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磊主皖与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

抗战前期,新桂系将领廖磊主政安徽。针对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存在的弊端,为适应战时环境需要和巩固新桂系统治,廖磊加强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通过优化组织设置、集中统一事权、整编乡镇保甲、加强干部训练、惩治贪污土劣等措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控制,强化了抗战动员能力,巩固了大别山抗日根据地。     

近代安徽水利事业述论

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传统社会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水利大省.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致使安徽水利事业步履艰难;频发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促使人们对水利问题的思考与关注,也迫使安徽人对淮河、长江及其它水利设施进行不同程度地治理.近代安徽水利建设与水旱灾害、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等关系密切,这些水利事业的兴办,对防止自然灾害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思考与研究

随着"十九大"精神的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工作方向逐渐向着基层延伸.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主导,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指数.笔者以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为出发点,阐述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以及有效策略,希望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

清代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县以下基层社会中的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本文通过考察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形态、依据、性质,探讨了里社、保甲制度演变的深层原因--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其中的位置及消长,揭示了原本对立统一的两方,如何在相互斗争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最终于基层社会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支配体系.     

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

1930年前后,一场浩浩荡荡的破除迷信运动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国民党基层组织纷纷以革命的名义发动了针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政治运动,继而导致各地社会的动荡,乃至酿成民变。然而在这个运动背后,却隐藏着国民党基层党政机关彼此对立的潜流,基层党政双方时常围绕意识形态、实际利益等要素而爆发对抗,接着又会在当地社会激发各式各样运动与反运动间激烈对抗的风潮。本文希望通过重建作为具体案例的高邮打城隍事件,来揭示民间信仰事件背后的深层政治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基层党政权力间的结构性冲突。     

试论十九世纪中期战乱之前安徽双重统治的格局

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家国同构＂。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三大系列基层社会组织纵横依赖、士绅官僚上下流动的双重统治格局。本文通过考察１９世纪中期战乱以前安徽上下层统治结构的相互依赖和双重统治结构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政权结构、统治秩序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标本。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组织的经济职能问题

经济剥削是秦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所要承担的主要职能,但不是唯一的经济职能.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经济职能,比如国家维护小农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经济措施,乡官里吏都是具体的执行者.乡里社会自身日益复杂的经济事务,基层吏员也有解决与处理的职责,从而构成了封建国家乡里组织设立的另一重要原因.以此为视角,对我们客观看待封建国家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不无益处,对我们全面理解乡里基层权力的结构与性质或许有些启示.     

人民法庭参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治理的功能定位及路径

"枫桥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下,不断延展出新时代的法治内涵和功能.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在基层运行的最小单位,在参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仍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和阻碍,如司法谦抑与社会治理主动性存在冲突、社会治理资源...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党组织的行动方向及建设策略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党与社会治理存在内生关系。这种关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体表现为,党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活动领导和参与社会治理。新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党的基层党组织做出相应调整,努力成为服务型党组织才能适应变革社会的发展,才能实现基层党建的战略推进和党的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     

影印敦煌遗书《大乘无量寿经》序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正当中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远离战火硝烟数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非常偶然地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弃的耳窟,其中装满了从公元4—11世纪的古代遗书与物。震惊世界的敦煌遗书由是出世。这个洞窟,后来编为第17窟,就是举世闻名的藏经洞。     

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史料与高句丽王系问题--兼评《朱蒙之死新探》

<汉书·王莽传>记载了王莽征高句丽兵伐胡而引发了新莽军队与高句丽之间的冲突.高句丽兵杀死辽西大尹田谭,严尤诱杀高句丽侯驺.学界对此段史料的理解不同.最新看法认为"高句丽侯驺"即是高句丽王邹牟--朱蒙.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并根据中外历史文献记载和好太王碑文列出6条理由,证明严尤所杀"高句丽侯驺"不是高句丽王,更不是邹牟、朱蒙.同时,以好太王碑文等考古资料与正史<高句丽传>史料证明<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王系是可信的.     

关于青花起源的思考

关于青花的起源,长期来一直有中国起源说和外来技术影响说两种意见。本文着重从低温釉陶生产技术源流和对青料的使用出发,论证了最早出现在巩县窑的唐青花瓷器,只是北魏以来低温釉陶生产技术在新条件下的新产物。认定唐青花的出现是外来绘画理论和绘画技术影响中国艺坛的结果。     

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

本文对商周青铜弓形器进行了分类研究,并探讨了其形制演变和空间分布。     

集安两座高句丽墓上的石碑为"通天柱"说

集安两座高句丽墓上发现的石碑,应是通往天国的通天柱.通天柱由远古的颛顼高阳氏族团兴起,它的发现说明了高句丽同颛顼高阳氏的密切联系,由此为高句丽起源于颛顼高阳氏族团找到了实物证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与经营

由政府直接经营的边区公营商业数量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在承担政府要求的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等方面起关键作用。各“机关商业”形式多样、经营灵活，在担负各机关、学校、部队物资和财政供给的任务中贡献极大。皖南事变之后，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虽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其经营方式、手段得以进一步丰富，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客观上为克服经济、财政困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再解读

本文对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神格及其原生形态问题,进行了再次讨论,认为它本质上属于鸮纹透雕玉器,是红山文化先民崇鸟礼俗的产物,它所代表的神格是鸟神.     

有关30年代中后期贵州禁烟运动的由来及其认识

贵州曾是旧中国的鸦片主产区和外销地,鸦片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十分恶劣,罄竹难书.30年代中后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贵州再次开展禁烟运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本文分析30年代中后期贵州禁烟运动的由来,认为禁烟运动的开发既寓有断绝黔省军阀的财源、消除割据势力的一面;也包含改造黔省、建设抗战后方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禁种、禁运和禁贩三个方面着手,介绍其措施的演变、作用,以及成败得失.最后,影响贵州禁政的某些因素.政治的原因是:1.地方势力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禁令推行较为顺利;2.民族地区种植现象不甚突出,缺乏有“组织“的反抗,解决偷种问题比较容易;3.推行禁种的步伐较为稳妥,对社会经济的触动力度不大.经济的原因是:1.避免与烟商争利,谋求其积极支持,消化存土,积累资金,投资新兴产业;2.积极实施作物替代,促进经济的发展,转移支付收入,弥补禁烟后遗留的缺口.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考

滥觞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长达十余年之久,且给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以巨大的冲击,把历代的农民起义推向了最高峰。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场农民运动尚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