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战国木椁墓文化因素剖析

新都战国木椁墓(以下简称新墓)是目前四川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年代较早、规模较大、出土遗物较丰富的一座墓葬,它体现了多种文化因素,对于研究巴蜀文化与其相邻文化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一墓葬出土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已发表不少文章,着重探讨了它与楚文化的关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对新墓是一座“比较典型的楚文化墓葬”这一观点,未敢苟同,并试作以下论述,以求教正。     

从昭通巴蜀土坑墓看巴人南迁

从昭通巴蜀土坑墓看巴人南迁丁长芬有关巴蜀文化遗存,近年来在四）１１全境均有发现。此外,１９７８年贵州省博物馆在威。宁县发掘的六座西汉早。中期墓葬中,也出土了“巴蜀式”铜剑①。而在云南昭通水富县发掘的巴蜀墓葬,在云南尚属首次。１９８９年５月,昭通地区文...     

巴蜀墓葬的分区与分期初论

在四川盆地发现的战国─-秦代墓葬中,有两类墓葬：第一类是以楚文化或秦文化因素为主的墓葬,"其族属当是秦通过强制手段向巴蜀地区的移民"①;第二类是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的本地居民的墓葬。本文所讨论的巴蜀墓葬就是指第二类墓葬。有关这一阶段的巴蜀墓葬材料有以下几个特点：（1）材料较为零散,成片的墓区发现不多;（2）有些墓葬非科学发掘出土,共存关系不清;（3）许多墓葬中的陶器保存较差,资料不够完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研究始终无法深人,就连基本的年代分期也不够清楚。值得庆幸的是,近来发表了一些新的材料,其中什邓②和…     

安徽马鞍山地区吴墓的文化因素辨析

马鞍山地区所发现吴墓墓葬规模大、等级高,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全面分析该地区吴墓基础上,并从墓葬形制和随葬青瓷器两个方面将其与古武昌地区和建业地区的吴墓材料进行对比后,可以总结出马鞍山地区吴墓所体现的文化面貌,即汉代文化因素、古武昌文化因素、建业文化因素在该地区相互交织。马鞍山地区的吴墓墓葬形制既有对汉代制度的坚持又有对古武昌地区新兴丧葬文化的引入,随葬青瓷则体现了其同时受到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影响。     

宣汉罗家坝遗址M33的年代与墓主社会地位

宣汉罗家坝M33是一座典型的巴蜀文化墓葬,该墓包含了楚文化、中原文化、燕齐文化等多种外来文化铜器。在讨论了中赵甫墓、大黑汀M1、相家庄M6、辛店M2等相关典型墓葬年代的基础上,指出诸外来铜器年代最早者可到春秋晚期,最晚者为战国中期早段。在此基础上,结合巴蜀文化铜器和陶器的演变情况,可知该墓年代以战国中期早段(前395~前356年)为宜。从墓葬形制与规模、外来青铜器和土著青铜器的数量情况来看,墓主应为高级贵族。     

乐山汉崖墓石刻画像概述

墓葬结构是葬俗的物质表现之一,而墓中时壁画更直接反映了当时当地人的文化面貌。汉代画像石墓在东南地区的苏北鲁南发现颇多,本文所述四川乐山地区汉崖墓石刻画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比较:东南地区汉墓石刻画像和巴蜀地区的有哪些异同?     

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论四川盆地的秦人墓

从秦国中心的关中平原向南翻越秦岭,穿过汉中盆地,即达广袤、富庶的四川盆地。四川盆地,群山环绕,四面高大的山脉将盆地与周围地区分隔开来,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单元。切开盆地北缘的嘉陵江将四川盆地与关中平原连接了起来,形成中国西部地区南北向一条重要的文化通道和文化走廊(图一)。根据考古发现,在四川盆地西部传统意义上的蜀文化分布区域内出土的多处秦文化墓葬,它们的族属应是秦人墓。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巴蜀之地正式归入秦国版图,时大约在战国中期。随后秦国即大量向蜀地移民。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山…     

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分析——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二

马鞍山地区发现的东晋“建元二年”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发掘简报认为是前后室砖墓。结合该地区吴晋墓葬的发展,认为其形制为主室附加侧室,并将其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全面考虑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平面形制近方形晋墓的时空发展,探讨两晋社会变迁对墓葬文化因素的影响。     

黔北宋墓反映的丧葬心理与习俗

黔北一带发现的家墓较多,尽管各墓大小不一,但它们反映出的文化特征是一致的。从墓葬体现的整个文化内涵来看,与我省其它地区发现的宋代民族墓完全不同,而与四J;D地区的宋墓具有较多的相同特征,因而有学者将两地的宋墓合称为‘＊1贵类型宋墓”①。黔北宋墓,虽然大都遭到严重盗扰,墓中随葬品多已不存,一些墓葬的墓室结构亦受到严重破坏,但从墓葬建筑特点,室壁雕刻题材和残留的随葬物等联系四川地区的家墓资料考察,便可看到当时的一些丧葬心理与习俗,而这些心理与习俗又构成人们生前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因而对其进行探讨是必要…     

试论四川地区战国墓中的青铜工具

四川地区战国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是巴蜀风格的容器与兵器。此外 ,在这些墓葬中普遍随葬青铜工具的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四川地区的战国墓葬中一般均有青铜工具出土。 (详见表一 ) ① 即使不出青铜工具 ,也会出土一些铁质工具。如大邑五龙乡土坑墓就出土有铁斧、铁环首刀等 ② 。四川地区战国墓中出土的青铜工具 ,不仅数量多、分布广 ,而且种类丰富。现根据已有资料 ,对战国时期四川地区青铜工具的型式演变、年代分期、功用及相关问题谈一点初步认识 ,以求正于各位同仁。一、青铜工具的型式四川地区的战国墓中出土的青铜工具主要…     

试论什邡城关墓地的分期与年代

什邡城关先后共发掘出了98座古代墓葬,均为坚穴土坑墓,分为船棺墓、木椁墓、木板墓和无葬具墓四类;其中89座墓葬出土随葬器物1096件,包括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等。根据出土器物的比较研究,可将其中82座墓分为六期十段,年代上限到春秋时期,下限为公元前1世纪中下叶,即西汉前期。反映了巴蜀文化与秦汉文化此消彼长的过程。     

川西南大石墓与巴蜀文化之比较

川西南大石墓的调查与清理,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西南考古的一大收获,它对于我国古代西南民族史的研究——特别是东汉前的“邛都文化”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这种墓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族属上,相反对于它与周围大体同时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诸如:与巴蜀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等文化的关系),却很少论及。笔者下面将讨论大石墓与巴蜀文化之比较。提出大石墓与巴蜀文化的关系问题,最早可追溯到本世纪40年代,当时就有学者把在冕宁城南三分屯首次发现的大石墓列入     

巴蜀文化栅栏形符号考察

栅栏形符号("■")在巴蜀文化中的使用时间是在战国中期延至秦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这一时段内;栅栏形符号主要发现于巴人的墓葬中,可能主要是巴人所使用的一种符号;"■"形成常见的组合关系;栅栏形符号比较集中的出现于峡江地区的冬笋坝墓地与小田溪墓地,其所出墓葬的等级说明墓主在墓地内处于社会阶层的上层。     

北魏平城时代平城墓葬的文化转型

正目次一沙岭壁画墓、尉迟定州墓、梁拔胡墓与平城时代前期墓葬的文化特征二宋绍祖墓与平城时代后期墓葬的文化特征三平城地区前、后双主室墓的出现及其政治背景四平城墓葬文化转型的动力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始于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止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这九十七年间,有学者称为"平城时代"~([1])。由于建都,平城从边郡之地发展成中国北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批移民迁入,大量财富汇聚,自魏晋以来文化荒芜的面貌得到彻底改观,为北朝晚期文化走出低谷、迎来隋唐盛世文     

北齐娄睿和徐显秀墓出土文物的历史价值

娄睿墓和徐显秀墓均位于晋阳地区,而晋阳地区作为北齐时期的陪都和实际政治中心,在文化和艺术建设方面都代表着当时的顶尖水准,故分析晋阳地区墓葬文物和墓葬文化对了解北齐历史和社会格局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     

关于晋阳地区北齐墓葬出土镇墓俑年代分期的讨论

在晋阳地区出土墓葬中随葬镇墓俑风格虽然多种多样,但其主要可以分为镇墓武士俑和镇墓兽两种。本文通过研究北齐不同年代晋阳地区墓葬镇墓俑的一些共同特点与发展趋势,从中窥探出其发展规律,为我们鉴定其各个时期艺术风格提供依据,这也是研究其年代分期问题的主要目的所在。     

关于宣汉罗家坝巴墓发掘的几点看法

M33是一座等级比较高的墓葬,随葬品当中以巴蜀文化特征的器物为主,铜器有鍪、釜、尖底盒、戈、矛、剑、钺等,陶器代表性的有尖底盏、喇叭口罐等,其次是楚文化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鼎、敦、壶、缶、簠、甗等水陆攻战纹铜壶为中原风格的铜器.综合该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当为巴文化墓葬无疑.该墓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中的铜鍪风格为垂腹,与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中医学院、京川饭店等战国早期墓出土的形制相近,尖底盒多见于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钺为战国早期直腰式风格,战国中期以后的钺腰内束,陶器中的尖底盏小而腹浅,多出在战国早期的巴蜀墓葬中,到战国中期左右,豆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尖底盏,喇叭口罐与战国早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商业街船棺的同类器相近.从铜簠的形制看,为战国早期的特征,与当阳赵家湖楚墓第五期开始出现的陶簠相近,球形铜敦与当阳赵家湖第四期春秋晚期的铜敦比较接近,过去巴蜀墓葬中也有发现,如成都中医学院、金沙巷、新都马家大墓、绵竹船棺(M1)等,年代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铜缶与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出土的22号盥缶、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铜缶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缶形制相近,与淅川下寺春秋中期和新都马家战国中期大墓出土的缶有所区别,甗也近似于曾侯乙墓出土的甗,综合分析,将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比较合适.     

成都双元村154号大墓出土巴蜀文化印章研究

成都双元村M154大墓出土骨印背面并立两罍两钟或两罍的形象,是巴蜀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罍与钟的象形。罍与钟是是蜀人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象征。拥有钟、罍这二种蜀文化礼制核心器物并拥有祭祀权者,无疑是蜀文化社会中的上层权贵。印上的罍、钟的形象组合应该可以视作巴蜀印章上""与""符号组合的实物表现,双元村骨印可能处在巴蜀符号创制过程中由实物向符号过渡的阶段,在讨论巴蜀符号的生成与发展过程的课题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印章符号及墓葬器物组合等,本文认为双元村M154墓与马家大墓、成都商业街大墓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论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与归属——兼谈孙吴时期的不归葬

通过对墓葬要素的通盘考察和综合分析可知,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该墓的平面形制取法鄂城地区,随葬明器则多见江浙地区文化因素,故其丧葬文化兼具鄂城和江浙地区特色.马头墓墓主来自江浙一带,是对其丧葬文化特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江浙人士葬身都城以外的他乡之地,在孙吴时期并不鲜见,是孙吴不归葬的真实体现.孙吴不归葬的原因不止是"戎事军国异容"的时局,更在于统治者的强烈忧患意识.马头墓的年代调整为孙吴后,江西地区孙吴、西晋墓葬在模型明器之有无上的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江浙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反映了西晋一统后南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