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清代科举“三探花”

“明清两代历504年，先后举行过进士考试201科，……，共取状元、榜眼、探花各201名。……按籍贯统计，山西省竟无一名状元。”看到上述文字，恐怕会让每一位山西人的头脑更加清醒!     

清代的“榨汁机”

榨汁机在中国古代称“榨床”,使用史可上溯到明代。南方地区主要用来榨甘蔗汁,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珍赏》中称其为“甘蔗床”。     

湖南博物院藏清代“凤凰花黼黻”考证研究

补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官员服饰的主要饰件,用以标明官员身份等级,佩戴于官员服饰的正后背及胸襟,运用织、绣、缂丝等工艺制作,分文官与武官补子。文官等级纹样为“禽”,武官纹样为“兽”。清代补服等级制度基本上沿用于明代,但是随着满洲贵族王朝的建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其在装饰纹样风格上有了不少变化,有着鲜明的清代补服特色。     

“炸龙” “炸”开龙人的心扉

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都以龙的传人自居,客家人承继了古汉族的传统,更把龙的文化演绎得有声有色。在闽西,有游大龙等习俗;在赣南,更有丰富多彩的竹竿龙等等;在粤东,丰顺的埔寨火龙,可谓精彩、火爆,吸引眼球,当年拍《客家女》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笔者还特地叮嘱务必拍上“火龙”,终如愿以偿。     

“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与会学者对清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满洲文化的特点、清代满洲与汉、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清代满洲文化与境外民族的交流,进行了深度探讨。会议议题还包括清代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满文文献、文学艺术等方面。     

清代举人“大挑”轶事

正一、举人大挑之缘起明清时期,举人作为科举正途出身,其地位和前途虽比不上进士,但远比秀才要优越宽广。举人可以考进士,可以考内阁中书,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再通过考试做官(《明史·选举志》云"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可以捐六部主事或候补道台,还可以出任地方书院的山长。在某些特定时期,举人还有直接选任部司推官或知县、同知的机会,比如在明代洪武初期(《明史·选举志》说天下初定,官多员缺,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崇祯后期(参《明史》卷二百七十四《雷縯柞传》)以及清顺治初年。     

清代那些穷凶极恶的“吃货”

中华美食固然是一朵奇葩,但是,有些美食的做法、吃法,却令人不忍闻睹,不妨让我们随着文字“穿越”到清代去看看那些另类又穷凶板恶的吃法。     

“天命”努尔哈赤的守护神

一道乍现的目光,飘满北斗七星的极光,都曾撩拨努尔哈赤“脆弱”的枭雄之心。明清鼎革之际,清太祖把萨满教天穹观念和汉族古老的天人感应学说相融合.     

浅谈清代旗人的“奢侈”与“贫困”

在清代旗人生计问题的研究讨论中,旗人自身的奢侈行为无疑被认为是造成旗人贫困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对旗人奢侈原因肤浅的讨论却很容易让我们把旗人奢侈现象简单归结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忽略清朝统治者针对旗人制定的政策对旗人奢侈习惯所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旗人奢侈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有助于对清代特殊政策对旗人影响的深入理解。     

清代民法语境中“业”的表达及其意义

在清代的民间契约中,“业”是用来表达财产权利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实际上被用来指称地权、田骨权、田皮权、永佃权、典权、股权、井权等一系列财产性权利,在观念上并不以对物的占有为核心,而以收益的权利为其基本内涵。与现代民法将财产权划分为物权和债权的体系相比较,业权似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清代的民间契约在业权交易中起着确认权利转移的作用,在交易之后则起着证明业权归属的作用。     

略论清代汉人的“满化”

清代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八旗汉军自编入旗籍始就不断满化,他们摒弃汉姓,改从满姓;习国语骑射;改从满俗。经过200多年的演变,这些汉人在民族心态和政治立场上已经心向满人,并自称满族。     

“黄牡丹状元黎遂球”的经典化——从清代学海堂课卷谈起

黄牡丹状元与黎遂球,在岭南文学史上,已经成了一组不可分割,相互注解的词语,更重要的,是这一名衔和人物背后所蕴含的文坛佳话,不仅成为岭南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一笔,更演化为岭南文学史上的经典。清代学海堂的文学教学大量地利用了岭南的文化资源,对于岭南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学典故、文学主题有着承继和总结的集大成作用,通过课题的命定、学子的答卷,不断强化、推进,进一步确立了这些文学史符号的经典化。     

从“清浪碑”刻看清代清水江木业“争江案”

明末清初,清水江下游所产之杉木,已成为远销省外的商品。为了争夺开设木行的权利,锦屏县的毛平、王寨、卦治三寨（内三江）和天柱县的坌处、清浪、三门塘三寨（外三江）展开了长迭二百多年的诉讼,即“争江案”。本文试图以“清浪碑”为主要材料,对“争江案”作简要述评,从一个侧面揭示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与乡村社会变化的关系以及黔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     

华夏共同祖先意识的萌生发展——以“祝融八姓”为中心

华夏共同祖先的确立，推动了华夏族的形成。春秋时期兴起的局部共同祖先意识，为华夏同源共祖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以“祝融八姓”为代表，出现了诸多尊奉共同祖先的族群、邦国。这些族群或邦国跨越地域和文化藩篱，形成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团体。共同祖先的酝酿，与春秋时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远祖、神化祖先的风尚有关。局部共祖的出现，开启了战国时期以黄帝为标识的华夏共同祖先形成的先河，是当时诸族大交往、大融汇的反映。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

清代修志活动的“加法”与“减法”,是指纂修者基于主观考虑而对方志类目和内容进行的筛选和取舍。“加法”表现为故意的夸张、粉饰或增量性的描述,“减法”则表现为有意贬抑、淡化甚至删除。造成如此“加”、“减”的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方志本身具有的教化功能;纂修者的主观偏好、认知程度;不同派别的纂修思想;社会变迁对修志活动的客观要求;政治因素的干预。     

清代前期“丁”的实质

历史学界关于清代前期“丁”的争论由来已久 ,不少学者认为“丁”代表 1 6岁至 60岁的成年男性。何炳棣根据明清两代户口调查制度的变迁 ,指出清代前期的“丁”是一个纳税单位 ,与人口无关。然而 ,直到今天 ,何炳棣的观点并未被所有学者所接受 ,有不少学者仍在不断重复前何炳棣时代“丁”的定义 ,并造成研究中的错误。何炳棣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 ,他的论证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根据省一级的而非县一级的零星数据 ,进一步证明清代前期的“丁”即纳税单位 ,与人口无关     

“清”出于蓝——清代满族服饰的蓝色情结及染蓝方法

一、前言清代满族发迹于中国东北,经济比较落后。建立政权之初,服装面料基本以毛皮和毛青布为主,华丽的丝织品比较少见,通常是靠赏赐或交易获得。满族入关后,采用了很多明代旧制,但服饰制度是比较特殊的一例。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等级森严,根据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阴阳五行学说),颜色具有象征性。大约从宋开始,正黄色为皇室专用。     

清代“三礼”学复兴的原因

"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之学在清初兴起,后大盛于乾嘉。本文认为清代"三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影响。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

清康乾年间,漕粮与耗羡蠲免以及蠲免政策、制度更趋完善。当时虽有"漕粮例不蠲缓"之说,但漕粮的蠲免有因灾蠲免、逋欠蠲免、缓征、普免等几种类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例。"耗羡归公"以后,耗羡的蠲免也被提上日程。至于蠲免佃户之租,康熙年间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灾蠲"而言,乾隆即位以后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恩蠲"而言,因蠲免事例不同,导致了蠲免佃户之租的差异。同时,在康乾时期,蠲免分数的变动、勘灾的规定及违例处分、报灾期限的规定及违例处分、蠲免钱粮与由单刊发的结合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从沈从文对“历代古人像赞”研究引发的启示——以明清祭祖容像为例

近几十年来,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已获得学界的关注,其中服饰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容像服饰作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论题,涉及礼仪、政治、宗教、艺术、民俗等诸多方面内容。以往学界对明清祭祖容像的研究关注较少,目前的研究还属于最初的开始阶段,许多学术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以沈从文《〈历代古人像赞〉试探》为理论基点,利用“二重证据法”对明清祭祖容像服饰研究中的问题展开剖析和论述,以探究明清祭祖容像服饰的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