做法的本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愚顽守旧和盲目排外,而应看做是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方早期殖民活动中的宗教、化侵略的抵制与反抗。     

汤若望:进入明清宫廷的传教士

汤若望是继利马窦之后,从澳门来到中国内地,受到明清两朝三代皇帝重用的西方传教士。他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对澳门的存在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通玄教师”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早年加入耶酥会任传教士。后来在葡萄牙的支持下,在中国各地传教。汤若望1622年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来到北京,先跟随利马窦等学习汉语,接着前往西安传教,崇祯三年即1630年被召回北京,以其精通天文,受到明朝君臣的欢迎和赏识,作为利马窦的助手,参与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编写了一些天文和历法著作。为阻止清兵入关,明政府命汤若望监…     

近代九江基督教的发展及其对教育医疗事业的影响

基督教,是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及一些较小派别在内的统称．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在中国的传播有的说应从唐朝的景教算起,但就其对中国的影响而言则主要从明朝开始。当时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德国人汤若望等人把天主教连同天、地理、数学、物理等一起带进了中国,与明朝天启皇帝结为好友,被接入皇宫,封官加爵。但在清初因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干涉中国内政,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中国的政令习俗“尊孔祭祖”,致使康熙帝1720年殊批禁教．历雍、乾、嘉、道四朝,至道光中叶才稍弛。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基督教迅速地扩展至中国的内地。     

明清中国负面西方印象的初步生成——以汉语语境中的三个佛郎机国为中心

被中国人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是新航路开辟后与明清中国相继交往、互动不断的三个标志性西方大国。但与历史上以大秦为代表的较为正面的西方印象相比,明清之际的三个佛郎机国却给中国人留下相当深刻的负面印象。这主要表现为体貌怪异的白番印象、凶狡桀骜的强番印象、横行海上的好战印象、掠食小儿的食人番印象和四处扩张的侵略者印象。随着明清中国对天主教负面认知的日益固化,以及佛郎机与传教士、天主教间密切关系的更多披露,负面佛郎机印象又在大西洋观念作用下幻化过渡为整个西方的负面印象。而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对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的强力挑战,以及天主教对儒家教化伦理的巨大冲击,共同构成了明清中国之负面西方的认知依据。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论——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中文档案为中心展开

福安是明清时期中国天主教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教案频发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发的福安教案在中国传教史上极具影响力。它不仅是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还促成了嘉道时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订立了对西洋人治罪的律令专条。这对中国天主教的正常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往对此事件研究者虽多，但由於资料、档案屡屡披露发现，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颇。本文竭力综合各类中西原始档案，深挖全案的过程、原因及影响，以图超迈。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较量──杨光先与汤若望之争

汤若望是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著名传教士,对中国历法的改进做出过突出贡献,因此受到明清两代朝廷重用,并得到当时思想比较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赞扬和尊敬。然而,其晚年受杨光先控告,曾一度身被缧绁,几乎丢掉性命,成为轰动朝野的大案。《清史稿》载：“康熙五年（1666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阁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历代;日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六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妄奏春气…     

东西方艺术精神交融下的郎世宁绘画——析郎世宁的《十骏图》和《百骏图》卷

郎世宁(1688——1766年)意大利米兰人,天主教耶稣会修士,1715年来到中国,以画供奉朝廷,历经清朝盛期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绘画生涯中创作了众多的人物、动物和花鸟等图卷,真实地描绘出当时宫廷生活的各方面。他在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以西方古典油画技法入图,     

大清国严苛的移民政策

近来网络盛传,广州恒大足球队的巴西人穆里奇表示自己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有文章分析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相关规定,以及具体情形,穆里奇加入中国国籍的可能性并不大。在我国清朝历史上,许多外国人也涉及在中国当官、入籍的事。清代早期,如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白晋、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郎世宁等都担任了清政府的官职,穿清朝官服,行中国礼仪,甚至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生活。     

论明末反天主教运动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不久天主教耶稣会士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从此天主教以之为基点,不断谋求向中国内地的发展。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过多方努力,进入广东肇庆,获准在东关天宁寺居住,并开始正式传教。但这并非基督教第一次渗入中国,此前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重要的汇聚,     

试论有关康熙教案的三个重要文献

康熙三、四年间,在中国的北京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震惊西方世界的大案,这就是由杨光先发起、四大辅臣操纵审理、旨在排挤和驱逐以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的案件。对此,前人已做过不少研究工作,但有一个重要缺陷,即对此案前后所形成的几种主要文献,未予以应有的开发利用...     

清朝宫廷铜版画《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

铜版画是产生于欧洲的版画品种,因其使用金属铜版作为印制作品的底版,故名。它出现于公元十五世纪,作品多风格细腻,制作讲究精工,是比较名贵的画种。二百多年前,在中国清朝的宫廷中也曾出现过铜版画。它在中国的流传,与公元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是分不开的。这些欧洲的传教十将西方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其中也包括铜版画。     

清前期海疆治策之检讨

海疆治理政策是清朝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别于前朝边疆治理的主要特色之一.在几代统治者的悉心经营之下,清朝前期海疆的治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海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疆域的稳固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环境的变化,清廷在海疆决策层面也出现了诸多失误,落伍于世界大势,从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客观而言,这其实已不仅仅是清王朝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两种文明和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长期博弈的结果.这其中既有清朝自身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局限.     

清代广州制造的西式钟表及其历史背景探析

引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洋钟表可谓一种地道的舶来品。西洋钟表传入中国是伴随着天主教而来,作为礼品和商品进入中国。钟表自传入中国始就成为东西方之间相互交往了解的媒介,钟表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的速度是其他任何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随着西洋钟表在中国的传入并不     

明末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受阻的原因

明末,天主教开始了它的大规模渗入中国的尝试。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西方科学技术,作为进入中国大门的敲门砖。虽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拥护和支持,但对天主教存在猜忌和疑虑的大有人在,导致了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受阻。其原因在于华夷冲突;文化冲突;教权与皇权的冲突。     

清史研究在英国

正英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始于清朝。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最早中文文献中有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1545-1613)的手迹,其时间为1604年。a不过,尽管中英贸易不断发展,但"英国汉学"却进展缓慢。虽然汉语教育起步较迟,发展缓慢,但英国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中国与西方交往的领路人。英国在华的实质存在意味着清史研究以及英国汉学的进展与英帝国的经历以及通商口岸和租借地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区域研究的兴起以及清朝逐步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英国也开始为清史研究做出卓越贡献。除了主流     

论遵义教案对黔北地区思想文化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越来越多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但列强却以此作为侵华的工具,加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侵略破坏。黔北地区主要受法国天主教势力影响,凸显了中西方的政治差异、矛盾及遵义地区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民族性,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具有吸收外来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内涵。     

清顺治十二年前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

清朝初期,顺治帝开始调整对日政策,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力图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系之内。在对日海外贸易方面,这一时期并未厉行海禁,而是允许拥有政府执照的商船前往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贩买铜斤或者一些政府急需的物品。这一时期的对日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清朝以后的海外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澜沧江畔的故事

自唐朝以来,藏传佛教一直是藏族人的主要信仰。清初,西方天主教开始传入西藏阿里地区,尤其得到了古格王朝的支持。自那以后,梵蒂冈派人前往西藏境内传教,但终因天主教-神教主张与佛教“生死轮回”等学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加之其他诸多因素,导致西方传教士在阿里、日喀则、拉萨等地的传教活动均以失败告终。清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将传教活动转向西藏边缘地带, 即澜沧江中游滇藏交界的西藏芒康县盐井乡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茨中、茨古、巴东乡以及怒江贡山县以及四川藏区等地。经过多年的努力,芒康及澜沧江中游等地部分藏族人终于放弃了传统的佛教信仰,改信天主教,成为我国藏族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惟一一处信仰天主教的藏族社区。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利玛窦拉开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序幕,他与之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由此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诸如语言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美术等传入中国,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也流入欧洲。这一段中西文化在平等地位上交流的历史,倘从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将因其辉煌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寻回文化的自信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