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官书》作者、取材考

《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天文学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天文学史文献.关于《天官书》的作者和取材,清代以来多有争论:一是认为现存《天官书》乃后人“妄入”,非司马迁原作,此说以近人崔适为代表.二是认为《天官书》“抄袭”《甘石星经》而成,非司马迁自创,此说以清人钱大昕为代表.我们认为,现存《天官书》出自司马迁手笔.其取材于《甘石星经》等当时的天文学典籍,是司马迁对西汉以前天文学成就高度总结的创作.     

《文选》五臣音特殊音切与《文选》解读

《选)五臣音切中有数十条音切是与五臣音声韵系统不相吻合的,这类特殊音切不宜用于五臣音系统的系联,但对于《选)的解读却很有参考价值。本即选取其中数条予以分析、考辩,以望能对《选)的解读提供一点启示。     

《史记·越世家》中的范蠡

本文认为《史记·越世家》中的范蠡,可以作为《史记·货殖列传》的补充,《越世家》中的范蠡,关注的是政治,但又能从政治到经济。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治的成分,通过经济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关于《史记·将相表》的倒书

《史记·将相表》之倒书 ,是《史记》研究中存疑较多的的一个部分。本文在全面评述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从表格形式 ,笔削微义入手 ,通过对御史大夫、太尉、丞相三者之间微妙关系的揭示 ,进而探讨君权与三公权力之间的斗争。认为《将相表》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 ,太史公以倒书的《将相表》揭示了皇权在与三公权力斗争中不断加强的轨迹     

读《史记》、《漠书》札记七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七例,以娱同好。分别题为：《史记》关於蒙恬北逐匈奴年代质疑、《史记·秦始皇本纪》“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毒”句句读试析、“刚武侯”诸家注辨疑、吕后之兄吕泽为周吕侯而非建成侯说、《汉书·郦商传》“六月余”句辨疑、越骑校尉所领非越人辨析、《汉书·酷吏·田广明传》颜注之一误。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通过研读《史记·货殖列传》,笔者认为司马迁写作该文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树立一种货殖观念,让人们重视货殖。为此目的,司马迁重点阐述了货殖对于富国富家的意义,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如何能够通过货殖而致富。     

法藏敦煌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重文研究——敦煌本与《索隐》本、景祐本《史记》传承关系考略

敦煌初唐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复之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敦煌本此卷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祐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     

《史记》与炎黄子孙

司马迁《史记》本纪以炎黄开篇。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文革”时什么都不祭祀了,还是要偶尔提及炎黄,因为炎黄算是中国文化的底线,把炎黄掀翻了,“中国人”也就不存在了。显然,“炎黄子孙”之称谓反映了中国人对权力的服膺。炎帝黄帝彪炳史册,都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正因为他们权重,后人才把一切光环都投射到他们身上,把一切发明创造也都附会到他们身上——炎帝(有炎帝即神农氏之说)尝百草,几乎发明了一切当时最需要的技术。     

台湾藏陈八郎本《昭明文选》五臣音注声类考

陈八郎本《文选》是今全帙、仅存的两种五臣单注本之一,其语音材料之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反切系联法,辅之以反切比较法,整理考证出五臣音注声类为三十五类。声类系统的特点如下:唇音的轻重唇音尚未分化,处于混切状态;舌音开始分化为舌头音和舌上音,但两组音中有少量混切;娘、泥两母合流,来母独立;齿音中的精、庄、章三组声纽各自分立,并且分化业已完成;从、邪两纽虽偶有混切,仍可视为独立的两类;日、泥两类分立已经完成;船类独立性较差,常与禅类混切,故船、禅两类合流;喉音里云(喻三)、匣两纽和云(喻三)、以(喻四)两纽各自分立。据此可以推知,陈八郎本《文选》音注反映的是唐代士人阶层传承的读书音系统。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

以司马迁自撰为前提来解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存在着诸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作为尊称的“太史公”在同一篇中兼指司马谈父子二人?司马迂前文声言《史记》为“述”而非“作”,为什么后文小序解题却皆言“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一句,目前流行的几种点断皆难圆通; “拾遗补艺”之语,亦与司马迁写作宗旨极不协调;此外,前后文亦有相互重复之处.本文从上述诸问题质疑入手,结合桓谭《新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所载东方朔、杨恽与《史记》的关系,指出:自篇首至“诸神受纪”,为司马迁自叙家世生平及著书缘由宗旨,其后为东方朔“平定”之文,自称代为书写《序略》.其内容包括评介司马迁生平及著书宗旨、体例构思,排列各篇顺序并作解题.篇末所缀一句,当为杨恽所增.若此,则上述诸疑皆可冰释.     

“诸布”考（上）

汉代雍地诸小规模祠祀,疑问颇多,尤以“诸布”所指最为令人费解。据《史记．封禅书》：“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     

《孔家坡汉简·日书》释读订补

在认真查核图版的基础上,订补了《孔家坡汉简·日书》整理报告的释文问题25处,归为20条论述。这些问题主要是文字隶定错误,一部分是原简字迹清楚而误释,一部分是原简为残字而未能正确释读。另外,还有衍释、误注标题、未识原简抄写错误、标点错误,等等。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史学三书对《史记》的评论

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书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都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其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或正确、或错误,或偏颇。刘、章两人还对《史记》创设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     

凌稚隆《史记评林》探析

凌稚隆是明代万历时贡生,嗜好<史记>,他汇集万历四年以前历代研究<史记>的优秀成果,撰成<史记评林>.此书并非明代的一些摘抄、评点本可比,它不仅收录了历代研究<史记>的精华,且其间亦渗透着凌氏的真知灼见.此书为后世研究<史记>在内容、体例和版本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不能因其名为<评林>,就否定凌稚隆研究<史记>的成就以及<史记评林>的史学价值.     

日本高山寺藏裴注《史记·殷本纪》文本源流考

日本高山寺所藏裴注《史记.殷本纪》的文本情况较为复杂。本文考证:此卷钞写于五代时期,而钞者所据底本则是初唐以前的《史记》夹注本,它具有早期《史记》夹注本与五代钞本的双重特征。考察高山寺本《殷本纪》文本源流,发现唐、宋两个关键性的《史记》传本——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和北宋景本与高山寺本既是一脉相承,又有所变易。高山寺本《殷本纪》不仅为《史记》校勘提供了宝贵的古本资料,而且为我们了解宋人校《史》的某些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史记》与兵书、兵法

《史记》与兵法关系密切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 )创设《兵书》体例 ,总结兵法思想 ;(二 )以兵法为史料 ,为兵家立传 ;(三 )以兵法理论为指导描写战争 ;(四 )依据兵法原则评论战争得失和将领才能。     

《史记》与秦汉豪富

司马迁《史记》赞扬从事于农、牧、虞、工、商诸业是社会货物的生产经营致富者,予以充分肯定;批判官府与民争利,粗暴地掠夺民财,抑制损害豪富;讥刺汉武帝利用酷吏摧残豪富,酷吏以权谋私;称颂违法而仗义的游侠和豪侠。言为心声。司马迁《史记》“成一家之言”,思想倾向于豪富是其一个重要方面。     

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

对于《礼记·乐记》成书时代与作者的考察,过去多关注于史书记载及前人的评论,而未注意其版本材料的考察。通过比较史书记载的汉初《乐记》的版本及材料来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其作者及时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