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白寿彝先生

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我们敬仰的老一辈学者和导师白寿彝先生 ,在 2 0 0 0年 3月2 1日与世长辞 ,终年 91岁。我们痛悼先生逝世 ,谨以此文寄托哀思 ,表达我们继承先生精神风范和学术遗产 ,把历史教育和史学工作做得更好的信念。一白寿彝教授字肇伦 ,又名哲玛鲁丁 ,回族 ,1 90 9年 2月 1 9日出生于河南开封。1 92 5年白寿彝教授考入上海文治大学。次年返回河南开封 ,就读于中州大学 (今河南大学 )。 1 92 7年 ,重返上海文治大学。 1 92 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攻中国哲学史。 1 932年研究生毕业后 ,先后创办过《伊斯兰…     

父亲梅龚彬的革命生涯

我们的父亲梅龚彬原名电龙 ,湖北省黄梅县人 ,1 90 1年 8月1 2日 (农历辛丑年六月二十八日 )出生于县城东门梅家新屋。梅龚彬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 ,为了谋求出路 ,从小就外出求学。 1 91 7年至 1 92 0年 ,他就读于武昌启黄中学。 1 92 1年春中学毕业 ,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这是一所日本人办的高等学校。1 92 6年春 ,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院。梅龚彬在中学时期就接受“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 ,参加学生宣传队到街头演讲。 1 92 4年秋 ,由贺昌和施存统 (即施复亮 )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 92 5年春 ,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介绍人是恽代英…     

回忆父亲渠川祜

<正>从近三百年晋商由壮大到消逝的历史长河中看,我父亲是由传统晋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第一代,因此他是一个极具晋商文化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这在晋商后人的发展模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父亲渠川祜,字寿田,又作受天,清宣统三年（1911年）出生于山西祁县渠家大院,祖父渠仁甫为他取乳名“如心”,由此可以看出祖父对他的疼爱。父亲5岁时祖母去世,祖父又当爹又当妈把他拉扯大。从7岁开始,祖父从《三字经》手把手教他念书识字,逐步到“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昭明文选》等,同时教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以及珠算。     

纪念父亲百年兼《耻躬堂残稿》读后感

我的父亲高昌隆,字自约,是贵阳大坝子高家自江西吉安迁入贵阳后的第15世孙、“广州公”高廷瑶之玄孙,1906年旧历7月出生于贵阳。早年,赴上海、南洋等地求学。曾就读上海国民大学,后赴法国留学,因故途中折返。之后,奔波于沪、宁、穗、渝,曾在民国政府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参与编撰《贵州史》工作,直至1959年8月因脑溢血溘然长逝。那年,我才14岁,对父亲,只留下淡淡的回忆。随着年岁的递增、阅历的丰富,尤其是近年阅读整理父亲诗作,才逐渐走近父亲,认识父亲。     

教师父亲助15岁少年轻松高考

十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刚入高中学习,然而本文主人公却已在重点大学就读了。小小少年在象牙之塔中生活、学习都应付自如,这一切都离不开教师父亲对他的培养与引导。在别人看来有些另类和怪异的家教理念与方法,父亲是如何看待和实施的呢?     

父亲陶菊隐写北洋军阀

我的父亲陶菊隐先生,湖南长沙人,出生在戊戌变法的1898年。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新闻记者和著作家。伴随他成长的岁月,是中华民族最多灾多难的一段近代史。他在当私塾教师的父亲影响下,自幼即流露出异于常人的写作天赋,11岁始向上海报纸投稿,发表过多篇短篇小说,14岁就参加报界任编辑。本该上学的年纪,就因为在学校写了一篇虚构的游戏作文“饭桶先生”,被他的国文先生对号入座,认为大逆不道,陶菊隐被学校劝退,从此被湖南教学界认为是麻烦学生而到处求学无门。在不得已的情势下,为了谋生,也是天赐良机,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陶菊隐进入湖南的报界,从此开始30年的记者生涯。     

父亲与梅兰芳的交往

《致梅兰芳君》:一篇"油腔滑调"的文章父亲马彦祥自幼酷爱京剧,梅兰芳18岁(1912年)和20岁(1914年)时两次到上海演出,父亲都随爷爷奶奶观看了他的     

抗日洪流中的父亲 张于道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许多爱国热血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我们的父亲就是这其中的一员。父亲张于道,字南明,1911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新场镇(现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的大户人家,家境富裕,而父亲又是大家族中的长房长孙,父亲名下的"长孙田"就有近千亩,父亲是含着金块出生的。     

父亲李济深追随孙中山的岁月

父亲李济深的青年时代，清朝政府昏庸腐败，帝国主义不断入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年轻的父亲萌发了反清爱国思想，投笔从戎进入保定军校学习。从辛亥革命开始，他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学生、部下和最忠实的战友，直接参加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名得力干将。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完成孙先生的遗愿，父亲始终不渝、奋斗终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杰出继承者。     

孙穗芳：追忆祖父孙中山和父亲孙科

孙穗芳，1936年生于上海，父亲孙科，母亲严蔼娟。1948年毕业于上海世界小学，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八女中。1956年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学习，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校董、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名誉会长、燕山大学名誉教授、斯里兰卡锡兰国际大学荣誉博士。为了宣传孙中山思想，她在世界各地演讲达1100多场，捐献孙中山铜像一百余座。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等书。     

怀念父亲张海澄

父亲张海澄于1888年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书香世家。祖父因科举未中,郁郁早亡,伯父只得去当店员,菲薄的收入难以维持7口之家的温饱生活。祖母不得已,有时只好叫年幼的父亲拿着米袋去向亲友赊借。父亲9岁才免费进入祖父一位朋友的私塾读书,条件是为老师泡水、扫地。第二年,父亲的一位舅公在上海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教书,出于关怀,带父亲到上海读小学,借住在一个庙里,晚上没有灯,只能用鸡蛋壳放点豆油用灯草点燃照明。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每日清早洗脸时,两个鼻孔都是黑的。贫苦的童年激发和培育了父亲立志读书、上进的决心。他刻苦勤学,…     

我的父亲毛君为先生

我的父亲毛君为先生,名祥林,字传祯,号君为,笔名大多山人。生于1908年8月24日,1996年7月14日逝世,享年88岁。父亲在武汉书画界素有十老之称,其绘画作品不仅在省、市内有一定名望,而且享誉海内外,其中有好几幅由政府赠送到日本大分市,受到一致好评。     

忆父亲冯乃超

我同父母亲相处的日子并不多,父亲又是一个寡言的人,很少讲有关自己的事。我两岁半就离开了父母亲,到广东老家由祖母照料生活,抗战期间在上海与叔叔乃勤一家相依为命。直到1946年父亲到上海,我们才有较多的接触。建国初期,我们虽都在北京,但每次相互见面都是来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上这对夫妻是我的父亲母亲。1956年,订婚达8年之久的父亲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逝世19年后的2004年,76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将珍藏了近50年的结婚照郑重地交给我大哥保存。大哥请人将照片翻拍,让我们五姊妹每人拥有一张。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上这对夫妻是我的父亲母亲。1956年,订婚达8年之久的父亲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逝世19年后的2004年,76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将珍藏了近50年的结婚照郑重地交给我大哥保存。大哥请人将照片翻拍,让我们五姊妹每人拥有一张。     

父亲唐振常与黎澍先生

<正>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1912—1988）是我父亲唐振常先生（1922—2002）最尊重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于1943年底认识,至1988年底黎澍逝世,交往达45年。记者与主笔编辑1943年11月间,黎澍到重庆,准备担任《华西晚报》主笔,兼为《华西日报》编文艺副刊。12月底,黎澍到成都正式上任。父亲为这两家报纸的副刊写稿而和黎澍多所往还,又因一些他们共同的朋友的关系,更趋熟悉。父亲常去他们的住处五世同堂街谈天,也常一起坐茶馆,吃小吃。     

父亲的死

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渡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陈庆华传略

陈庆华先生,历史学家,涉江鄞县人,汉族,1921年4月26日生于上海,1984年7月12日在北京去世。从先生的祖父一代起,陈家就迁居上海。父亲陈廉锷曾作布店学徒、洋行职员。1930年至1937年在青岛万国体育会任职员、华总干事。母亲范汶,是个受过中等师范教育的家庭妇女。先生是长子,下有3个弟弟,4个妹妹。先生儿时受母系亲族的影响最大。从1岁起即受外祖母抚养。稍长,又从她识字读书,直到9岁。外祖母的父亲张美翊是清朝优廪生,曾作为中国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薛福成的随员,于1890年至1893年到过欧洲。外祖母的弟弟,即先生的舅公张絅伯,是明华银行上海总行经理兼青岛分行经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絅伯历     

记父亲贺果与李维汉同志的交往

（一）1993年,我叔叔贺绿汀满八十周岁,从事音乐创作六十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准备好好庆祝一番,邀请父亲贺果到上海参加纪念活动。10月中旬,我父亲正动身到上海,忽然得到李维汉同志病重的消息,父亲十分着急,立刻改变了行程,由我陪护,直飞北京。10月16日下午,在北京医院一间病房内,两位八十七岁的老人终于又一次见面了。李老早就坐在进门右手的沙发上,身上穿着厚厚的冬衣,脖子上围着围巾,头戴睡帽,鼻孔前吸着氧气管,脸色十分苍白,让人看了心就直往下沉。李老似乎早就等着见面了,我们刚进门,他双眼立刻放射出激动的光芒,脸…     

听康有为先生谈书法

1926年夏,我赴北京求学。未动身前,父亲和母舅一再嘱咐,要我途经上海时,一定去看他们的老友上海的龙积之和杭州的汪千仞。因为他们二人与我母舅是同科举人,汪千仞先生又和我母舅、父亲一同在广雅书院求学,交谊甚密。但自民国以后,他们始终没有再会面。所以借我此行,代表怀念之意。因此,我到上海之后,首先去拜访了龙积之先生,接着又到杭州拜访汪千仞先生。出乎意料的是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