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鲜为人知”到“渐入人心”:中共成立初期对“共产党”的宣介

20世纪初,转译自日本的"共产党"一词进入中国话语体系。但起初"共产党"一词在中国鲜为人知,普罗大众不知何为"共产党",何为"共产主义"。中共成立后,开启了对"共产"相关概念的大力宣介。面对不同群体,中共通过报刊论战、非文字宣传和艰苦的实践行动,将"共产党"的主义、理论和形象推而广之,"共产党"一词渐入人心。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赤化过激""共产公妻"等污名和谣言在底层民众中颇具"市场",北洋军阀和反共舆论亦将其作为攻击中共的"符咒"。即使是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党"一词也远没有达到"深入人心"程度,中共对"共产党"的宣传和自身形象的塑造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

<正>一、苏联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党内民主制度初步建立苏联共产党最早建立于1898年,这一年3月1日,在明斯克市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

湖北人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作出了比较多的贡献,被视为中共"一大"上的"湖北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应该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武汉地区的社会土壤中寻找。在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董必武、恽代英等探索着救国救民之路。媒体的发达与教育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为他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工商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结合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董必武、恽代英等都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征途。因此,湖北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创立的六个地区之一和重要发祥地,在"一大"上出现"湖北现象",不是偶然的。     

经济视域的在华俄侨

以往,研究者们经常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移民侵略政策或十月革命后俄国贵族的流亡来考察在华俄侨。抛开意识形态因素后不难发现:俄侨不只是"掠夺者"或"流亡者",他们也是"建设者"。他们对中国,尤其是聚居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和平建设时期,中苏(中俄)贸易中,俄侨及其后代的影响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刍论列宁对“民主的集中制”的典范践行

<正>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遵循第二国际原则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松散,小组习气浓厚。对此,列宁于1899年便提出了要用集中制改造和重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张,并在1902年《怎么办?》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新型建党理论。1905年,随着俄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俄国出现了有限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确立了更加平衡、全面、灵活和科学的"民主的集中制"组织原则。从这时起到列宁去世,"民主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众所周知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国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一句话:"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了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十月革命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本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     

爽爽的贵阳 避暑季的文化解读

爽爽的贵阳,有一种魂牵梦萦的牵挂;爽爽的贵阳,有万般千娇百媚的姿态。2006年5月30日,是值得贵阳市记住的日子。这一天,贵阳市荣获了"中国避暑之都"称号;这一天,贵阳这座城市拥有了第一张"国家名片",这还是中国城市中唯一拥有"中国避暑之都"称号的省会城市。这是一张独一无二的"国家城市名片"。从这一刻起,贵阳这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以气候资源为优势而一枝独秀,以格外的与众不同审视着市场,做好自身旅游品牌的定位和宣传;在巩固和利用贵阳已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自然之旅、文化之旅、魅力之旅、生态之旅等各种主题活动,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李大钊是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发起筹建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提条件。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正>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出版了若干"灰皮书",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内部发行)。普列汉诺夫在过了37年流亡生活之后,终于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从1917年3月31日到1918年5月,普的全部演讲、文     

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中国向何处去",近来又成为人们议论的题目。70年前以这个问题开篇的《新民主主义论》,又从人们尘封的记忆中被拿出来放进现实的议题。回想70年来的历史,不胜感慨。当年,我们许多人正在青年时期,曾经为这个理论激动,在它的号召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深感需要重新回顾有关的历史,对它和有关的文献再做一番解读。"新民主主义"的来历新民主主义的内涵,作为共产党的民主革命     

《里瓦几亚条约》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里瓦几亚条约》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清政府一改以往签约之情形:拒绝承认该条约,对签约全权大臣崇厚定"斩监候",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改定条约。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国势日蹙的形势下,仍然做出了上述决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对清政府外交的考量。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能持续发展,是先进思想理念和正确路线的指引、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领的结果。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举世瞩目的。经过30多年的努力,励精图治。把一个经济匮乏、生产落后、思想僵化、物质缺乏的中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综合国力增强,社会更加安定和谐,广大人民皆大欢喜,都交口称赞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     

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

中俄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俄国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俄国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因此,俄国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国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研究会),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有关部委及党政机构纷纷设立俄国史或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从历史学学士、俄国史硕士到俄国史博士的三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俄国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创立并连续出版,大量的俄国通史、中俄(中苏)关系史、专题著作、各类教科书、翻译著作(来自俄文、英法、法文、德文、波兰文等)出版,中国俄国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俄罗斯学”新学科正在建立过程中。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中谈到了"洪水说",即四千年前世界全陷于洪水之中,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中国的历史从夏禹开始;谈到了"地顶说",即昆仑为地顶,在洪水期间保留了人类的早期文明,昆仑有"四大金龙池",是额尔齐斯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的源头,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这些奇特的学说究竟有什么政治目的?本文认定,《康子内外篇·地势篇》涉及到"地顶说",但已发展成为"地势说",是康有为在戊戌之后的思想。本文说明,康有为弟子徐勤、刘桢麟、梁启超政论文中的"地运说",即人类文明从印度发生,向西传播到欧洲和美洲,将通过东西两条路线(俄国西伯利亚、美洲经日本)传到中国,才是"洪水说""地顶说"的最后结论。     

历史上的第二座“黄埔军校”——庐山军官训练团记

<正>庐山,千古名山。苏东坡曾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进入20世纪,葱茏俊秀的庐山成为中国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联。在中国近代史上,庐山披挂着浓重的政治色彩。1926年11月26日,北伐胜利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庐山。10天后,国民党中央首次在庐山开会,研究"整理军事政治问题"。蒋介石从此便格外钟情于庐山。从1926年至1948年(抗战时期除外),蒋介石有15个年头在庐山常住,运作国民政府中枢机器,召开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会议。庐山成为国民政府"夏都"、"政治山",南京政府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青年群体的变迁

正青年是社会最活跃的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伴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形成了多样化、有特色的"青年群体",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青年群体有青年突击队、学雷锋青年、上山下乡知青、万元户青年、特区青年、     

樱桃红了 “大樱桃节暨乡村旅游节”在6月向游人招手

<正>中国樱桃之乡山海关已经连续三年举办大樱桃节了。正值2008北京奥运年,举办之地又是奥运协办城市,因此,今年的樱桃之节格外"红"。一红红在乡土游,第三届大樱桃节又名"乡村旅游节",趣味采摘很益智。     

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

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常运用一种"试点"的方法,即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摸索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成功的地方经验会被吸收到中央制定的政策中,继而在全国范围推而广之。这种被称为"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是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独特之处,通过这种中央和地方互动的方式,地方的创新精神被有机地融合到中央主导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提高了中国政府整体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中国这种独特的政策制定模式可称为"分级制政策试验"(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构成这一模式的核心部分是"试点"和"由点到面",这两种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反复实践确定下来的,并在吸收当时非共产党人士所进行的社会实验的经验基础上逐步完善成熟。探索这一历史根源,还原其发展过程,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独具特色的政策制定方式。     

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王德林

1932年2月8日,在吉林省延吉小城子崛起一支抗日武装,命名为"中国国民救国军",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就是王德林。王德林是山东沂水人,1875年生,原名王林,早年闯关东进入东北,烧过炭,种过地,修过路,经历过许多磨难。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辽东一带有位人称"刘单子"(刘永和)的血性汉子纠集一批弟兄拉起了抗俄的大旗。是时,王林正在北满俄国人开办的一家工厂做工人,眼见俄国人的马队闯进东北,烧杀抢掠,祸害百姓,王林义愤填膺,遂撺掇结义兄弟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