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与康有为关系论辨

戊戌春夏间,张荫桓最得光绪皇帝信任,不但与康有为往来甚密,而且向光绪密荐了康有为。康、梁与张荫桓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矢口否认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致使史籍中关于张荫桓和康有为关系的记载出现了很大的歧义。张荫桓以朝廷大员的身份鼓动光绪变法、安排康有为私见皇帝,并因此而获罪,不应被视为"康党"。     

国内外要闻（1906年1月）

1日清政府命商部编篡全国铁路矿产表。2日日人侵占奉天千山台煤矿。3日广东成立“抵拒美华工禁约会”。5日清政府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抵达美国。7日清政府议约大臣张荫桓电请特简贵胄,带兵2万,总制全藏,收掌治权。8日清廷赐山西大学西斋毕业生25人为举人。9日清廷批准中日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     

晚清爵士张荫桓的“独门功夫”

新年前,我到广州出差,顺便去了趟佛山。近代佛山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民间英雄黄飞鸿,一个是朝廷要员张荫桓。在晚清历史上,张荫桓的作用要比那个因为港片而家喻户晓的黄师傅更大也更神奇。     

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存札册《倭韩新事》《倭韩近事》考略

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两册晚清重臣翁同龢存札册《倭韩新事》《倭韩近事》,收录张荫桓、李鸿藻、孙毓汶、孙家鼐、张謇等同僚、门生写给翁氏的书信近百通,这批书札均写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五月至九月间,当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书信生动反映出当时清廷内政外交动态,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珍贵史料。虽然上世纪20年代已有学人将大部分内容抄录,并加以刊行,但是将原件与抄本重新比勘研究,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国内外要闻

2日圣路易斯:托马斯·S·鲍德温上尉的无人驾驶飞艇消失在云中。3日清廷派西宁办事大臣延祉赴库伦,迎护达赖,前往西宁。4日清廷命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与英国商议西藏事宜。清廷以刘玉麟为南非洲英国属地总领事,管辖应募出洋华工。6日山西永济人民抗捐,聚众数千,滋闹县署,抗拒官兵。8日罗斯福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9日清廷以裕德为大学士,世续协办大学士。清廷以开平矿案在英兴诉,准张翼前往对质。设法收回。11日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与葡萄牙大使白朗谷在上海续订中葡商约。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葡萄牙大使签订广澳铁路合同。12日德国和…     

清末帝、后党争之起因、措施与结局新论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清廷形成了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和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帝党。帝党是对外敌入侵和清廷内忧外患有比较清醒认识的政治势力;他们极力支持光绪帝掌握政权,但实际上权力掌握是不平衡的,帝党势力是与后党无法对决的。为了摆脱后党控制而进行的变法活动,就成为了帝党和后党的新一轮的争斗。而帝党与改良派的结合,也让其在与后党的争斗中一度出现了转机。但后党的阻挠措施让光绪帝在清统治集团中陷入孤立地位。新旧势力的斗争达到极为尖锐的程度。清末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始终把持朝政,掌握着清王朝的大权。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他们甘心逢迎外国侵略者,不惜卖国求荣。这在戊戌变法中体现的也极为强烈。帝党的变法措施,势必触犯后党的利益;而变法失败也就成为了必然结局。而后党的强势及至发动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禁帝党领袖于瀛台;最后,党争结局也以两党领袖先后死去结束;这也体现了清廷争斗的残酷性。     

国内外要闻

1日清廷命铁良、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又命徐世昌充政务处大臣。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12年后行立宪政体。2日庚子赔款交付办法画押。2日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于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3日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国福中公司签订河南铁路5厘借款合同,收买道清铁路,总额70万镑。     

清末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始末——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及舆图资料为例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李鸿章(1823—1901年)奉派担任特使,与日本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随后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清廷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两港口租予俄国,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扩张,即向清廷提出要求租借威海卫。依据档案史料记载,英国租借威海卫是经过分析与策划并与列强交涉协商后,即与清廷进行威海卫租借交涉,并逼迫清廷签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划入其势力范围。本文拟以《租威海卫专条》原件以及相关舆图、“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英租威海卫案》等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史实作简单的探讨。     

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

宣统二年(1910)八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京期间联合鄂督瑞澂密具由郑孝胥捉刀的干路借款折,遭清廷基本否定后,又听从郑孝胥建议将此计划群发疆臣,希望通过群议路政,倒逼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最终达于两者皆进的目的。干路借款计划促成疆臣群力的凝聚和联合,言说重点经历了从借款修路利弊到会、阁期限问题的转向,这正好构成政界对郑孝胥“民先行开放”而后“可言对外开放”政治理念的回应。锡良领衔疆臣要求会、阁速立的两次会奏,是锦瑷铁路借款遭挫、东三省危急情势以及东三省总督在疆臣中“领袖”地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包括锡良在内的疆臣群体要求会、阁速立暗含对抗中央集权之意,但借此扭转“上下、内外互相乖睽”政象的目的也不能全然漠视,最终结局则使其成为近代以来改良主义政治试错的典型一例。     

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刘坤一与戊戌己亥政局

身为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戊戌己亥政局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戊戌政变发生后,刘坤一凭借自己在戊戌变法中的"清白"表现,对清廷的株连、复旧乃至废立,大加谏阻,对于维持政变后的朝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坤一也因此赢得了时人的赞誉。但他意在维持大局的直谏,并没有得到清廷的谅解,随后清廷对刘坤一用人问题的警告及派刚毅南下,都显示出了对刘的不信任。最终,刘坤一被清廷视为废立路上的绊脚石,以"虚美名目"的觐见解除其兵权。而刘坤一参与东南互保的事实,亦显示出戊戌己亥年间其对清廷的不满。东南互保中,刘坤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集体行动,似又折射出政变之后一意趋旧之清廷与洋务督抚间的微妙关系。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日本政府对清末新政前期的观察与反应

甲午战后,日本外交致力于化解清廷的对日恶感、拆解中俄联盟,构筑日英同盟下"拉华制俄"的东北亚格局以对外扩张。在清廷启动新政之初,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清廷的相关动向,欢迎并期待新政切实推行。新政实施后,日本通过提供规章资料、派遣顾问、接收留学生、出口武器等手段积极配合清政府推行改革,并加紧对北洋的军事合作与扩张,以实现拆解"中俄联盟"的战略与"拉华制俄"的策略目标。然而,日本也观察到清廷权力中枢不愿真正推行改革,故而认定清廷终难逃脱"亡国"命运。这种认知助推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     

锡良督东时期东北铁路规划始末

宣统元年(1909)四月一日,锡良接篆东三省总督。与首任东督徐世昌借款筑路的思路不同,锡良督东之初力主自修铁路,但遭到中央部臣议驳。之后锡良着力筹谋息借美款修筑锦州至瑷珲的铁路计划,欲图借此一方面与日本、俄国控制的铁路争利,一方面将欧美势力引入东北,实现均势外交下列强间的相互牵制,从而巩固东北边疆主权和边防安全。然而,锦瑷铁路借款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内外两方面的阻滞:就外力而言,日本、俄国为避免与美国、英国形成直接对抗以及出于保全自身利益的考量,未直接反对锦瑷路事,而是联起手来对清廷极尽恫吓讹诈之能事,声言此路必须经其同意方能实施且要求提供资金、工师;同时加紧对东三省的侵略步伐,俄国提出修建张家口经库伦至恰克图的铁路以替换锦瑷铁路。就清政府内部而论,邮传部、外务部、度支部之间以及三部和东北地方政府之间,由于角色地位的不同,对锦瑷路事的认知存在诸多差异,集中体现为东三省督抚极力主张借款筑路而各部态度则飘忽不定。锦瑷铁路借款计划最终失败,东北铁路建设面临着中外博弈和央地歧异的双重困境。     

清前中期直隶沿边蒙旗渔禁述论

清前期,达里诺尔水域渔产曾被清廷开发,以赈济被灾的直隶以北锡林郭勒、昭乌达等部蒙旗。赈灾重建后,蒙旗回归游牧,放弃渔捕,造成蒙旗水域的渔捕真空,吸引口内民人聚集渔捕。对此,蒙旗扎萨克最初有条件地默许,后因情势变化转而反对,并引起清廷的介入。雍正朝最初采取教化、驱逐的处理方式,后采纳直隶总督的提议颁行禁令,辅以执行方案。在蒙旗与民人渔捕的长期纠纷中,清廷与直隶地方持续修正渔禁,终在乾隆朝确立了跨地域、体系化的渔禁方案,以规范直隶北部及沿边蒙旗地方秩序。     

张荫桓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探折

在晚清政局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其在戊戌变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向未予以重视。事实上张荫桓与戊戌变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只有全面探索他对变法的态度及实际介入情况,才能看出他到底是否维新派或"康党"。近年来,情况已有改变,且有对其作充分肯定者。本文拟就相关资料进行梳理,以求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洪承畴的家世及其经略西南故事

明末，深受崇祯信任和倚重的洪承畴松锦战役失败被捕后投靠了清廷。洪承畴在皇太极最喜爱的庄妃子博尔济吉特氏的温言劝诱下投靠了清廷的历史故事闻名于世，但是洪承畴的家世以及他投靠清廷后帮助清廷献计献策经略西南的故事却很少为人了解。     

邓承修与中法桂越段边界交涉——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桂越段边界条约档案为中心

清中期以前,越南被视为藩属,清廷未曾与其划分明确界线。中法战争后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越南与清朝藩属关系断绝,划界之议遂启。光绪十一年,清廷派邓承修与法国官员进行划界事宜谈判,经过冗长的交涉辩论,最终双方签订界约、绘制界线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邓承修与法国勘界官员所订条约、界图和相关档案,是还原这段桂越段边界交涉情形的重要资料。     

沈葆祯与台湾（下）

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清廷以一定程度的妥协,与日本政府签订《北京专条》,而换取日军从琅（王乔）撤军。清廷思路是因“东南海防太空,不得不将就息事”;目的在于“以后当再筹实力自强之法,以杜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