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     

在批判“四人帮”的日子里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们经历的运动实在太多了,如今,似应安安稳稳地向前走了。文革期间,虽然舆论控制、消息封锁极其严密,但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传得快,而且事后多能得到证实。1976年10月10日左右,中央尚未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便开始有人传说,王     

在武昌县文工团的日子里

武昌文工团成立于1950年1月4日．最初名为“武昌县农村文艺宣传队”,在组建会上更名为“武昌县农村文艺工作团”．简称“武昌文工团”。经招生考试正式录取28人．后来逐步发展到56人。1952年7月,成建制地参加“湖北省文工团（队）整编集训大队”,武昌文工团从成立到整编总共活动了950天,还不到三年时间。     

宋庆龄在上海的最后日子及其葬礼

李家炽,离休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他向我讲述了两桩有关宋庆龄鲜为人知的事情。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从事外事工作的倪天祚,深情追忆他与周总理接触的往事。周总理的工作餐、旧衣服,口号事件,风向问题……一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小细节,连同总理的谆谆教诲,永远镌刻在倪老的记忆里,亦让我们又一次折服于周总理无私无畏、德服天下的高尚品德,感动于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日子里（连载）

第三次采访邬吉成时,邬老将当年随卫江青的事一古脑儿讲了出来。随卫江青到海南1970年11月13日,原中央警局局长、中办主任汪东兴找我说：＂江青要去海南,由你陪同她去。＂我因对江青喜怒无常的性格很了解,于是对汪东兴说：＂我对海南岛情况不熟悉,恐怕跟不好。＂汪东兴说：＂海南岛那边有人接待,别的都不用你管,你就把安全工作搞好就行了。＂江青单独外出一次,就如同搬家一样,要带上一大堆东西：文件、书籍、办公用品、被褥、大便坐桶等,还有大量的摄影器材和十多部电影胶片,要用两部卡车运送。后来我陪江青外出时都是如此,若要是再带骑的马,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日子里（连载）

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开赴北平,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凯歌。共和国成立后,我继续留在中央搞警卫工作。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壮大,各国宾客来访量不断加大,前苏联专家来华工作者日渐增加,外宾保卫工作日渐繁重。当时中央没有专门的外宾保卫部门,全部外宾保卫工作均由当时的政治保卫队承担。     

在中央警卫团工作的日子里（连载）

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军区副司令的邬吉成同志,长期从事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曾亲自参与逮捕“四人帮”,是周恩来同志临终前最后要见的人。邬吉成2006年12月25日逝世,享年79岁。他非同寻常的经历引起我的兴趣,曾在他生前采访,现将其口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钱之光在武汉“八办”的日子里

2010年11月27日,是钱之光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钱之光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初期,他即在家乡浙江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经济工作等多方面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大战的最后日子里：一个英国战俘的经历 公元1946年4月14日——29日

我们集合,准备出发,但是由于空袭频繁,指挥官直到凌晨才下达出发的命令。俘虏营的大门最后一次为我们打开了,门外有一些当地的平民,大多数是妇女,在等着,请求我们把他们带走。有一个女人抱住了乔治·哈姆莱特的脖子,亲吻着他,求他把她带走。然而,我们谁也没有答应,大家列队离开了棚屋和铁丝网。就连那些与我们一道行进的看守也很高兴西去。由于他们害怕突进的俄国部队,因此他们希望落入英国人和美国人手里,这一点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