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读后

作为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宗族和宗族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是一块值得耕耘的史学园地。王善军先生多年潜心于此,其《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和份量,探讨了有宋一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的历史真貌。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该书从整体上全面探讨了宋代的宗族和宗族制度,既具系统性,又具贯通性。这是此前所未有的。全书分为引言、绪篇、上篇、下篇和终篇五部分。引言将先秦至明清的宗族和宗族制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逐一论述了每一阶段的概况。这样就将宋代宗…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陈柯云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

山东青州邢氏原是务农的家族,在邢玠科举成功为官之后,转型为官宦之家,成为地方望族。从万历时的邢玠开始,到崇祯时的邢彤庭,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以往的宗族研究重视不够。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际上就是宗正。邢玠受到苏洵苏氏谱法以及睦族主张的影响较大,邢氏族谱着眼于睦族,收录大量宗族制度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晚明不仅再造宗族,也再造了族谱,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族与族谱的基本形式。     

宗族村落中姻亲关系的建立、维护与重组——以鲁东小姚格庄为个案

一、前言 非洲的世系理论（lineage theory）甫一出现,立即被汉学人类学家应用在中国亲属制度的研究上。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首先把对中国宗族制度的研究发展成了宗族范式,并构造出从宗族组织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弗氏的这一范式为后来的学者们提供了基本模式和出发点,后来学者不断追随他的研究,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文章对2009—2014年间有关明清时期宗族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综述,首先论述了综合研究,再依次介绍北方、长江中游、江南、闽粤不同地区宗族的研究。作者认为学者多采取地方史的研究策略,探讨不同区域的宗族,个案研究数量最大。已有的一些宗族理论得到验证并拓展或进入新的综合表述。明代中后期宗族研究迅速发展,对其原因的探讨也有新看法。"宗族建设"与"宗族组织化"的研究在增长,这是对于宗族制度研究的活化。作为地域性宗族,学者对宗族的自治性问题有着持续性关注,这与对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和社会治理的思考不无关系。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湖南乡村宗族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之变迁

大革命时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湖南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之一。湖南农民运动对湖南乡村宗族变迁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在农民运动这股排天巨浪的猛烈冲击下,虽然某些地方的宗族地主为维护本阶级利益极力维护宗族制度,利用宗族观念和宗族关系蛊惑族人对抗农民运动。但就大体而言,湖南乡村宗族趋于衰落。     

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

宋明以来宗族制度形成理论的探讨,似可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前一个时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封建社会形态视野下的近世宗族农村公社论、族权论、宗法思想论、土地关系制约论四论;在后一个时期,则从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对前一个时期的理论基础有所突破,主要反映在宗族民众化、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三化"、国家认同论、宗族乡约化以及对宗族形成原因的综合分析方面.把握近世宗族制的形成及其性质,将近世宗族与中世世家大族加以比较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在封建社会后期理论影响下的宗族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宋以前的宗族与社会具有身份性,是世家大族掌控社会;宋以后的社会具有非身份性,普通官僚与民众地位上升并拥有宗族.新的研究注意到中世世系重视女系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下对于中国中世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等理论,也值得借鉴.我们应当把宋以后宗族形成问题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关注宋明以来宗族的新与旧、南与北、官与民、国家与宗族、守旧与创新等问题,进一步充分占有资料,改进解读资料的方式,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各族皆有家神”——以湘潭阳塘龙王信仰与周氏宗族建构为中心

湖南湘潭阳塘的龙王信仰,作为周氏宗族的家神信仰,与宗族建构密切相关,其发展变化的背后具有深刻的地域社会文化脉络。龙王信仰在周氏族人记忆中是明初周氏始迁祖从江西带来的,由周氏族人轮流奉祀,是周氏宗族早期建构的重要文化符号。雍正初年,周氏宗族编修族谱、修建宗祠、举行祭祖仪式,宗族制度自此成为占有经济资源、展示历史渊源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晚清以降,周氏宗族通过经管老龙神庙愈益体现其在地域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龙王信仰对于地域宗族和社会结构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涵。     

明代勋爵承袭与勋臣宗族活动初探

明代公、侯、伯勋爵承袭遵照一套完整的勘验制度,以诰券、宗图为准,由五府、吏部执行。在这种制度的整肃下,勋贵家族组织在形式上向上古封建宗法礼制靠拢,部分族众的宗族意识不断提高,明皇朝的统治秩序与政权合理性亦借此彰显。但随着明代中后期勋臣家族生齿日繁,兼之勋爵袭封制度出现纰漏与畸变,勋贵子弟争袭爵位的现象频繁发生,宗族的秩序性受到冲击,勋臣宗族组织僵化复古,依附于国家强权而缺乏自我调节功能的特性暴露无遗。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韩国高丽大学史学科主任朴元教授对徽学的研究有鲜明的特色:把一个宗族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细密的探析,重构明清宗族社会的实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把握徽州宗族社会的整体特征,进而展现中国宗族制度变迁的场景,探讨中国宗族社会与明清社会变迁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16世纪以来,在中国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宗族制度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强化的内在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作者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徽州柳山方氏研究的论文,并最终结集出版《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这是海外第一部有关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徽…     

近30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以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例

农村宗族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发展衍变迄今已近30年。学界关于农村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从30年来皖中地区的一个山区村落——牌坊村的宗族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族复兴与衍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为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时期。从两个阶段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宗族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随着新的宗族组合形式——网络宗族的出现,宗族在现代化大潮中不会最终消解。     

楠溪江的血缘纽带

如果说中国文化有何独特之处的话,对宗族和家庭的重视或许正是其最重要的特征。楠溪江流域的村落,无一例外地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村落,也只有在宗族制度这一层面上,楠溪江流域的文化遗存,或许才能获得最为准确的界定。     

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洽性”研究——以明清时期苫山村落为中心

明清时期,东阿县苫山村落中的不同宗族组织不断加强宗族建设,通过宗族凝聚纽带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并进而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相对稳固的社区村落结构。在时空的脉络中,这种结构又通过共享的记忆、神话、价值等要素以及建立在宗族之上得到人们认同与遵守的伦理规范及制度,维护着村落的自洽性特质。这种特性的运行方式是合作与共赢,而非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公平。     

国民政府时期的两湖新族学与乡村宗族

国民政府时期,两湖地区的新族学实施近代教育,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新族学并不是单纯的国民教育机构,它与乡村望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也是一种宗族组织形式。新族学集合了城乡近代宗族精英,其中,新乡绅在新族学及其校董会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新族学及其校董会成为乡村宗族新的中心,宗族旧的祭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教育功能。新乡绅推动了宗族制度的改良,促进了乡村宗族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